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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上旬，“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所完成首例排放权交易”的消息从天津传出。该消息称，卡博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卡博特”)从天津汉沽区购买二期扩建项目所需的每年约343吨二氧化硫排放指标，购买费为1029余万元，汉沽区将把资金用于区域脱硫减排。
首例交易距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立仅半月时间，一时间，环保界人士奔走相告，颇为振奋。
然而，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程赶往天津了解该例交易的详细情况时，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常务副总经理王靖却说，此事“有误传，交易所并没有参与这起交易，我们也不知情”。当地多位知情人士对此也讳莫如深。
讳莫如深的喜讯
美国卡博特公司已有120年历史，其进入中国也已2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特殊化工产品和特种化工材料的全球性跨国公司。
2004年年底，天津卡博特成立。按卡博特中国区总裁张心胜的设想，卡博特计划“把天津的工厂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炭黑生产基地，力争比目前世界最大炭黑生产能力大一倍”。“世界上的炭黑厂一般在年产5万吨?10万吨的规模；而天津卡博特一期两条生产线就达到了10万吨的年产量。其中，一条年产6.1万吨的橡胶用炭黑生产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单线生产能力最大的炭黑生产线。”
炭黑，是以含碳原料(主要为石油)经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微细粉末。外观为纯黑色的细粒或粉状物。炭黑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应用于汽车轮胎、胶管、电缆外套、建筑材料等工业产品中。
天津卡博特之所以做出如此战略部署主要是从中国的炭黑需求量考虑的。中国汽车及轮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近年来对炭黑的需求量急剧提高。全球工业企业每年消耗800万吨?900万吨炭黑。中国的炭黑年消费量为110万吨，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炭黑消费国。
炭黑生产必将带来高污染，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卡博特的炭黑生产量如此巨大，即便已经安装脱硫装置，排放压力仍然相当大，而环保部门按规定能够给天津卡博特分配的二氧化硫指标又是有限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卡博特急需储备二氧化硫排放指标。
天津开发区环保局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天津开发区在汉沽区有一块地，天津卡博特就建在汉沽这块属于开发区的土地上。汉沽区有富余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卡博特又有急需，买卖双方都属自愿，开发区环保局自然乐观其成。于是，开发区环保局为双方牵线，促成了这项“异地治理，有偿使用”的交易。
天津卡博特安全部经理韩建国证实了上述说法。韩建国说，天津卡博特一期二氧化硫的排放指标是727吨/年，但因为发展得太快了，如今还有343.1吨/年的缺口。问题是，卡博特所在的开发区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总量已经不够了，而汉沽区改造老锅炉后，有富余的量。“也就是环保局牵线，我们出钱，由天津市环保局把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从汉沽划拨到开发区，再由开发区给我们。”
交易成功后，天津市开发区环保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消息。而此前10余天，天津卡博特二氧化硫成功转让总结会就已经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开发区环保局、汉沽区环保局及开发区化学工业区总公司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
既然是首例排放权有偿转让的成功案例，喜讯已经公布，相关部门的总结会也已经开完，自然不属机密。但当本刊记者向韩建国询问交易进展时，对方闪烁其词。
本刊记者辗转接通了天津卡博特总裁的电话，但其也以“事情太敏感，不好说”为由迅速挂断了电话。
本刊就此又致电卡博特上海总部，办公室经理曹丽婧答应，在向天津卡博特了解后再说明情况。“这个你们应该具体询问天津环保部门，我们不方便说。”曹丽婧回电说。
汉沽区环保局负责此事的大气室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声称，“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也不清楚”。对于同样的问题，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于处长也表示，“不知道这件事”。
草创中的“空气买卖”
在实地探访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之后，本刊记者相信该所常务副总经理王靖关于“交易所并没有参与天津卡博特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之说非虚。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一幢高档写字楼里，交易所占据了一楼和二楼。15名工作人员置身其中，显得空旷异常。
坐在静悄悄的交易所会客室里，王靖颇为自豪地给本刊记者讲起了“中国首家综合性环保减排交易平台”短暂的历史和美好的远景规划。
“我们是按照国务院的批复设立的”。王靖说，这个批复就是《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根据该批复，天津滨海新区将“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权交易市场”。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将约束性的节能减排量化指标层层分解下去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内专家认为，目前的手段单一，缺乏长效机制，实现减排目标难度很大，从长远考虑，恐怕需要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结合起来加以引导。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就是一家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公司，其3家股东分别是中石油旗下的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3家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3%、22%和25%。作为全球首家环境权益产品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参与被认为可以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带来成熟的交易模式。
既然是企业法人，就需要自负盈亏。王靖介绍，有的企业排放指标不够用，有的企业排放指标又用不完，交易所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买卖排放指标的平台。至于价格，由买卖双方商量。不过，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运营模式，只有会员才能交易。交易所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会员费和手续费两部分。会员费是按一定时间周期缴纳，手续费是按买卖双方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但会员费的具体缴费周期及手续费的收取比例，目前尚未确定。王靖解释，“这些也要在交易所运行成熟后，和会员进行协商后才能确定。”
王靖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目前主要配合天津市政府开展前期工作。同时，市场开发部已经开始积极发展会员。原则上，会员需“自愿加入”，但交易所也有自己的内控门槛，即“挑选各行业的前三强，非会员只有通过会员代理才能交易”。原因是，“交易所的席位是有限的”。目前，交易所已经拥有包括中石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内的14家创始会员。“创始会员不收费，报名踊跃得很!”
“我们前期做的主要买卖，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这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权的交易。”王靖说，待交易所运营成熟后，将依据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技术和发展需求来设计交易产品。比如，以后还可能搞主要污染物的跨省交易、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及节能量等产品的交易。“说白了，排放权交易所里交易价格透明，参与主体多元，跟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没什么两样。”
亟待夯实的交易基础
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和市场的形成，源于“十一五”规划中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约束性设定：到2010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十五”期末减少10％，二氧化硫总量必须控制在2295万吨。这个量化指标又被分配到各个省市和企业。
“指标有限制就会产生市场。排放企业会算两笔账：买指标划算还是上节能减排设备划算；买指标划算还是交罚款划算。”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市场开发部副经理丁宇说，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上，减排效率最高的企业就会成为排放权最主要的“供应者”。 但问题是，有了交易平台就一定会有顺畅的交易吗?环境保护部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如何划分地域、怎样确定配额，怎样跟踪计量是交易的前提，而这些目前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从理论上看，排污总量要依据区域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现状，并结合上级政府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削减指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不过，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却是个难题，而区域排污总量是制定企业排污权分配额度的基础。因此，主要污染物的可交易量认定和排放的监督管理，是排放权交易中比较棘手的两个问题。
“最难的是排放初始权有偿分配的确定。企业获得排放初始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企业可能是无偿分配获得的，而一些新建企业和改扩建企业可能会有偿获取；有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占有了大量的排污权指标，而有一些污染轻的企业反而需要较高成本才能购买到排放权。初始排污权如何分配才能确保公平公正?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期限如何设置?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很复杂的。”王靖说。
天津市石油化工规划办公室主任张东升则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排放权资源究竟属于谁”的高度。他由此提出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问题：“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同时环境又是公共产品。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应该属于公民的财产，企业可以花钱买排放指标，公民受排放的损害得到了补偿吗?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排放权交易做出规定，交易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吗?有的排污指标是无偿获得的，但却作为稀缺资源进入市场交易，并因此享有交易所带来的利润。为什么交易可以获利，初始指标的使用却不需要付费呢?”
“我们也就是一个企业性质的平台，好多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把很多规则细化下来，我们才能交易。”王靖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目前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天津市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至于相关的暂行管理办法也尚未制定出来。
环保专家刘建认为，在排放权交易方面，德国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借鉴。德国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工作不过始于2002年初，但目前已形成了较全面的相关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许可法》、《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法》、《排放权交易收费规定》等7部主要法律规章。
德国联邦政府还组建了管理排放权交易事务的专门机构，即联邦环保局排放交易处。其主要职能是发放排放许可证；核实企业报送的排放申请报告；按账户形式对每个企业进行登记；起草与排放许可相关的国际国内报告；与欧盟和联合国进行合作。
虽然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一直以对卡博特首例排放权交易“不知情”为由拒绝发表评论，但在采访结束时，丁宇却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排放权交易牵扯到地区经济发展和各企业之间的实际利益。“最主要的还要看地方政府对排污权交易怎么理解，尤其是跨区交易。如果地方政府考虑的指标就是GDP，有排放指标余量，就有了建设新项目的空间，因此会有惜售心理，不愿意把指标卖给外面，这样排放权指标就无法真正流动起来。”
本刊记者采访完一个月后，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终于告诉本刊了一个“喜讯”：2008年12月23日，该所成功组织了第一笔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交易,不过规模只有50吨。
首例交易距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挂牌成立仅半月时间，一时间，环保界人士奔走相告，颇为振奋。
然而，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程赶往天津了解该例交易的详细情况时，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常务副总经理王靖却说，此事“有误传，交易所并没有参与这起交易，我们也不知情”。当地多位知情人士对此也讳莫如深。
讳莫如深的喜讯
美国卡博特公司已有120年历史，其进入中国也已2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特殊化工产品和特种化工材料的全球性跨国公司。
2004年年底，天津卡博特成立。按卡博特中国区总裁张心胜的设想，卡博特计划“把天津的工厂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炭黑生产基地，力争比目前世界最大炭黑生产能力大一倍”。“世界上的炭黑厂一般在年产5万吨?10万吨的规模；而天津卡博特一期两条生产线就达到了10万吨的年产量。其中，一条年产6.1万吨的橡胶用炭黑生产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单线生产能力最大的炭黑生产线。”
炭黑，是以含碳原料(主要为石油)经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微细粉末。外观为纯黑色的细粒或粉状物。炭黑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应用于汽车轮胎、胶管、电缆外套、建筑材料等工业产品中。
天津卡博特之所以做出如此战略部署主要是从中国的炭黑需求量考虑的。中国汽车及轮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近年来对炭黑的需求量急剧提高。全球工业企业每年消耗800万吨?900万吨炭黑。中国的炭黑年消费量为110万吨，仅次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炭黑消费国。
炭黑生产必将带来高污染，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卡博特的炭黑生产量如此巨大，即便已经安装脱硫装置，排放压力仍然相当大，而环保部门按规定能够给天津卡博特分配的二氧化硫指标又是有限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卡博特急需储备二氧化硫排放指标。
天津开发区环保局管理科工作人员介绍，天津开发区在汉沽区有一块地，天津卡博特就建在汉沽这块属于开发区的土地上。汉沽区有富余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卡博特又有急需，买卖双方都属自愿，开发区环保局自然乐观其成。于是，开发区环保局为双方牵线，促成了这项“异地治理，有偿使用”的交易。
天津卡博特安全部经理韩建国证实了上述说法。韩建国说，天津卡博特一期二氧化硫的排放指标是727吨/年，但因为发展得太快了，如今还有343.1吨/年的缺口。问题是，卡博特所在的开发区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总量已经不够了，而汉沽区改造老锅炉后，有富余的量。“也就是环保局牵线，我们出钱，由天津市环保局把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从汉沽划拨到开发区，再由开发区给我们。”
交易成功后，天津市开发区环保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消息。而此前10余天，天津卡博特二氧化硫成功转让总结会就已经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开发区环保局、汉沽区环保局及开发区化学工业区总公司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
既然是首例排放权有偿转让的成功案例，喜讯已经公布，相关部门的总结会也已经开完，自然不属机密。但当本刊记者向韩建国询问交易进展时，对方闪烁其词。
本刊记者辗转接通了天津卡博特总裁的电话，但其也以“事情太敏感，不好说”为由迅速挂断了电话。
本刊就此又致电卡博特上海总部，办公室经理曹丽婧答应，在向天津卡博特了解后再说明情况。“这个你们应该具体询问天津环保部门，我们不方便说。”曹丽婧回电说。
汉沽区环保局负责此事的大气室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声称，“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也不清楚”。对于同样的问题，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于处长也表示，“不知道这件事”。
草创中的“空气买卖”
在实地探访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之后，本刊记者相信该所常务副总经理王靖关于“交易所并没有参与天津卡博特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之说非虚。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坐落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一幢高档写字楼里，交易所占据了一楼和二楼。15名工作人员置身其中，显得空旷异常。
坐在静悄悄的交易所会客室里，王靖颇为自豪地给本刊记者讲起了“中国首家综合性环保减排交易平台”短暂的历史和美好的远景规划。
“我们是按照国务院的批复设立的”。王靖说，这个批复就是《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根据该批复，天津滨海新区将“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机制，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权交易市场”。
一直以来，中国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手段，将约束性的节能减排量化指标层层分解下去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内专家认为，目前的手段单一，缺乏长效机制，实现减排目标难度很大，从长远考虑，恐怕需要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结合起来加以引导。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就是一家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公司，其3家股东分别是中石油旗下的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3家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3%、22%和25%。作为全球首家环境权益产品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参与被认为可以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带来成熟的交易模式。
既然是企业法人，就需要自负盈亏。王靖介绍，有的企业排放指标不够用，有的企业排放指标又用不完，交易所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买卖排放指标的平台。至于价格，由买卖双方商量。不过，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运营模式，只有会员才能交易。交易所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会员费和手续费两部分。会员费是按一定时间周期缴纳，手续费是按买卖双方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收取，但会员费的具体缴费周期及手续费的收取比例，目前尚未确定。王靖解释，“这些也要在交易所运行成熟后，和会员进行协商后才能确定。”
王靖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目前主要配合天津市政府开展前期工作。同时，市场开发部已经开始积极发展会员。原则上，会员需“自愿加入”，但交易所也有自己的内控门槛，即“挑选各行业的前三强，非会员只有通过会员代理才能交易”。原因是，“交易所的席位是有限的”。目前，交易所已经拥有包括中石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内的14家创始会员。“创始会员不收费，报名踊跃得很!”
“我们前期做的主要买卖，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这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权的交易。”王靖说，待交易所运营成熟后，将依据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技术和发展需求来设计交易产品。比如，以后还可能搞主要污染物的跨省交易、经核证的减排量(CER)以及节能量等产品的交易。“说白了，排放权交易所里交易价格透明，参与主体多元，跟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没什么两样。”
亟待夯实的交易基础
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和市场的形成，源于“十一五”规划中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约束性设定：到2010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十五”期末减少10％，二氧化硫总量必须控制在2295万吨。这个量化指标又被分配到各个省市和企业。
“指标有限制就会产生市场。排放企业会算两笔账：买指标划算还是上节能减排设备划算；买指标划算还是交罚款划算。”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市场开发部副经理丁宇说，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上，减排效率最高的企业就会成为排放权最主要的“供应者”。 但问题是，有了交易平台就一定会有顺畅的交易吗?环境保护部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杨金田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如何划分地域、怎样确定配额，怎样跟踪计量是交易的前提，而这些目前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从理论上看，排污总量要依据区域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现状，并结合上级政府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削减指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不过，如何确定区域排污权总量却是个难题，而区域排污总量是制定企业排污权分配额度的基础。因此，主要污染物的可交易量认定和排放的监督管理，是排放权交易中比较棘手的两个问题。
“最难的是排放初始权有偿分配的确定。企业获得排放初始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企业可能是无偿分配获得的，而一些新建企业和改扩建企业可能会有偿获取；有些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占有了大量的排污权指标，而有一些污染轻的企业反而需要较高成本才能购买到排放权。初始排污权如何分配才能确保公平公正?排污权有偿使用的期限如何设置?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很复杂的。”王靖说。
天津市石油化工规划办公室主任张东升则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排放权资源究竟属于谁”的高度。他由此提出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问题：“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同时环境又是公共产品。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应该属于公民的财产，企业可以花钱买排放指标，公民受排放的损害得到了补偿吗?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排放权交易做出规定，交易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吗?有的排污指标是无偿获得的，但却作为稀缺资源进入市场交易，并因此享有交易所带来的利润。为什么交易可以获利，初始指标的使用却不需要付费呢?”
“我们也就是一个企业性质的平台，好多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把很多规则细化下来，我们才能交易。”王靖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目前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天津市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至于相关的暂行管理办法也尚未制定出来。
环保专家刘建认为，在排放权交易方面，德国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借鉴。德国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工作不过始于2002年初，但目前已形成了较全面的相关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许可法》、《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法》、《排放权交易收费规定》等7部主要法律规章。
德国联邦政府还组建了管理排放权交易事务的专门机构，即联邦环保局排放交易处。其主要职能是发放排放许可证；核实企业报送的排放申请报告；按账户形式对每个企业进行登记；起草与排放许可相关的国际国内报告；与欧盟和联合国进行合作。
虽然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一直以对卡博特首例排放权交易“不知情”为由拒绝发表评论，但在采访结束时，丁宇却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排放权交易牵扯到地区经济发展和各企业之间的实际利益。“最主要的还要看地方政府对排污权交易怎么理解，尤其是跨区交易。如果地方政府考虑的指标就是GDP，有排放指标余量，就有了建设新项目的空间，因此会有惜售心理，不愿意把指标卖给外面，这样排放权指标就无法真正流动起来。”
本刊记者采访完一个月后，天津市排放权交易所终于告诉本刊了一个“喜讯”：2008年12月23日，该所成功组织了第一笔二氧化硫排放指标交易,不过规模只有5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