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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怀念的是1972年的五一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节日。我今年4q岁，在我过过的五一节当中，我最怀念1972年的五一节。当时，我正在北京月坛小学上三年级。
为什么是1972年的五一节呢?因为，那一年的4月，我十分幸运地加入了我们学校的鼓乐队，在队中打小镲。其实我对加入鼓乐队一事，并没有多少兴趣，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参加五一游园会了。
那时候，北京没有庙会，但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中山公园、紫竹院，好像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天坛，都会组织游园会。
所谓游园会，就是用数万盆鲜花、数干面彩旗，将整個公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搭几個戏台，或圈出一块地来，搞些文艺演出，还有一些游人可参与的游戏项目。与当下庙会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小商小贩，最多也就是公园里固有的小卖部，卖的汽水、冰棍、面包和儿童玩具的数量和种类能比平时多不少。另外，就是玩所有的游戏项目都不用花钱。
这种游园会也是不卖票的，都是单位发票，一個百来人的单位也就能分到几张票，且基本都是发给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参加游园会也是一种荣誉。
自打我知道有这么個游园会后，我就想去玩玩。但当时，我父母都在干校，因此我们家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游园会的票子，所以我也就去不了游园会了。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游园会了，因为我校的鼓乐队，每年五一都会到紫竹园去演奏。
我还记得前一天晚上，我先是从姥姥那儿软磨硬泡出了五块钱，又把第二天要穿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还有红领巾都找出来，放在床头，又怕第二天起晚了，还特意上了闹钟，然后就上床睡觉了。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了吧，这一宿，我几乎就没怎么睡着，闹钟还没响呢，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穿戴整齐，要不是有姥姥拦着，我真恨不得提前两個小时就从家走了。
学校要我们7点半到校集合，我7点就到了。到了学校以后，才发现昨晚姥姥给准备的午饭忘带了。其实呢，家离学校也不是很远，回去取一趟时间也够，但一想，反正兜里有钱，中午就买着吃吧，于是就没回家取。
一路无话，到了紫竹院公园，进入指定位置，只等公园里的大喇叭一宣布：“五一游园会现在开始!”我们就该开始演奏了。当时，我们学校的鼓乐队规模还挺大的，有8面大鼓、8副大镲、12副小镲、40面小鼓和12把号，那一演奏起来，也是惊天动地的。从上午9点开始到11点半，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上午演奏任务。带队老师在跟我们说了下午两点再集合后，队伍就解散了。
队伍解散以后，我和几個同学迅速跑到附近一小卖部，各自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我买的是一個果料面包、两瓶汽水、一盒凤尾鱼罐头和一根蒜肠。我们当中的一個同学，居然还打了一军用水壶散装啤酒，一包猪头肉和一個小肚，然后，找了块空地，几個人把买来的东西凑在一起，吃了起来，感觉那叫一個潇洒。吃饱喝足，看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一個多小时，我们又决定再去别处转转，在转的过程中，我们还玩了几個游戏，我还买了一把宝剑，就是剑身是用涂了银粉的木片做的，剑鞘和剑把是用硬纸壳做的那种儿童玩具。
下午，我们又演奏了差不多两個小时吧，就乘大巴车返回了学校，然后就各回各家了。
那天，我过得十分开心，以至于那天的很多细节，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清楚地记得。
木匠
30年前的五一节前还挺忙
对今天准备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人们来说，大概考虑最多的事情是放假时如何休息。而30年前五一节前的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厂里的宣传和文体活动搞得够热闹。图片中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是厂工会的美工室，身为厂工会文体宣教委员会主任的我，自然是这期间最忙碌的人之一。职工歌咏比赛、球赛，还需要为迎接五一节更换厂门两侧的宣传橱窗。图中我正画的，就是这次宣传的第一块宣传展板。在这间充满油画颜料和松节油味的小屋里，在这四面墙上挂满了我的写生习作的环境下，精心画一张水粉宣传画，的确有种特殊的感受。劳动节前画劳动者，与画那些模特不同啊，要刻意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把工人、农民和电子符号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我们对将来的发展有所期待。30年过去了，国家在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变化巨大。如今的人们有可能对30年前的精神面貌记不大清楚了，可看看这幅老宣传画，再看看我这位认真工作的画者，可能有那么点感受：那时候的人挺简单，干什么都挺认真。或许这也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吧。
张光
17年前的五一节，为中国联通熬夜写策划
17年前的五一节于我记忆犹深，其一：这是個名副其实的劳动节，我熬了一個通宵，把两個月来的辛勤努力和文字成果最后修改定稿；其二：这是我的广告生涯中不能略过的一個成果——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联通公司所做的全程广告策划《联通公司CT设计》(中国联通公司于1994年7月19日正式成立)。这個工作完成后不久，我就离开了这第二家广告公司，据说，当时招聘我就是看中了我的写作和策划能力……
说老实话，我从事广告工作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我从小喜欢写作，当作家是我的梦想，当这個梦想屡屡被现实的“门槛”碰得稀里哗啦时，我拿着发表的一些文章、小说，开始到人才市场应聘，很短的时间内我就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这是我从事广告的第一個东家，工作是广告文案，我想，也算是一种曲线“圆梦”吧，毕竟是“码字”，不是码砖或码别的什么。那家公司在空军招待所租房办公，我家住大兴，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近6個小时，那会儿的车少，路也少，距离不算长途，却非跋涉而不达。总之是很辛苦，每天回到家后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的父母，一切妥当之后，才是我的业余时间，而这已是深夜时分……记得工作不到一個月，有一天，老板若无其事地给了我几本装潢精美、价格不菲的“CI设计”(企业形象识别)方面的书籍(通常是港台地区出版的)，告诉我下周就要去河南焦作一家国有超大型水泥企业，为其进行“CI设计”，“你是主讲。”老板轻描淡写又不容置疑地说……我好像只看了三天书，就和老板、业务经理一起出差到那家水泥企业……后来有人透露说：我的“CI理论”把《焦作日报》的编辑部主任和那家企业的董事长都整“晕”弄“服”了，以为遇见多大的专家呢，不久后，《焦作日报》连续刊发了十余篇介绍“CI设计”和那家企业的宣传文章，当然都是我一手炮制的。再之后，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板开始对我有了笑脸，还时不时送我条烟……
几年的广告生涯给予我最大的锻炼或者财富就是：敢于自信，勇于实践，不怕吃苦，不惧失败。如今想来，我为中国联通公司五一节熬夜定稿的《全程广告策划》最终有无付诸实践，我已无从考证，只知道中国联通的“中国结”LOGO就是当年我合作的美编设计的，而其说明文字也是出自我的手笔—那個一贯狂做的美编当着刚从外地来京看他的女友的面，对我说：“你真行，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就是写不出来。”
夯石
我陪于洋视察工地
中国戏剧学院行政楼、图书馆、排练场等十多栋楼房快要竣工了，当时我是该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负责人之一，在该工程竣工之后的一個月里，我几乎接待了十几拨来此参观的领导们。上世纪90年代的一個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又接到了任务，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将来视察。这次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我的偶像——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老师也来了。以前我只在银幕上见到过他，也非常喜欢他演的角色。“安全帽，先生……”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于老开的口。于洋老师始终对我彬彬有礼，让我倍感亲切。
那一天，我随于老走遍了十几栋新楼。于老对大家表示节日的慰问，对大家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施工安全，确保不出问题。一路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老跟我说，看到这些高大漂亮的建筑物，让他想起了很多跟工地有关的往事。比如，他谈到了他18岁时拍摄的一部故事片《桥》，講述的就是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故事。他告诉我，那时，他和大家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观察工人的言行，和工人打成一片。当时条件艰苦，住在地下室，锅炉房当饭厅……但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谁计较個人得失。他说，摄制组中有许多同志都是从延安过来的，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让这位老艺术家感慨良多……如今，我退休了，每次看到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就感慨万千。
彭立昭 陈家林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节日。我今年4q岁，在我过过的五一节当中，我最怀念1972年的五一节。当时，我正在北京月坛小学上三年级。
为什么是1972年的五一节呢?因为，那一年的4月，我十分幸运地加入了我们学校的鼓乐队，在队中打小镲。其实我对加入鼓乐队一事，并没有多少兴趣，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参加五一游园会了。
那时候，北京没有庙会，但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中山公园、紫竹院，好像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天坛，都会组织游园会。
所谓游园会，就是用数万盆鲜花、数干面彩旗，将整個公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搭几個戏台，或圈出一块地来，搞些文艺演出，还有一些游人可参与的游戏项目。与当下庙会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小商小贩，最多也就是公园里固有的小卖部，卖的汽水、冰棍、面包和儿童玩具的数量和种类能比平时多不少。另外，就是玩所有的游戏项目都不用花钱。
这种游园会也是不卖票的，都是单位发票，一個百来人的单位也就能分到几张票，且基本都是发给单位里的先进工作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参加游园会也是一种荣誉。
自打我知道有这么個游园会后，我就想去玩玩。但当时，我父母都在干校，因此我们家根本没有可能得到游园会的票子，所以我也就去不了游园会了。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游园会了，因为我校的鼓乐队，每年五一都会到紫竹园去演奏。
我还记得前一天晚上，我先是从姥姥那儿软磨硬泡出了五块钱，又把第二天要穿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还有红领巾都找出来，放在床头，又怕第二天起晚了，还特意上了闹钟，然后就上床睡觉了。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了吧，这一宿，我几乎就没怎么睡着，闹钟还没响呢，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穿戴整齐，要不是有姥姥拦着，我真恨不得提前两個小时就从家走了。
学校要我们7点半到校集合，我7点就到了。到了学校以后，才发现昨晚姥姥给准备的午饭忘带了。其实呢，家离学校也不是很远，回去取一趟时间也够，但一想，反正兜里有钱，中午就买着吃吧，于是就没回家取。
一路无话，到了紫竹院公园，进入指定位置，只等公园里的大喇叭一宣布：“五一游园会现在开始!”我们就该开始演奏了。当时，我们学校的鼓乐队规模还挺大的，有8面大鼓、8副大镲、12副小镲、40面小鼓和12把号，那一演奏起来，也是惊天动地的。从上午9点开始到11点半，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上午演奏任务。带队老师在跟我们说了下午两点再集合后，队伍就解散了。
队伍解散以后，我和几個同学迅速跑到附近一小卖部，各自买了一些吃的东西，我买的是一個果料面包、两瓶汽水、一盒凤尾鱼罐头和一根蒜肠。我们当中的一個同学，居然还打了一军用水壶散装啤酒，一包猪头肉和一個小肚，然后，找了块空地，几個人把买来的东西凑在一起，吃了起来，感觉那叫一個潇洒。吃饱喝足，看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一個多小时，我们又决定再去别处转转，在转的过程中，我们还玩了几個游戏，我还买了一把宝剑，就是剑身是用涂了银粉的木片做的，剑鞘和剑把是用硬纸壳做的那种儿童玩具。
下午，我们又演奏了差不多两個小时吧，就乘大巴车返回了学校，然后就各回各家了。
那天，我过得十分开心，以至于那天的很多细节，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还能清楚地记得。
木匠
30年前的五一节前还挺忙
对今天准备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人们来说，大概考虑最多的事情是放假时如何休息。而30年前五一节前的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厂里的宣传和文体活动搞得够热闹。图片中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是厂工会的美工室，身为厂工会文体宣教委员会主任的我，自然是这期间最忙碌的人之一。职工歌咏比赛、球赛，还需要为迎接五一节更换厂门两侧的宣传橱窗。图中我正画的，就是这次宣传的第一块宣传展板。在这间充满油画颜料和松节油味的小屋里，在这四面墙上挂满了我的写生习作的环境下，精心画一张水粉宣传画，的确有种特殊的感受。劳动节前画劳动者，与画那些模特不同啊，要刻意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把工人、农民和电子符号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我们对将来的发展有所期待。30年过去了，国家在这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变化巨大。如今的人们有可能对30年前的精神面貌记不大清楚了，可看看这幅老宣传画，再看看我这位认真工作的画者，可能有那么点感受：那时候的人挺简单，干什么都挺认真。或许这也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吧。
张光
17年前的五一节，为中国联通熬夜写策划
17年前的五一节于我记忆犹深，其一：这是個名副其实的劳动节，我熬了一個通宵，把两個月来的辛勤努力和文字成果最后修改定稿；其二：这是我的广告生涯中不能略过的一個成果——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联通公司所做的全程广告策划《联通公司CT设计》(中国联通公司于1994年7月19日正式成立)。这個工作完成后不久，我就离开了这第二家广告公司，据说，当时招聘我就是看中了我的写作和策划能力……
说老实话，我从事广告工作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我从小喜欢写作，当作家是我的梦想，当这個梦想屡屡被现实的“门槛”碰得稀里哗啦时，我拿着发表的一些文章、小说，开始到人才市场应聘，很短的时间内我就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这是我从事广告的第一個东家，工作是广告文案，我想，也算是一种曲线“圆梦”吧，毕竟是“码字”，不是码砖或码别的什么。那家公司在空军招待所租房办公，我家住大兴，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近6個小时，那会儿的车少，路也少，距离不算长途，却非跋涉而不达。总之是很辛苦，每天回到家后还要照顾身患重病的父母，一切妥当之后，才是我的业余时间，而这已是深夜时分……记得工作不到一個月，有一天，老板若无其事地给了我几本装潢精美、价格不菲的“CI设计”(企业形象识别)方面的书籍(通常是港台地区出版的)，告诉我下周就要去河南焦作一家国有超大型水泥企业，为其进行“CI设计”，“你是主讲。”老板轻描淡写又不容置疑地说……我好像只看了三天书，就和老板、业务经理一起出差到那家水泥企业……后来有人透露说：我的“CI理论”把《焦作日报》的编辑部主任和那家企业的董事长都整“晕”弄“服”了，以为遇见多大的专家呢，不久后，《焦作日报》连续刊发了十余篇介绍“CI设计”和那家企业的宣传文章，当然都是我一手炮制的。再之后，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板开始对我有了笑脸，还时不时送我条烟……
几年的广告生涯给予我最大的锻炼或者财富就是：敢于自信，勇于实践，不怕吃苦，不惧失败。如今想来，我为中国联通公司五一节熬夜定稿的《全程广告策划》最终有无付诸实践，我已无从考证，只知道中国联通的“中国结”LOGO就是当年我合作的美编设计的，而其说明文字也是出自我的手笔—那個一贯狂做的美编当着刚从外地来京看他的女友的面，对我说：“你真行，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就是写不出来。”
夯石
我陪于洋视察工地
中国戏剧学院行政楼、图书馆、排练场等十多栋楼房快要竣工了，当时我是该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负责人之一，在该工程竣工之后的一個月里，我几乎接待了十几拨来此参观的领导们。上世纪90年代的一個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又接到了任务，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将来视察。这次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我的偶像——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老师也来了。以前我只在银幕上见到过他，也非常喜欢他演的角色。“安全帽，先生……”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于老开的口。于洋老师始终对我彬彬有礼，让我倍感亲切。
那一天，我随于老走遍了十几栋新楼。于老对大家表示节日的慰问，对大家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叮嘱大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施工安全，确保不出问题。一路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老跟我说，看到这些高大漂亮的建筑物，让他想起了很多跟工地有关的往事。比如，他谈到了他18岁时拍摄的一部故事片《桥》，講述的就是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故事。他告诉我，那时，他和大家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观察工人的言行，和工人打成一片。当时条件艰苦，住在地下室，锅炉房当饭厅……但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谁计较個人得失。他说，摄制组中有许多同志都是从延安过来的，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让这位老艺术家感慨良多……如今，我退休了，每次看到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就感慨万千。
彭立昭 陈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