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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骨科，用创造力战胜复杂的挑战”
临床专业辛苦而充实的5年已毕，邱勇以十分优异的成绩和表现，被分配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工作，成了一名普外科醫生。无影灯下，手术台上，“纷飞”的手术器械在全神贯注的医生手中，完成了打开人体、切除病灶的“使命”，让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外科医生一直是一种令人沉醉、有着无限魅力的职业。“每一次上台，都是一次挑战，向疾病和死亡发出挑战，也是向自己的手，自己的技术、知识，发出新的挑战。”邱主任笑着谈道，“可能热爱挑战是每一个外科医生的天性吧。”对于治病救人的热忱，对于疾病与自我的挑战，让邱主任不断精进学习、技能的同时，也渐渐明晰了未来的方向——“我要成为一名骨科医生！”
为什么是骨科？骨科手术，意味着更高的自由度、更大的创造性，也代表着更高的难度和更大的挑战性。“当时普外科的手术都非常成熟，手术范式也非常固定，毕竟内脏的情况变化没有那么大，何况普外科手术基本都要很长时间的改进和积淀，太模式化了。”而骨科手术则不然，人体可以摆出丰富的姿势，完成数百种运动，这背后便得益于进化赋予我们的极为灵活而复杂的运动系统，当这个系统出现了故障，“疾病的情况则真的会千变万化”。
骨科手术虽然也有许多经典的范式，但面对各有差异的患者，骨科医生必须用高度灵活的思维和丰富的经验去为每一位患者设计手术方案，用自己的知识、想象力、创造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形态各异的病变。
就这样，带着挑战自我的斗志，邱主任毅然放弃稳定的工作，再次报考苏州医学院，顺利考取骨科专业的研究生。1988年，邱主任从苏州医学院毕业，进入南京鼓楼医院工作。一年后，他又选择去法国继续深造，而这一待就是8年。在法国，邱主任主攻的便是脊柱侧弯矫形。
“要为那群‘被放弃’的患者做点事情”
在骨科的学习过程中，脊柱侧弯矫形这个领域引起了邱主任的注意。脊柱侧弯的发病率其实并不低，目前国内虽然缺少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但是其发病率人种差异很小，而我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按照国际统计的发病率来估算，我国的患者数量应该是世界第一，目前估计在300万。而如此多的患者，在当时那个年代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当时遇到不少的病例，也学习了很多知识，但那个时候，最残酷的现实就是这部分患者其实是‘被放弃’的。”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脊柱侧弯的手术量一直比较低，当时的手术技术并不先进，术后出现并发症乃至瘫痪的病例并不罕见，医生们总体对手术治疗脊柱侧弯持有保守的态度。同时，手术本身不菲的开销，加之很多患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疾病，患者的就诊意愿普遍不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当时我国的脊柱侧弯矫形总体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
“但是，当时在国外脊柱矫形技术已经有了新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新手术方式和新技术的运用。”邱主任说道，“当时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相当匮乏，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传不到国内来。”看到当时国外先进发达的脊柱矫形技术让很多患者得以顺利康复，一些严重到患有呼吸障碍、出现瘫痪的人，都能够在治疗后回归正常生活，重获新生，这让邱主任深受触动：“我们当时也看到国内很多患者，尤其是重症、晚期患者，有呼吸障碍甚至瘫痪，非常让人心痛。外国的患者可以充分享受到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而获得新生，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中国的患者不仅有资格，更是应当享受到现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医学成果！”邱主任下定决心，以脊柱矫形为方向，走出去，将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再带回来，立志让“被放弃”的患者重获新生。
前往法国求学的8年，邱主任一直在脊柱矫形领域学习、实践。1997年，邱主任回到国内，开始了脊柱外科的探索。像邱主任这样在法国高等学府、高级别医院已然有一席之地的“高材生”，选择回国的决定让他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惊奇。“毕竟那是1997年，国内经济相对落后一些，对外开放水平也不够高。很多留学生都千方百计留在国外，身边的同学也没几个回国的。”但回国，用国外最新的脊柱矫形技术来提高国内的脊柱矫形水平，救治本无法救治的患者，正是邱主任之所愿。
“感谢当时政府各级部门对归国学者的重视，为我们的学术和临床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南京鼓楼医院当时提供了诊疗环境、病房、手术室还有助手等，让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邱主任感慨道。据邱主任回忆，当时刚刚起步，医院条件也有限，最初的床位只有3张。后来慢慢发展到7张床、10张床……到了今天，邱主任带领的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已经是我国最大的脊柱矫形中心，有150张床位，团队医生数十人，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每年完成的手术近千例，在我国不到万例的脊柱矫形手术总数中贡献了1/10以上的数量。同时，这也是国际上手术量最大的单一医院的脊柱外科矫形中心。
邱主任团队对我国脊柱矫形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20年间，邱主任团队不仅用先进的手术技术和研究成果为患者解除病痛，更希望将技术传播开，让更多的患者获益。“我们大约培养了3000名脊柱侧弯手术外科医生，我们敢说，全国知名的能完成脊柱矫形的医院中的脊柱外科医生，大部分都是我们培养的，或是曾在我们这里进修学习过的。”
“手术技术很先进，但不做手术才是理想”
脊柱是整个人体的承重轴，脊柱的中心是我们的中枢神经——脊髓，它在每一节脊柱之间都分出了复杂的神经束延伸至人体，在脊柱附近动刀的风险可想而知。如果稍有偏差，损伤了神经，轻则导致神经功能丧失，重则导致瘫痪，患者连基本的排尿、排便都无法自主完成。20多年来，在邱主任团队的努力下，脊柱矫形手术早已从一个风险巨大的挑战变成了风险很小的常规手术。“一方面是现在的手术技巧、术式已经非常过关了，另一方面得益于材料学、人体工程学等多个基础研究的进展。手术器械、材料的进步非常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来开展手术，风险也就更低了。”邱主任表示，20年以前这个手术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瘫痪这种灾难性的并发症时有发生，而现在的手术中几乎看不到了。 至于神经保护，已经在脊柱外科广泛应用的神经监护技术可以为患者提供最大的保护。“如果手术中出现了一些神经方面的变化，如损伤、碰撞，设备就会对手术医生发出警报，这使得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在南京鼓楼医院的脊柱矫形中心，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常年保持在1%以下，这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超一流的水准。
“我们接诊最多的还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患者，另一个大的就诊群体就是老年人，他们多数是退变性脊柱侧弯患者。目前，从我们手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年龄上限，对部分呼吸衰竭、双下肢瘫痪的终末期患者，我们也可以提供治疗。”邱主任告诉我们，我国脊柱侧弯患者的群体与国外有一个鲜明的区别——中老年患者明显较多，这部分患者的病情发展时间长，治疗也相对困难。“可能国外早些年在早期诊治方面做得比较好，大部分患者年轻时就接受治疗了，因此国外中老年的复杂重症患者基本见不到。”
原本，在这些曾经“被放弃”的患者中，有很多人处于自我放弃状态，觉得上了年纪，就这么得过且过吧，也不愿再折腾接受治疗，或是心疼手术开销，就诊意愿并不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参加老年活动和社交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不仅如此，国家医保创造的条件，让很多患者开始期望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弯曲”能够得到解决。邱主任团队不断优化手术模式，降低手术风险，更创造性地提出了适用于重症复杂患者的“中国方案”，让很多中老年重症患者都有了治愈的希望。
“我们针对中国这种特殊的疾病情况，也探索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案，比如手术前牵引、术前使用呼吸机等，这让没有手术条件的患者能够在治疗后具备手术条件，然后接受手术，从而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邱主任告诉我们，高龄患者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不可避免地会高一些，但也是可控的，手术的上限取决于患者的机体状况和对生活的要求，或是手术意愿。如果经评估手术收益大于风险，建议中老年患者还是要积极接受治疗。
得益于先进、牢固的金属内固定等耗材，手术的恢复时间已经大大缩短，大部分患者能够做到术后正常走路出院。这样学龄期的患者基本不需要休学，对学习的影响就比较小。成年患者的恢复期缩短，也能够让他们更快地恢复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总的来说，一般目前术后2～3周即可出院，基本的活动能力能够恢复正常。”
邱主任感叹道：“如果患了病最后需要进行手术，也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是十分成熟的，技术也是过关的;疗效是肯定的，并發症的概率和风险也是很低的。但仍然要强调，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再去手术。医生让你做手术的时候，要理性、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认真考虑医学意见，切不可感情用事，因朴素的观念而抗拒科学的治疗。”
“支具治疗是患者唯一免于手术的机会”
手术，是外科医生的“主业”，也是外科医生战胜疾病的看家武器，但是邱主任从不认为手术就是脊柱矫形的全部。“我国医院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外科管手术，不做手术那就去别的科室，这使得大部分外科医生本能地对非手术治疗技术不感兴趣。而我总觉得，只是让患者开刀并不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全部。”邱主任经常说，外科医生会开这个刀，不意味着就会治疗这个病，因为除了开刀以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的非手术治疗方案。在脊柱矫形方面，非手术治疗方案就是保守治疗和使用支具。通过恰当的保守治疗，邱主任认为有72%～75%的患者是可以免于手术的。“如果真的能够不做手术就把所有患者治好，这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邱主任告诉我们，支具治疗是一种必须在专家指导下规范化进行的保守治疗。如果治疗得当，3/4的患者可以免于手术。“临床手术要规范化，我们从接诊评估患者、收治患者，再到手术、术后管理、康复，有一整套科学的流程，而保守治疗更需要科学的规范。”邱主任着重强调，“目前以脊柱侧弯矫形保守治疗为名开展的治疗在各地有很多，但目前国内外医学界公认有效、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方法，只有使用矫形支具。只有在保证矫形支具治疗正常开展的前提下，才可以尝试体操、运动、推拿等治疗方法，才可能有助于改善肌肉的功能状态，但前提是正确使用矫形支具。”依据目前的国内外研究共识，可以说，所有脱离矫形支具的独立的保守治疗方案，目前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背后往往有着苛刻的条件。支具治疗的时间窗口非常窄，需要严格根据患者的生长发育阶段来制订方案，“对于女孩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月经前1年到月经后2年，也就是3年时间。月经后一年内一定就要开展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治疗效果就会差很多。如果是男孩，我们会根据其第二性征发育情况、身高改变、肌肉软组织发育程度等，用一个科学的量表来综合判断这名孩童能够接受支具治疗的时间窗。”邱主任表示，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不是效果好坏的问题，而是确定无效。如果病情严重，那只能接受手术。如果不严重，也只能接受现实。这无疑是很残酷的。三年的时间很快，无论对于家长还是孩子，如果让这个时间流逝掉，往往意味着为后续的治疗增加了更大的风险。
邱主任团队近年来也花了很多精力，大力推广非手术治疗方案，尽管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但邱主任仍然觉得：“治疗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开刀治好患者，‘不药而愈’真的是患者的幸福。”
（编辑 王岽、车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