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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按节拍跳，但每步都是从容的；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的刘少奇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外交家风度的周总理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1957年秋，我从上海戏剧學院毕业，成为广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没有想到的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竟有机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首长跳舞。
毛主席的舞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们生活的年代，无论哪行哪业，劳动都是必修的课程。1957年冬末，我与剧团同人到南宁郊区劳动，挑了一整天石头，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正想休息，突然接到团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随女团长柯丹参加舞会。
我心里虽然不乐意，可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得匆匆换上当年唯一的一套出客冬装，跟着女团长到了当地专门接待贵宾、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
踏进舞厅，只见灯火通明，满室辉煌，挨墙排列的椅子上座无虚席，但气氛却有些异样：除了乐队发出低沉的调音声响，全场悄无声息。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像站岗似的立在门的中央，他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我：“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对这样违反常规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崔副厅长让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正对面，与我相隔两米多的宽敞单人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安排的。静候一个小时后，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匆促的脚步声，先进来的是几个穿呢制服的年轻小伙。少顷，“唰”的一声，大厅双门齐开，一个高大伟岸、神色从容的“巨人”，向我们缓步走来：他身着米色中山服，皮肤呈古铜色，远远看去，眼中射出威严的光芒。我为之一惊，还没定神，他已然如一座大山般地耸立在我的眼前——他竟然是领袖毛泽东!
全场有片刻的“停顿”，而后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高喊口号，跳跃，跺脚，那声响似乎能把屋顶掀掉。我和同去的伙伴激动地相互捶打，犹如在梦中见到了“神”，恍恍惚惚地处于晕眩状态。毛主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落座，乐声响起，足足奏了十几个节拍，我明知负有第一个请首长跳舞的任务，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发抖，软软地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比我年长的演员杨玉楠女士为我“救场”，她站了起来，请主席下了舞池。
第二支舞曲响起，我方从“梦”中惊醒，走上前去鞠躬，说：“毛主席，我请您跳舞。”
毛主席个子很高，我这一米六三的身高，踮着脚也只看到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我牢记着要左脚开步，低下头看到那双宽大的棕色皮鞋，生怕踩了他的脚。与其说毛主席在跳舞，不如说他在走路。他的裤腿宽松肥大，随着节拍迈出的舞步拖沓、沉重。除了右脚开步，还不遵守慢四步舞第三、四步合并为一拍的规则。每步都是从容的一拍。显然，他自由驾驭，不乐意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毛主席开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嗓音又细，又亮，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他伸出手，让我在他的掌心写上我的名字。看到这只又厚又大的手，顿时想起这是亿万人想握的手啊，我慌张得不敢触碰。毛主席的笑容鼓励了我，我便在他的手掌中比画起来。他又问我，哪个學校毕业，院长是谁?当我告诉他院长叫熊佛西时，他长长地“喔”了一声：“勇佛西(湖南人熊念勇)啊——”，“西”字带着齿音，看来他熟悉戏剧界的元老，也知道熊老。我们一直跳到舞曲终止。场上请主席跳舞的女士已经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但每人只能跳两三个节拍。于是，我成为被大家羡慕的“幸运儿”。
午夜回到宿舍，我激动得整夜无眠。
神色疲惫的刘少奇舞步轻盈。温和的笑容和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也是在那个舞会上，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更显出他脸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同样是领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却不胆怯。我说：“您脸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问我，白天在做什么'我就像对朋友那样向他诉说，我说在挑石头，肩膀好疼啊!他安抚我：“挑久了，磨出茧子来就好了，要有个锻炼的过程啊!”他说话随和，语气亲切，短暂的问答让我感受到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纯熟、规范。我们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確的节奏，迈出了三节拍的重、轻、稍轻的舞步，转圈时柔和、轻松，与他共舞，沉醉在美妙乐曲中，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应该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第二天早上，南宁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认出了我，他像见到熟人那样向我招手，这一刹那连同他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革”时期，大街上贴满了丑化刘少奇的漫画，我从心里无法接受。我悄悄地对亲人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
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场舞会，是1958年初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期间举行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总理提出的各种“反冒进”举措，为之后的全国“大跃进”做足铺垫，而总理未作辩解，在发言时承担责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在思想上没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如今，史料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当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时候，总理正为次日的检查苦思冥想!
有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他跳舞，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了。为欢迎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南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由我担任报幕。那天，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粤剧现代戏里扮演主角刘胡兰。演出结束后，是一场小型的舞会。
偌大的舞厅，只有不多的人，我荣幸地被安排与周总理跳第一支舞。
与我同时代，凡亲眼见过总理的人，无不为他的风度所折服。南国的冬日，没有丝毫寒意，总理身着浅湖绿色薄中山服，依然紧紧地扣着领口，浅棕色的凉皮鞋一尘不染。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目光所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感觉到：总理注意到我了!
没有任何的拘束，只有亲近与平和。总理一见我，就笑着问：“你是宁波人吧!”我惊讶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却来自这座江边小城。父母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母亲虽然是杭州人，但家里的饮食、语言还保留着宁波特色。而我，一口受过训练的普通话，总理怎么能看出我和宁波之间的天然联系呢?我由衷地钦佩他过人的洞察力。总理见我愣愣地没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
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學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因为他的随和，我几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领袖级人物，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听人嘎(家)说，你是苏北人。”熟悉的乡音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总理也和我一起开心地笑了。
我和总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传统的欧式舞步，踮着脚，把我的右手举得很高，向右方旋转着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着转，跳久 了便有些累，总理却比我这个年轻人更经得起考验，从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当年的南宁，还没有空调，舞厅里只用几台吊扇降温。热了，当地首长往往会当众宽衣，总理却不然，他去更衣室脱下外套，穿着白衬衣步入舞厅。即便是休闲式的娱乐活动，他依然一丝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些微的细节中。他走到乐队前，柔声地提出请求：“请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动了!”
红线女刚卸完装，快步走进大厅，她伸出双手，向小鸟般地“飞”到总理身边，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用清脆动人的嗓音，喊着：“总理——”我为之心动，看得出，她为初次在现代戏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总理欣赏而兴奋不已。她和总理翩翩起舞，亲昵地向他倾诉，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总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爱惜艺人，这在文艺界早已口口相传，此刻，我是亲眼所见，更是感慨无限。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善舞、善谈，性情豪放，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我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晚间常有舞会。我为舞会主持节目。
当时我年轻无知，对国家政要和军队首长以及他们的职务浑然不知。每当与他们跳舞，便直白地问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个头、身板壮实、神情威武的中年军官请我起舞。他肤色黑里泛黄、目光机敏，带着工农的粗犷气质。我们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着我向前、向右旋转，他的俄式舞步让我适应自如。军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转着圈，即使跳快步舞时，也喜欢聊天。他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点闽西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刘亚楼。
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首长的职务，回团后才知道，他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一晚上除了报幕，几乎都在为他伴舞。他问我，是否发觉他的一条腿有点短?我摇摇头，说感觉很好啊!他说，那是红军时期打仗中了敌人的子弹，因为医疗条件差，取弹片的时候，没有用麻药，他是咬牙挺过来的。我對他肃然起敬，抬头仰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心想，这也是艰苦岁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终，细看他迈步时的动作，双腿确实有些微的差异。
一次，我们剧团的女演员吴桐华走来，要听刘司令员讲过去的故事。刘说起一则真实的趣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里扮演男主角安德列的演员，请求刘的帮助，为之引见领袖斯大林。而当斯大林站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功勋演员却吓得一步步地直往后退，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出口。以后，这个情节便沿用到了电影中。刘司令员说，可见，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还告诉我们，其实斯大林本人很衰老，背有点驼，头发白了，还谢顶，才不像油画和电影里那么高大、漂亮，“是画家和导演把他美化了”，他说。言谈间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刘司令员还是艺术的“内行”。
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当“學生”时腼腆而谦逊，流利的普通话与我沟通自如
舞技平平的我，还曾教过越南总司令武元甲跳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南宁。
一个明朗夏天的上午，明园饭店的舞池上，只有我和武司令两人，陪伴我们的除了庞大的乐队，还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他对我说，武司令要去苏联访问，學习交谊舞是其中的一道课程。我明知水平有限，心里不免发憷，但既然是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一次不合格的“教授”。
儒雅、帅气的武元甲司令并非想象中的“武将”，他身材适中，体态挺拔，有一双越南人乌黑、明亮的眼睛。學舞时，他像小學生那样听我调度、指挥。让我意外的还有，他能用流利的汉语与我沟通，发音准确，吐字也清晰，说话时语气温顺，使人感到亲切。
我从基本舞步教起：抬头，挺胸，举手，按音乐节拍迈步，不停地喊着：“一、二、三、四——”他吃力地随着我迈步，双手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看得出，他确实是初次學舞。大厅里虽然有电扇，但没多久，我们已经汗流浃背，武司令身上那套卡其布的浅色军便装也已湿透了。我年轻急躁，教舞的时候，忘了我的“學生”是位邻国的首脑，总是数落他“不对、不对”，而他，则羞愧地朝我憨笑。休息时候，广州军区司令员提醒我说：“小郭，你要耐心点，客气点，多鼓励他，他去苏联的一路上还有机会再學，这儿是他的第一站。”大约两个小时，武元甲司令掌握了交谊舞的基本要领，他连声向我道谢，那谦逊、恭敬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彭立昭据《湖南工人报》郭美春
1957年秋，我从上海戏剧學院毕业，成为广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没有想到的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我竟有机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首长跳舞。
毛主席的舞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们生活的年代，无论哪行哪业，劳动都是必修的课程。1957年冬末，我与剧团同人到南宁郊区劳动，挑了一整天石头，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正想休息，突然接到团领导的通知，要我立即随女团长柯丹参加舞会。
我心里虽然不乐意，可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得匆匆换上当年唯一的一套出客冬装，跟着女团长到了当地专门接待贵宾、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
踏进舞厅，只见灯火通明，满室辉煌，挨墙排列的椅子上座无虚席，但气氛却有些异样：除了乐队发出低沉的调音声响，全场悄无声息。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像站岗似的立在门的中央，他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我：“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对这样违反常规的“指示”，我感到奇怪，也稍稍有些反感。
崔副厅长让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正对面，与我相隔两米多的宽敞单人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安排的。静候一个小时后，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匆促的脚步声，先进来的是几个穿呢制服的年轻小伙。少顷，“唰”的一声，大厅双门齐开，一个高大伟岸、神色从容的“巨人”，向我们缓步走来：他身着米色中山服，皮肤呈古铜色，远远看去，眼中射出威严的光芒。我为之一惊，还没定神，他已然如一座大山般地耸立在我的眼前——他竟然是领袖毛泽东!
全场有片刻的“停顿”，而后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高喊口号，跳跃，跺脚，那声响似乎能把屋顶掀掉。我和同去的伙伴激动地相互捶打，犹如在梦中见到了“神”，恍恍惚惚地处于晕眩状态。毛主席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落座，乐声响起，足足奏了十几个节拍，我明知负有第一个请首长跳舞的任务，但心慌得就像要跳出嗓子眼，腿在发抖，软软地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比我年长的演员杨玉楠女士为我“救场”，她站了起来，请主席下了舞池。
第二支舞曲响起，我方从“梦”中惊醒，走上前去鞠躬，说：“毛主席，我请您跳舞。”
毛主席个子很高，我这一米六三的身高，踮着脚也只看到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我牢记着要左脚开步，低下头看到那双宽大的棕色皮鞋，生怕踩了他的脚。与其说毛主席在跳舞，不如说他在走路。他的裤腿宽松肥大，随着节拍迈出的舞步拖沓、沉重。除了右脚开步，还不遵守慢四步舞第三、四步合并为一拍的规则。每步都是从容的一拍。显然，他自由驾驭，不乐意受任何规则的约束。
我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毛主席开口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嗓音又细，又亮，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他伸出手，让我在他的掌心写上我的名字。看到这只又厚又大的手，顿时想起这是亿万人想握的手啊，我慌张得不敢触碰。毛主席的笑容鼓励了我，我便在他的手掌中比画起来。他又问我，哪个學校毕业，院长是谁?当我告诉他院长叫熊佛西时，他长长地“喔”了一声：“勇佛西(湖南人熊念勇)啊——”，“西”字带着齿音，看来他熟悉戏剧界的元老，也知道熊老。我们一直跳到舞曲终止。场上请主席跳舞的女士已经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但每人只能跳两三个节拍。于是，我成为被大家羡慕的“幸运儿”。
午夜回到宿舍，我激动得整夜无眠。
神色疲惫的刘少奇舞步轻盈。温和的笑容和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也是在那个舞会上，我和刘少奇同志一起跳舞。那年，他已是满头银丝，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更显出他脸色的灰暗，眼中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同样是领袖人物，和他在一起，我却不胆怯。我说：“您脸色不好。”他回答道：“我睡得太少。”少奇同志问我，白天在做什么'我就像对朋友那样向他诉说，我说在挑石头，肩膀好疼啊!他安抚我：“挑久了，磨出茧子来就好了，要有个锻炼的过程啊!”他说话随和，语气亲切，短暂的问答让我感受到长者对后辈的关爱。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少奇同志跳舞，纯熟、规范。我们跳的是中速三步，他以精確的节奏，迈出了三节拍的重、轻、稍轻的舞步，转圈时柔和、轻松，与他共舞，沉醉在美妙乐曲中，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应该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很好。第二天早上，南宁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少奇同志认出了我，他像见到熟人那样向我招手，这一刹那连同他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革”时期，大街上贴满了丑化刘少奇的漫画，我从心里无法接受。我悄悄地对亲人说：他给我的印象是温和的。
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细节中，周总理的舞步体现了精神的力量
那个难以忘怀的舞会上，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事隔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场舞会，是1958年初中央召开南宁会议期间举行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总理提出的各种“反冒进”举措，为之后的全国“大跃进”做足铺垫，而总理未作辩解，在发言时承担责任，表示犯有“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在思想上没能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如今，史料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当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起舞的时候，总理正为次日的检查苦思冥想!
有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他跳舞，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了。为欢迎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南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由我担任报幕。那天，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粤剧现代戏里扮演主角刘胡兰。演出结束后，是一场小型的舞会。
偌大的舞厅，只有不多的人，我荣幸地被安排与周总理跳第一支舞。
与我同时代，凡亲眼见过总理的人，无不为他的风度所折服。南国的冬日，没有丝毫寒意，总理身着浅湖绿色薄中山服，依然紧紧地扣着领口，浅棕色的凉皮鞋一尘不染。他款款地向我们走来，目光所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似乎感觉到：总理注意到我了!
没有任何的拘束，只有亲近与平和。总理一见我，就笑着问：“你是宁波人吧!”我惊讶不已：我出生上海，祖母却来自这座江边小城。父母也是在那里成家立业。母亲虽然是杭州人，但家里的饮食、语言还保留着宁波特色。而我，一口受过训练的普通话，总理怎么能看出我和宁波之间的天然联系呢?我由衷地钦佩他过人的洞察力。总理见我愣愣地没有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
自小我就爱看上海滑稽戏，學会了苏北方言，记忆中，总理祖籍淮阴，因为他的随和，我几乎忘了在我眼前是位领袖级人物，便用苏北腔与总理对话：“听人嘎(家)说，你是苏北人。”熟悉的乡音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总理也和我一起开心地笑了。
我和总理跳的是快三步，他以传统的欧式舞步，踮着脚，把我的右手举得很高，向右方旋转着前行。我的舞技笨拙，退着转，跳久 了便有些累，总理却比我这个年轻人更经得起考验，从他快速、有力的舞步中，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当年的南宁，还没有空调，舞厅里只用几台吊扇降温。热了，当地首长往往会当众宽衣，总理却不然，他去更衣室脱下外套，穿着白衬衣步入舞厅。即便是休闲式的娱乐活动，他依然一丝不苟，儒雅、外交家的风度渗透在些微的细节中。他走到乐队前，柔声地提出请求：“请奏些慢步舞曲，老了，跳不动了!”
红线女刚卸完装，快步走进大厅，她伸出双手，向小鸟般地“飞”到总理身边，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头刘胡兰式的短发，用清脆动人的嗓音，喊着：“总理——”我为之心动，看得出，她为初次在现代戏中演英雄人物，又能被总理欣赏而兴奋不已。她和总理翩翩起舞，亲昵地向他倾诉，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总理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爱惜艺人，这在文艺界早已口口相传，此刻，我是亲眼所见，更是感慨无限。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善舞、善谈，性情豪放，为人平和
1961年冬，中央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我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晚间常有舞会。我为舞会主持节目。
当时我年轻无知，对国家政要和军队首长以及他们的职务浑然不知。每当与他们跳舞，便直白地问他们的尊姓大名。一位中等个头、身板壮实、神情威武的中年军官请我起舞。他肤色黑里泛黄、目光机敏，带着工农的粗犷气质。我们跳起了慢三步，在舞曲伴奏下，他引着我向前、向右旋转，他的俄式舞步让我适应自如。军官精力充沛，不停地转着圈，即使跳快步舞时，也喜欢聊天。他说话的嗓音有些沙哑，带点闽西口音，他告诉我，他叫刘亚楼。
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首长的职务，回团后才知道，他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一晚上除了报幕，几乎都在为他伴舞。他问我，是否发觉他的一条腿有点短?我摇摇头，说感觉很好啊!他说，那是红军时期打仗中了敌人的子弹，因为医疗条件差，取弹片的时候，没有用麻药，他是咬牙挺过来的。我對他肃然起敬，抬头仰望，看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心想，这也是艰苦岁月留下的痕迹吧。曲终，细看他迈步时的动作，双腿确实有些微的差异。
一次，我们剧团的女演员吴桐华走来，要听刘司令员讲过去的故事。刘说起一则真实的趣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里扮演男主角安德列的演员，请求刘的帮助，为之引见领袖斯大林。而当斯大林站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功勋演员却吓得一步步地直往后退，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出口。以后，这个情节便沿用到了电影中。刘司令员说，可见，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还告诉我们，其实斯大林本人很衰老，背有点驼，头发白了，还谢顶，才不像油画和电影里那么高大、漂亮，“是画家和导演把他美化了”，他说。言谈间感觉得到，行伍出身的刘司令员还是艺术的“内行”。
越南总司令武元甲当“學生”时腼腆而谦逊，流利的普通话与我沟通自如
舞技平平的我，还曾教过越南总司令武元甲跳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南宁。
一个明朗夏天的上午，明园饭店的舞池上，只有我和武司令两人，陪伴我们的除了庞大的乐队，还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他对我说，武司令要去苏联访问，學习交谊舞是其中的一道课程。我明知水平有限，心里不免发憷，但既然是任务，只好硬着头皮充当一次不合格的“教授”。
儒雅、帅气的武元甲司令并非想象中的“武将”，他身材适中，体态挺拔，有一双越南人乌黑、明亮的眼睛。學舞时，他像小學生那样听我调度、指挥。让我意外的还有，他能用流利的汉语与我沟通，发音准确，吐字也清晰，说话时语气温顺，使人感到亲切。
我从基本舞步教起：抬头，挺胸，举手，按音乐节拍迈步，不停地喊着：“一、二、三、四——”他吃力地随着我迈步，双手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看得出，他确实是初次學舞。大厅里虽然有电扇，但没多久，我们已经汗流浃背，武司令身上那套卡其布的浅色军便装也已湿透了。我年轻急躁，教舞的时候，忘了我的“學生”是位邻国的首脑，总是数落他“不对、不对”，而他，则羞愧地朝我憨笑。休息时候，广州军区司令员提醒我说：“小郭，你要耐心点，客气点，多鼓励他，他去苏联的一路上还有机会再學，这儿是他的第一站。”大约两个小时，武元甲司令掌握了交谊舞的基本要领，他连声向我道谢，那谦逊、恭敬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彭立昭据《湖南工人报》郭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