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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最近不少地方的水价上涨,有人将之归结为外资水务企业的“逐利驱动”,甚至“阴谋论”之说也不鲜见。
事实果真如此吗?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两家外资水务企业之一的中法水务,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试水中国大陆水务市场。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因相关政策所限,他们前期的十多个合作项目,都是只负责水厂的管理,“处理后的水卖给中方,中方通过其管网供给客户”。
2002年,国家出台开放管网政策时,中法水务正在重庆谈合资项目。“自此,我们就开始提供管网和客户服务,后面谈的项目都是全方位的,和前面的模式完全不同。”
孙明华介绍说,中法水务目前在中国大陆的22个项目,都是以合资公司为平台,以前中外双方的股份比例多少不一,现在大多各半。
重庆项目是孙明华亲自参与谈判的。当时,重庆北部地区的建设刚刚起步,新区内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促成中法水务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的,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他的支持对这个项目谈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谈得很顺利,破了纪录,一般都得谈两三年,这个项目不到一年就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50年内,重庆的水务实施“划江而治”:长江和嘉陵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供水归合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中法”)负责,江南主城区供水,仍由重庆市水务集团负责。在合资公司中,中法水务占股60%,以现金入股;重庆水务占40%,以资产入股。
重庆中法通过扩建,已由最初20多万吨的日供水能力,达到今天的545万吨日产能,合资公司每年的供水量,以12～15%的速度递增。此外,今年初,重庆中法又开始在重庆新区筹建一个日产20万吨的新水厂。
孙明华介绍说,自2002年11月中法水务到重庆后,重庆水价一次都没有涨过,仍然是2.3元/立方米。
“我们的水价跟重庆水务集团一样,它涨价我就涨,它不涨我也不涨。当然,合同也有对水价的规定:如果重大成本上升了,我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水价的申请,但最后水价调还是不调,调到什么程度,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开听证会,最后还是要政府来定。”孙明华说。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希望涨水价,不过能不能涨,不是我说了算。”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重庆水务市场还有重庆水务集团,政府会考虑我们双方的意见,物价局除了到他们那里调研,也到我这里调研。”
天津8次涨水价,与威立雅无关
如今名声远播的威立雅,比中法水务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而在华项目比中法水务多。
威立雅备受瞩目,源自其参与各地水务市场竞标时屡屡报出的惊人高溢价。
仅以2007年为例:1月,报价17.1亿元,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协议;5月,以9.53亿元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新组建的给排水一体化项目49%的股权,报价超过标的约3倍;9月,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
外资不是活雷锋,高溢价收购,让人不免怀疑未来将以高水价抵偿。
对此,威立雅水务公司没有正面答复。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水价上涨的预期,高溢价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兰州供水系统很落后,漏失率高,对威立雅来讲,越落后机会越大。比如说漏失率40%,通过它的技术,变成20%,省下来的20%就变成了利润。
受兰州市国资委委托,大岳咨询公司参与了该市供水集团股权转让方案从制订到招商、谈判、协议签署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为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务项目提供过咨询服务。
该公司负责兰州项目的经理蔡建升对本刊记者说,威立雅看好兰州水务市场,是因为合资公司在兰州水务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空间。“未来30年,兰州市所有的供水都只有这一家,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另外,工商企业用水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的用水量来说起决定作用,这个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蔡建升介绍说,威立雅进入兰州当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就从50万吨提高到了70余万吨。
有媒体报道,自从威立雅1997年进入天津,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元,上涨了4倍。
天津自来水集团总经理刘天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天津的水价在全国是最高的。”天津水价的高企,是威立雅入股的结果吗?
在2007年9月参股天津市北水业之前,威立雅天津项目只是合作水厂,不包括管网。因为只做水厂卖水,肯定是按协议价出售的。“这种合作模式和我们现在这种全方位面对客户的合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后者,涨价是要经过物价局的。”
“威立雅以前在天津做的是污水厂,2008年才开始做自来水,份额也不大,涨8次价的是天津市国有供水企业,跟威立雅应该没有关系。”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涨水价,威立雅和中法水务的项目分别也不过20来个,占我国600个城市总水量的比重非常小。再说,北京、西安、沈阳、南京等城市的水务公司都没有外资背景,这些城市水价都在涨。很明显,涨价不是外资引起的。”金永祥这样认为。
自来水的成本是一团迷雾
金永祥认为,最近各地水价频频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很多城市水价未能上涨,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小了,调价的机会又来了;二是现在很多供水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设备无力维修,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来。
“当然,你可以质疑多出了钱未必一定能带来水质的改善,但这不是该不该涨价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水平到不到位的问题了。”金永祥说。
“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都是亏损的,中小城市的自来水公司60%以上亏损。亏损的原因需要分析。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损,我觉得不能涨价。所以,必须搞清楚自来水的成本。”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马勒思认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在马勒思看来,迷雾主要来自两大块建设支出是否计入水务成本,要明确说法:一是供水管网;二是上游水源地。
“自来水投资加上管网,政府投了八九十亿,这部分资产要不要增值?如果要增值,每年即使增值2%左右,老百姓也受不了。还有新建管网,投资非常大,一个新区,自来水投资至少二三十亿,靠收水费还不现实。但资本是有成本的,这部分谁来承担?上游水源地建设投资巨大,一个水库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政府是不是将其作为公益性事业,这部分投入算不算到自来水成本里去?”
马勒思主张,管网和水源地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的运营成本,才有意义。
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在以前政府负责投入的时候,业内公认的水务企业平均运行成本,大约在每立方米0.5～0.6元,但这还不是一个全成本的概念。除运行成本外,水务成本还应包括折旧、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内容。
“你可以统计下从2002年到2009年,电费涨了多少。”孙明华说,对重庆中法而言,电价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
与合资企业不同,蔡建升介绍,对国有企业而言,除了电费,人工费占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但这一块的问题又不是企业能够决定的,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包括相当一部分政策性就业。”
市场化不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
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全国各地推出大量项目,进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产业化、民营化。
市场化显然能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横行的弊端,但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供水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按马勒思的设想,“只要把成本搞清楚,不妨市场化,国企、外企、民企都可以竞争,谁经营得更有效、成本更低就给谁,市民享受的服务质量就会更高。”
但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件事或许值得注意:在威立雅掏出的竞购兰州供水集团股份的17.1亿元中,政府拿走了7亿,兰州威立雅只留下了10.1亿元。“那部分股份价值是3.5亿元,政府相当于投资翻番了。”
而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蔡建升认为,市场化以后,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投资、建设、经营主体转变为代表消费者对市场进行监管的主体。“当然,政府如果有财政支付能力,管网建设、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最好是由政府来承担。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些国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在商务部外资司服务业处处长吴宗弟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力不够,有点钱也会去投那种明显能创造GDP的项目,真正拿出钱投到水务上去的很少。”
“水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两点:其一,政府应该先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然后再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市场化一定不能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是国企经营还是市场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要担当起来的。各地的自来水成本都不一样,要搞清楚哪部分老百姓承担,哪部分政府承担。其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自来水,老百姓出‘一分钱’,水务企业就应该提供‘一分货’。”马勒思如此总结。
事实果真如此吗?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两家外资水务企业之一的中法水务,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试水中国大陆水务市场。
中法水务执行副总裁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因相关政策所限,他们前期的十多个合作项目,都是只负责水厂的管理,“处理后的水卖给中方,中方通过其管网供给客户”。
2002年,国家出台开放管网政策时,中法水务正在重庆谈合资项目。“自此,我们就开始提供管网和客户服务,后面谈的项目都是全方位的,和前面的模式完全不同。”
孙明华介绍说,中法水务目前在中国大陆的22个项目,都是以合资公司为平台,以前中外双方的股份比例多少不一,现在大多各半。
重庆项目是孙明华亲自参与谈判的。当时,重庆北部地区的建设刚刚起步,新区内连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促成中法水务与重庆水务集团合作的,是时任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他的支持对这个项目谈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谈得很顺利,破了纪录,一般都得谈两三年,这个项目不到一年就签了合同。”
合同约定,50年内,重庆的水务实施“划江而治”:长江和嘉陵江以北的三北地区,供水归合资的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下称“重庆中法”)负责,江南主城区供水,仍由重庆市水务集团负责。在合资公司中,中法水务占股60%,以现金入股;重庆水务占40%,以资产入股。
重庆中法通过扩建,已由最初20多万吨的日供水能力,达到今天的545万吨日产能,合资公司每年的供水量,以12～15%的速度递增。此外,今年初,重庆中法又开始在重庆新区筹建一个日产20万吨的新水厂。
孙明华介绍说,自2002年11月中法水务到重庆后,重庆水价一次都没有涨过,仍然是2.3元/立方米。
“我们的水价跟重庆水务集团一样,它涨价我就涨,它不涨我也不涨。当然,合同也有对水价的规定:如果重大成本上升了,我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水价的申请,但最后水价调还是不调,调到什么程度,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开听证会,最后还是要政府来定。”孙明华说。
“重庆7年没涨水价,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一直希望涨水价,不过能不能涨,不是我说了算。”孙明华告诉本刊记者,“重庆水务市场还有重庆水务集团,政府会考虑我们双方的意见,物价局除了到他们那里调研,也到我这里调研。”
天津8次涨水价,与威立雅无关
如今名声远播的威立雅,比中法水务进入中国的时间稍晚,而在华项目比中法水务多。
威立雅备受瞩目,源自其参与各地水务市场竞标时屡屡报出的惊人高溢价。
仅以2007年为例:1月,报价17.1亿元,与兰州供水集团签署了45%的股权转让协议;5月,以9.53亿元报价,获得海口水务集团新组建的给排水一体化项目49%的股权,报价超过标的约3倍;9月,以21.8亿元夺得天津市北水业49%的股权转让项目,出价超出净资产3倍。
外资不是活雷锋,高溢价收购,让人不免怀疑未来将以高水价抵偿。
对此,威立雅水务公司没有正面答复。但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水价上涨的预期,高溢价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兰州供水系统很落后,漏失率高,对威立雅来讲,越落后机会越大。比如说漏失率40%,通过它的技术,变成20%,省下来的20%就变成了利润。
受兰州市国资委委托,大岳咨询公司参与了该市供水集团股权转让方案从制订到招商、谈判、协议签署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为全国2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务项目提供过咨询服务。
该公司负责兰州项目的经理蔡建升对本刊记者说,威立雅看好兰州水务市场,是因为合资公司在兰州水务市场具有很好的成长空间。“未来30年,兰州市所有的供水都只有这一家,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另外,工商企业用水实际上对一个城市的用水量来说起决定作用,这个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蔡建升介绍说,威立雅进入兰州当年,兰州市的日供水量就从50万吨提高到了70余万吨。
有媒体报道,自从威立雅1997年进入天津,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元,上涨了4倍。
天津自来水集团总经理刘天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天津的水价在全国是最高的。”天津水价的高企,是威立雅入股的结果吗?
在2007年9月参股天津市北水业之前,威立雅天津项目只是合作水厂,不包括管网。因为只做水厂卖水,肯定是按协议价出售的。“这种合作模式和我们现在这种全方位面对客户的合作模式不一样,如果是后者,涨价是要经过物价局的。”
“威立雅以前在天津做的是污水厂,2008年才开始做自来水,份额也不大,涨8次价的是天津市国有供水企业,跟威立雅应该没有关系。”大岳咨询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说。
“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涨水价,威立雅和中法水务的项目分别也不过20来个,占我国600个城市总水量的比重非常小。再说,北京、西安、沈阳、南京等城市的水务公司都没有外资背景,这些城市水价都在涨。很明显,涨价不是外资引起的。”金永祥这样认为。
自来水的成本是一团迷雾
金永祥认为,最近各地水价频频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前几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很多城市水价未能上涨,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小了,调价的机会又来了;二是现在很多供水企业已经难以为继,设备无力维修,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来。
“当然,你可以质疑多出了钱未必一定能带来水质的改善,但这不是该不该涨价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水平到不到位的问题了。”金永祥说。
“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都是亏损的,中小城市的自来水公司60%以上亏损。亏损的原因需要分析。如果是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损,我觉得不能涨价。所以,必须搞清楚自来水的成本。”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马勒思认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在马勒思看来,迷雾主要来自两大块建设支出是否计入水务成本,要明确说法:一是供水管网;二是上游水源地。
“自来水投资加上管网,政府投了八九十亿,这部分资产要不要增值?如果要增值,每年即使增值2%左右,老百姓也受不了。还有新建管网,投资非常大,一个新区,自来水投资至少二三十亿,靠收水费还不现实。但资本是有成本的,这部分谁来承担?上游水源地建设投资巨大,一个水库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政府是不是将其作为公益性事业,这部分投入算不算到自来水成本里去?”
马勒思主张,管网和水源地保护,都应由政府承担,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的运营成本,才有意义。
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在以前政府负责投入的时候,业内公认的水务企业平均运行成本,大约在每立方米0.5～0.6元,但这还不是一个全成本的概念。除运行成本外,水务成本还应包括折旧、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内容。
“你可以统计下从2002年到2009年,电费涨了多少。”孙明华说,对重庆中法而言,电价是其主要的运营成本。
与合资企业不同,蔡建升介绍,对国有企业而言,除了电费,人工费占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是占比最大的部分。“但这一块的问题又不是企业能够决定的,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一些政府的责任,包括相当一部分政策性就业。”
市场化不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
2002年12月,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全国各地推出大量项目,进行城市公用基础设施产业化、民营化。
市场化显然能解决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横行的弊端,但问题是,作为公共产品,供水市场化和公益性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按马勒思的设想,“只要把成本搞清楚,不妨市场化,国企、外企、民企都可以竞争,谁经营得更有效、成本更低就给谁,市民享受的服务质量就会更高。”
但蔡建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件事或许值得注意:在威立雅掏出的竞购兰州供水集团股份的17.1亿元中,政府拿走了7亿,兰州威立雅只留下了10.1亿元。“那部分股份价值是3.5亿元,政府相当于投资翻番了。”
而兰州最近的水价上涨,据蔡建升说,那是“威立雅进来之前就制订好的,5年之内应该是有两次调价计划,目的是理顺价格体制、解决历史欠账”。
蔡建升认为,市场化以后,政府应该转变职能,从投资、建设、经营主体转变为代表消费者对市场进行监管的主体。“当然,政府如果有财政支付能力,管网建设、上游水利工程建设最好是由政府来承担。问题是,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能力,一些国有自来水公司目前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在商务部外资司服务业处处长吴宗弟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力不够,有点钱也会去投那种明显能创造GDP的项目,真正拿出钱投到水务上去的很少。”
“水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两点:其一,政府应该先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然后再引入市场化的力量。市场化一定不能是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是国企经营还是市场化,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是要担当起来的。各地的自来水成本都不一样,要搞清楚哪部分老百姓承担,哪部分政府承担。其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同样适用于自来水,老百姓出‘一分钱’,水务企业就应该提供‘一分货’。”马勒思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