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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里，苏联被判了死刑。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别洛韦日协议》。他们之所以要签署这样一个协议，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衰弱到了不足以继续存在的程度，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败了。
而在此之前，苏联已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折磨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特别是在“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称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该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之后，苏联实际已开始分崩离析，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已单方面宣布独立，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也赞成“单过”。
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内部问题，但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力量，恐怕苏联巨人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倒下。因此，苏联也是倒在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
当然了，苏联巨人轰然倒塌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但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也许是放上将苏联这匹骆驼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人。
中情局局长的保证，让里根总统连下三道命令
美国中情局原特工彼得·施威茨说：“苏联的掘墓人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里根，或者老布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总统顾问团。而在美国总统顾问团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
施威茨认为正是这个凯西让里根政府确信，苏联已经不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强大了。1975年，中情局在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还说：苏联经济将在巨额石油收入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再过10年，也许是15年，就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了。可是现在，凯西却信誓旦旦地向里根政府保证：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旨在针对苏联的大规模破坏行动，苏联就会迅速瓦解。而苏联的瓦解，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来说，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凯西的建议下，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2年至1983年间，一连签署了三道命令：
第一道是32号令：他要求美国潜伏在东欧各国的特工们迅速行动起来，通过秘密扶持反共组织的方式，以削弱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
第二道是66号令，他要求美国中情局及相关部门，要不余遗力地打击苏联的基础建设，如采掘业、能源业和农业，以达到破坏其經济的目的；
第三道是75号令，制定新的对苏战略，力图从基础上改变苏联制度。
这三道命令一下，就等于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千万百计地削弱苏联政权。
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对苏联发起进攻
在里根的支持下，凯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制定的对苏战略很快得以实施。美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对苏联发起了攻击——
首先，帮助波兰团结工会，从向其领导人提供大笔活动资金到为反政府工会组织装备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第二，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试图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总共花费了400亿美元，总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6.5万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联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了严重损失。
第三，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石油价格，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然气，以此大幅减少了苏联的硬通货收入。
在里根的授意下，凯西曾多次亲自出马，与沙特阿拉伯国王商谈，使沙特阿拉伯国王同意增加石油产量，以换取美国向利雅得提供大批现代化的武器。1985年11月，石油价格为每桶30美元，仅过了5个月，已跌到了每桶12美元。这使苏联一下子就损失了几百亿美元。为了弥补损失，莫斯科被迫出售越来越多的黄金储备。
此外，里根政府还运用秘密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防止苏联获取西方的技术。最著名的例子是：1982年，在美国的倡导下，北约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开始对所有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进行审查。这样一来，一部分交易被取消，还有部分合同由于不能按时供货，又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那些根本就没有出售给苏联的民用技术设备，如计算机、石油天然气设备、大口径管道等等。苏联被迫花费巨资自行研制这些产品。但即使是这样，苏联仍然没能缩小同西方在这些领域中的技术差距。
不仅如此，西方还制造了许多假技术情报给苏联。由于他们提供给苏联的一些新技术都是有问题的，导致苏联轻则损失大笔的资金，重则发生重大事故，如西伯利亚一欧洲天然气管道的涡轮机爆炸事故。
与此同时，为了在苏联领导人中散布恐惧、惊慌的情结，并使他们互相猜忌，美国人还精心策划了心理战。严格地说，在制造恐惧心理方面，美国人并没有成功。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动摇。无论是渡罗的海地区发生的反对派的示威和“纳卡冲突”，还是后来发生的“8·19”事件，背后都能看到有美国人的影子。
大量“脏活、累活”还是苏联人自己干的
但是，苏联的解体，大量“脏活、累活”还是苏联人自己干的。
克格勃退役中将尼古拉·列昂诺夫说：“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在克格勃情报分析局工作。当时，我们可以直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政府机关内部获取信息。我可以保证，华盛顿并没有想到苏联会这么快解体。
“西方情报机关曾千方百计地煽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之后，他们一直都在积极寻找和支持苏联精英中潜藏的分裂分子，并把这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我亲眼看过的一份中情局绝密文件中，他们那时的目标还只是为了让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的西部脱离苏联。也就是说，直到苏联的解体，已经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想。
“1991年发生的事件确实符合美国人的政治利益，他们乐于把消灭主要敌人的功劳全部归在自己头上。但主要的‘脏活’、‘累活’还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这些人先是醉心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后又把苏联未来寄托在了叶利钦身上。当然，西方政治家也在其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把他们两人鼓吹成‘伟人’和‘改革的缔造者’。特别是美国人还直接支持了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等躲藏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后的实权派人物，尽管至今还没有找到他们与外国情报机关相互勾 结的直接证据，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张宁据《党员文摘》张树华
戴高乐说服尼克松重新认识中国
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但鲜为人知的是，尼克松对共产党中国态度的转变，竟是受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影响。
从厌恶到崇拜，一次会面改变尼克松对戴高乐态度
1953年至1960年，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担任了美国副总统。当时，尼克松自恃才高，甚至一些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在他眼中，都是徒有虚名，这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
尼克松曾经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极端傲慢、冷酷，且又十分小气”的人，“简直无法与之相处”。他对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当然也和战后美法关系并不融洽有关，代表了一部分美国政要对戴高乐所倡导的独立外交的恼恨。
然而，1960年，戴高乐访美，尼克松在与他会面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了他对戴高乐的看法，甚至对戴高乐产生了“无比崇高的敬仰”。
戴高乐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世界局势的解读，都令尼克松感到震惊不已。戴高乐当时就预言，尼克松必会成为美国总统，但他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一定会有几年时间远离权力。事实证明：戴高乐确有先见之明。从1961年开始，尼克松的仕途就变得不顺起来，先是竞选总统失败，接着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败北。从此，他对戴高乐就更加地钦佩了。
1962年，极度失意的尼克松带着全家去法国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乐总统的热情接待。通常，戴高乐只会接见那些在台上掌权的人，而这次他不仅邀请了尼克松夫妇在爱丽舍宫和他共进午餐，并请来了美国驻法大使作陪，令尼克松感激不已。
苦读戴高乐著作，尼克松酝酿对华“新思维”
正是由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戴高乐的言行对尼克松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尼克松对戴高乐所著之《战争回忆录》、《剑锋》等书，都做过详细地研读。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也极大地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1964年，中法建交不久，戴高乐在会见尼克松时，曾反复向他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中国现在还不强大，你们现在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得多。”
实际上，尼克松也一直在反思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在战后历史上，尼克松一开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在反共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尼克松改变了他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受到戴高乐的启发和引导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念。
1967年10月，决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国权威刊物《外交》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指出同中国接近对于美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承担不起把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责任。”他文章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不谋而合。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亲自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1969年1月，他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对华政策问题，暗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某种关系。
为了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访了法国。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戴高乐劝他说：美国不应该“让他们(中國)在愤怒中陷于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确地回应说，无论困难有多大，他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他还表示：“10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更多的交往，这是十分重要的。”戴高乐对此表示赞同，而且又重复了一遍他当年说过的那句妙语：“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你被迫承认它要好得多。”
尼克松还表示，美国要改变对华政策，尽一切可能同中国接触，并打算从越南逐步撤军。当时，戴高乐正要派马纳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让他将尼克松的话转告给了中国领导人。尼克松后来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访问法国之后，尼克松便加快了其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此后不久，中美双方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展开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终于使两国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张宁据《文汇报》刘作奎
而在此之前，苏联已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折磨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特别是在“8·19事件”(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称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该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之后，苏联实际已开始分崩离析，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已单方面宣布独立，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也赞成“单过”。
苏联的解体，首先是内部问题，但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力量，恐怕苏联巨人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倒下。因此，苏联也是倒在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
当然了，苏联巨人轰然倒塌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但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也许是放上将苏联这匹骆驼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人。
中情局局长的保证，让里根总统连下三道命令
美国中情局原特工彼得·施威茨说：“苏联的掘墓人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里根，或者老布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总统顾问团。而在美国总统顾问团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
施威茨认为正是这个凯西让里根政府确信，苏联已经不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强大了。1975年，中情局在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还说：苏联经济将在巨额石油收入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再过10年，也许是15年，就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了。可是现在，凯西却信誓旦旦地向里根政府保证：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旨在针对苏联的大规模破坏行动，苏联就会迅速瓦解。而苏联的瓦解，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来说，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凯西的建议下，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2年至1983年间，一连签署了三道命令：
第一道是32号令：他要求美国潜伏在东欧各国的特工们迅速行动起来，通过秘密扶持反共组织的方式，以削弱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
第二道是66号令，他要求美国中情局及相关部门，要不余遗力地打击苏联的基础建设，如采掘业、能源业和农业，以达到破坏其經济的目的；
第三道是75号令，制定新的对苏战略，力图从基础上改变苏联制度。
这三道命令一下，就等于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千万百计地削弱苏联政权。
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对苏联发起进攻
在里根的支持下，凯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制定的对苏战略很快得以实施。美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对苏联发起了攻击——
首先，帮助波兰团结工会，从向其领导人提供大笔活动资金到为反政府工会组织装备现代化的办公设备。
第二，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试图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总共花费了400亿美元，总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惊人的6.5万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苏联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了严重损失。
第三，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石油价格，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然气，以此大幅减少了苏联的硬通货收入。
在里根的授意下，凯西曾多次亲自出马，与沙特阿拉伯国王商谈，使沙特阿拉伯国王同意增加石油产量，以换取美国向利雅得提供大批现代化的武器。1985年11月，石油价格为每桶30美元，仅过了5个月，已跌到了每桶12美元。这使苏联一下子就损失了几百亿美元。为了弥补损失，莫斯科被迫出售越来越多的黄金储备。
此外，里根政府还运用秘密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防止苏联获取西方的技术。最著名的例子是：1982年，在美国的倡导下，北约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开始对所有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进行审查。这样一来，一部分交易被取消，还有部分合同由于不能按时供货，又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更不用说那些根本就没有出售给苏联的民用技术设备，如计算机、石油天然气设备、大口径管道等等。苏联被迫花费巨资自行研制这些产品。但即使是这样，苏联仍然没能缩小同西方在这些领域中的技术差距。
不仅如此，西方还制造了许多假技术情报给苏联。由于他们提供给苏联的一些新技术都是有问题的，导致苏联轻则损失大笔的资金，重则发生重大事故，如西伯利亚一欧洲天然气管道的涡轮机爆炸事故。
与此同时，为了在苏联领导人中散布恐惧、惊慌的情结，并使他们互相猜忌，美国人还精心策划了心理战。严格地说，在制造恐惧心理方面，美国人并没有成功。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已经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动摇。无论是渡罗的海地区发生的反对派的示威和“纳卡冲突”，还是后来发生的“8·19”事件，背后都能看到有美国人的影子。
大量“脏活、累活”还是苏联人自己干的
但是，苏联的解体，大量“脏活、累活”还是苏联人自己干的。
克格勃退役中将尼古拉·列昂诺夫说：“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在克格勃情报分析局工作。当时，我们可以直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政府机关内部获取信息。我可以保证，华盛顿并没有想到苏联会这么快解体。
“西方情报机关曾千方百计地煽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之后，他们一直都在积极寻找和支持苏联精英中潜藏的分裂分子，并把这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我亲眼看过的一份中情局绝密文件中，他们那时的目标还只是为了让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的西部脱离苏联。也就是说，直到苏联的解体，已经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想。
“1991年发生的事件确实符合美国人的政治利益，他们乐于把消灭主要敌人的功劳全部归在自己头上。但主要的‘脏活’、‘累活’还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这些人先是醉心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后又把苏联未来寄托在了叶利钦身上。当然，西方政治家也在其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把他们两人鼓吹成‘伟人’和‘改革的缔造者’。特别是美国人还直接支持了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等躲藏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后的实权派人物，尽管至今还没有找到他们与外国情报机关相互勾 结的直接证据，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张宁据《党员文摘》张树华
戴高乐说服尼克松重新认识中国
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但鲜为人知的是，尼克松对共产党中国态度的转变，竟是受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影响。
从厌恶到崇拜，一次会面改变尼克松对戴高乐态度
1953年至1960年，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担任了美国副总统。当时，尼克松自恃才高，甚至一些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在他眼中，都是徒有虚名，这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
尼克松曾经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极端傲慢、冷酷，且又十分小气”的人，“简直无法与之相处”。他对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当然也和战后美法关系并不融洽有关，代表了一部分美国政要对戴高乐所倡导的独立外交的恼恨。
然而，1960年，戴高乐访美，尼克松在与他会面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了他对戴高乐的看法，甚至对戴高乐产生了“无比崇高的敬仰”。
戴高乐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世界局势的解读，都令尼克松感到震惊不已。戴高乐当时就预言，尼克松必会成为美国总统，但他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一定会有几年时间远离权力。事实证明：戴高乐确有先见之明。从1961年开始，尼克松的仕途就变得不顺起来，先是竞选总统失败，接着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败北。从此，他对戴高乐就更加地钦佩了。
1962年，极度失意的尼克松带着全家去法国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乐总统的热情接待。通常，戴高乐只会接见那些在台上掌权的人，而这次他不仅邀请了尼克松夫妇在爱丽舍宫和他共进午餐，并请来了美国驻法大使作陪，令尼克松感激不已。
苦读戴高乐著作，尼克松酝酿对华“新思维”
正是由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戴高乐的言行对尼克松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尼克松对戴高乐所著之《战争回忆录》、《剑锋》等书，都做过详细地研读。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也极大地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1964年，中法建交不久，戴高乐在会见尼克松时，曾反复向他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我无意干预美国的政策，但我认为，美国应当考虑承认中国。中国现在还不强大，你们现在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得多。”
实际上，尼克松也一直在反思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在战后历史上，尼克松一开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在反共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尼克松改变了他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受到戴高乐的启发和引导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念。
1967年10月，决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国权威刊物《外交》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指出同中国接近对于美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承担不起把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责任。”他文章中的许多内容，都与戴高乐的对华战略不谋而合。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亲自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1969年1月，他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对华政策问题，暗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某种关系。
为了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访了法国。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戴高乐劝他说：美国不应该“让他们(中國)在愤怒中陷于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确地回应说，无论困难有多大，他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他还表示：“10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更多的交往，这是十分重要的。”戴高乐对此表示赞同，而且又重复了一遍他当年说过的那句妙语：“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你被迫承认它要好得多。”
尼克松还表示，美国要改变对华政策，尽一切可能同中国接触，并打算从越南逐步撤军。当时，戴高乐正要派马纳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让他将尼克松的话转告给了中国领导人。尼克松后来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访问法国之后，尼克松便加快了其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此后不久，中美双方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展开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终于使两国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张宁据《文汇报》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