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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第九次文代会和第八次作代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战线“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国之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求”。会议期间，在与会的文学艺术家代表的发言文章里面，这样的表述更为密集。这样的观点与要求，我完全赞同，但同时也颇为困惑。那就是在文艺产业化改革当中，如何让获得多样化生存形态的公职及个体文艺工作者们，在既需要心智高尚、人格独立、潜心创作，又要考虑让自己的作品与利益挂钩、涉足市场谋取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既能确保经济收入丰厚，又能自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坚守道德自律的底线?
《中国艺术报》不久前曾刊发过一篇《从艺者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文章，针对京城一位名嘴因对先烈英雄以贬损调侃的口吻进行误读而遭网友炮轰的事例，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确保道德自律”。这让我想起网络上因“胡倒戈”的恶搞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而诱发的对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的恶搞现象，诸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
我注意到，前文所指的“名嘴”是一个体制外的个体文艺从业者，而那些并非实名真姓的网络文图制作者与发言者，更难以受到有效的舆论和法律监督。我们可以像前文的作者陆尚那样著文批评和诚恳要求，但是在这个价值观念面临重塑、经济效益主导社会生活的现实文艺生态环境中，在我们不能给予所有文艺从业者必需的生存保障与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凭什么要求他们必须认同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做到道德自律呢?我还注意到，在文艺团体通过产业化改革走向市场的实践当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容回避的实际问题。以我亲历的经验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丧失经济保障后的文艺单位的从业者，第一要务便是想方设法赚到存活的钱，坚持什么坚守什么，真的是勉为其难。比如基层文学期刊《河东文学》在曾经的断粮自养期间，因为受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现和培育文学新人、壮大本地文学队伍的公益性工作性质局限，只好选择通过报告文学化缘的办法艰难维持。但谁给钱就只能写谁好的广告性文字，严重侵蚀了刊物的文学品质，很快就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或許有人会说，办不下去就停掉，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物质产品无疑可以这样，但作为精神食粮的文艺产品的创作与提供，恐怕不能简单地一停了之。不同地域的人们，需要属于他们的地方文艺作品形式来丰富各自的文化生活。我不敢想象只有一些国家级别的文艺报刊和演绎团体存在的景象如何展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也无法想象基层有使命感的文艺工作团队都被只图谋利的私营群体所取代，甚至滑落到像东北二人转那样，在休闲娱乐场所根据客人的需要竭尽全力奉献庸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荤段子的下作地步。
新中国把被旧时代视为“下九流”的卖艺者提升到文艺工作者的高尚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伟大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的一个坚实根基。所以，任何文艺改革，都不能以否定这一历史进步，让艺人们再退回到为了谋生而市侩的卑贱境地为代价。
再说说艺术之母——文学生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坚持创作内容健康、艺术上乘的优秀作品，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同时也有背离正确价值观与道德自律的商业炒作与充满欺哄的兜售，尤其是以
“80后”为招牌的中学生写作的爆炒，打着尊重市场规律的幌子，无所不用其极。在利益驱动下，出版社和作者在商业掮客的撮合下狼狈为奸，只为牟取暴利，才不管所包装兜售的东西健康与否，会给文化市场制造多少残次品乃至垃圾。不管是炒颓废如《废都》，炒叛逆如《三重门》，还是炒下半身的那些下作文字，试问到现在为止，还有几本能让读者喜欢如昨?我注意到，这其中的许多写作者与那些领取作协工资的知名作家不同，是自诩为靠码字谋生的个体
“文化从业者”，似乎这样的身份就是他们可以用文学自娱，甚至推卸文学艺术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不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自律的理由。
如上所列举的文艺界的生存现象至少能够说明，文艺工作者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自律，不是空泛的口号和美好的期许就能够做到的，需要在具体的生存与工作条件等层面给出合乎情理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如果党和政府既能重视文艺工作者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不可或缺，给予他们必需的生活、工作保障，又能确保他们自由表达的空间，我相信当下一些“艺人”为了谋生存、谋暴利而置道德精神于不顾，靠色相、绯闻、叫骂等搏出位，用不负责任的炒作推销文化垃圾等败坏文艺形象、污染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自会绝迹。
关于创作与产业化的问题，我以为应该把两者区分开，让创作者以签约的责任形式，心无旁骛地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然后由产业运作团队把作品包装成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给民众提供既丰富多样又质量上乘，还能够引导、提升民众欣赏品位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们才可能解除后顾之忧，拒绝金钱诱惑，道德自律，做到李长春要求的那样，“顺应人民期待，主动到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推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富有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
面对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还用得着担心他们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道德自律、能不能德艺双馨吗?这样的结果，才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产业化改革所期待达到的理想景象。
《中国艺术报》不久前曾刊发过一篇《从艺者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文章，针对京城一位名嘴因对先烈英雄以贬损调侃的口吻进行误读而遭网友炮轰的事例，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观，确保道德自律”。这让我想起网络上因“胡倒戈”的恶搞片《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参赛记》而诱发的对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的恶搞现象，诸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
我注意到，前文所指的“名嘴”是一个体制外的个体文艺从业者，而那些并非实名真姓的网络文图制作者与发言者，更难以受到有效的舆论和法律监督。我们可以像前文的作者陆尚那样著文批评和诚恳要求，但是在这个价值观念面临重塑、经济效益主导社会生活的现实文艺生态环境中，在我们不能给予所有文艺从业者必需的生存保障与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凭什么要求他们必须认同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做到道德自律呢?我还注意到，在文艺团体通过产业化改革走向市场的实践当中所存在的一些不容回避的实际问题。以我亲历的经验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丧失经济保障后的文艺单位的从业者，第一要务便是想方设法赚到存活的钱，坚持什么坚守什么，真的是勉为其难。比如基层文学期刊《河东文学》在曾经的断粮自养期间，因为受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现和培育文学新人、壮大本地文学队伍的公益性工作性质局限，只好选择通过报告文学化缘的办法艰难维持。但谁给钱就只能写谁好的广告性文字，严重侵蚀了刊物的文学品质，很快就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
或許有人会说，办不下去就停掉，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物质产品无疑可以这样，但作为精神食粮的文艺产品的创作与提供，恐怕不能简单地一停了之。不同地域的人们，需要属于他们的地方文艺作品形式来丰富各自的文化生活。我不敢想象只有一些国家级别的文艺报刊和演绎团体存在的景象如何展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也无法想象基层有使命感的文艺工作团队都被只图谋利的私营群体所取代，甚至滑落到像东北二人转那样，在休闲娱乐场所根据客人的需要竭尽全力奉献庸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荤段子的下作地步。
新中国把被旧时代视为“下九流”的卖艺者提升到文艺工作者的高尚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伟大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的一个坚实根基。所以，任何文艺改革，都不能以否定这一历史进步，让艺人们再退回到为了谋生而市侩的卑贱境地为代价。
再说说艺术之母——文学生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坚持创作内容健康、艺术上乘的优秀作品，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同时也有背离正确价值观与道德自律的商业炒作与充满欺哄的兜售，尤其是以
“80后”为招牌的中学生写作的爆炒，打着尊重市场规律的幌子，无所不用其极。在利益驱动下，出版社和作者在商业掮客的撮合下狼狈为奸，只为牟取暴利，才不管所包装兜售的东西健康与否，会给文化市场制造多少残次品乃至垃圾。不管是炒颓废如《废都》，炒叛逆如《三重门》，还是炒下半身的那些下作文字，试问到现在为止，还有几本能让读者喜欢如昨?我注意到，这其中的许多写作者与那些领取作协工资的知名作家不同，是自诩为靠码字谋生的个体
“文化从业者”，似乎这样的身份就是他们可以用文学自娱，甚至推卸文学艺术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不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自律的理由。
如上所列举的文艺界的生存现象至少能够说明，文艺工作者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自律，不是空泛的口号和美好的期许就能够做到的，需要在具体的生存与工作条件等层面给出合乎情理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如果党和政府既能重视文艺工作者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不可或缺，给予他们必需的生活、工作保障，又能确保他们自由表达的空间，我相信当下一些“艺人”为了谋生存、谋暴利而置道德精神于不顾，靠色相、绯闻、叫骂等搏出位，用不负责任的炒作推销文化垃圾等败坏文艺形象、污染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自会绝迹。
关于创作与产业化的问题，我以为应该把两者区分开，让创作者以签约的责任形式，心无旁骛地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然后由产业运作团队把作品包装成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给民众提供既丰富多样又质量上乘，还能够引导、提升民众欣赏品位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们才可能解除后顾之忧，拒绝金钱诱惑，道德自律，做到李长春要求的那样，“顺应人民期待，主动到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挖掘素材、提炼主题，推出更多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富有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
面对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还用得着担心他们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是不是道德自律、能不能德艺双馨吗?这样的结果，才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产业化改革所期待达到的理想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