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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方式决定论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证明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非科学性,体现了“盆地意识”的积极意义。因此,生产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对“盆地意识”坚持扬弃的基本态度。
关键词生产方式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 “盆地意识” 决定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158-02
“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所特有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气质。这里的“盆地意识”并不重在地理概念,更多的是指一种思想气质。四川人普遍认为“盆地意识”是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其猛烈批判,要求摒弃“盆地意识”。目前学界对“盆地意识”的研究甚少并且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我们期待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对“盆地意识”研究做一些探索。
一、“盆地意识”与地理环境决定论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盆地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四川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同时,发达的农耕文明也对“盆地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农耕文明的一个内涵是指“盖其物产富力,实已为中国之冠”的优越的“天府”生产方式;另一个内涵是指“俗不愁苦,人多工巧”的闲适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下的闲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盆地意识”面貌和特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直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农耕文明还对巴蜀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起着极大的作用。受农耕文明的影响,“盆地意识”具有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也具有对外开拓的开放性和对内凝聚的向心性。因此,“盆地意识”是一种固步自封,小富即安,盲目自大,沉稳冷静和开放进取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气质。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代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气候、土壤等因素对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族性格、道德面貌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起决定性作用。他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这可归纳成自然条件与人的生理特征,人的心理素质、情感和与地方法律、国家政体的关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也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注意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归宿地先天的赋予了欧洲,将其它民族排除在外,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正是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论根据的。总之,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气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
四川人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认为“盆地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气质,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不利于调动四川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将阻碍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四川各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大声疾呼,要摒弃“盆地意识”。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体现了“盆地意识”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4.6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10505.3亿元,总量扩大55.9倍。30年的快速发展,四川经济在中国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重要地位不断巩固,2001年GDP总量超过湖北位居全国各省第9位,西部第1位。
改革开放短短30年时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如此迅速。毫无疑问,这是四川省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四川人民又深受“盆地意识”的影响,那么他们在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必然会受到“盆地意识”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雄辩的证明了“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人民面对薄弱的经济基础,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沉稳冷静,脚踏实地和长期努力,创造了四川经济30年突飞猛进的辉煌成就;其次,新时期四川人民开放进取,积极外出务工,四川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四川也成为全国外出务工人员第一大省;最后,新时期四川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也得以充分体现。新时期的四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不到20年的建设,就坐上了西部经济第一的宝座,这见证了四川人民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
三、生产方式决定论前提下对待“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的理论之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指出生产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即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
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然而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也存在理论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地理環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它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把外部自然条件看成社会发展的的决定因素。因此,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能上升为决定性的因素。生产方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下来选择对待“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消极影响。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雄辩的证明了“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比如开放进取、沉稳冷静和敢为人先的精神。这就要求在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前提下,对“盆地意识”坚持扬弃的基本态度,即继承和发扬“盆地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方面的特质,摒弃和摆脱“盆地意识”具有消极影响方面的精神。
四、结语与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论证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非科学性。因此,生产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对“盆地意识”坚持扬弃的基本态度。
新时期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扬弃“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同时借鉴“非盆地意识”的其他思想来发展四川经济,比如“浙江精神”。“盆地意识”作为一种“陆地意识”,“浙江精神”作为一种“海洋意识”,两种意识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浙江精神”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气质有助于弥补“盆地意识”中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的思想,更好的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方面的因素,最终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生产方式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 “盆地意识” 决定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158-02
“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所特有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气质。这里的“盆地意识”并不重在地理概念,更多的是指一种思想气质。四川人普遍认为“盆地意识”是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对其猛烈批判,要求摒弃“盆地意识”。目前学界对“盆地意识”的研究甚少并且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我们期待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对“盆地意识”研究做一些探索。
一、“盆地意识”与地理环境决定论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盆地意识”产生了深刻影响。四川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同时,发达的农耕文明也对“盆地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农耕文明的一个内涵是指“盖其物产富力,实已为中国之冠”的优越的“天府”生产方式;另一个内涵是指“俗不愁苦,人多工巧”的闲适的生产方式。农耕文明下的闲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盆地意识”面貌和特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直到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农耕文明还对巴蜀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社会习俗和人情世态起着极大的作用。受农耕文明的影响,“盆地意识”具有农耕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也具有对外开拓的开放性和对内凝聚的向心性。因此,“盆地意识”是一种固步自封,小富即安,盲目自大,沉稳冷静和开放进取的思想特征和精神气质。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代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土、气候、土壤等因素对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族性格、道德面貌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起决定性作用。他说,“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这可归纳成自然条件与人的生理特征,人的心理素质、情感和与地方法律、国家政体的关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也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注意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归宿地先天的赋予了欧洲,将其它民族排除在外,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正是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论根据的。总之,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体素质和思想气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
四川人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认为“盆地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气质,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不利于调动四川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将阻碍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四川各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大声疾呼,要摒弃“盆地意识”。
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体现了“盆地意识”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84.6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10505.3亿元,总量扩大55.9倍。30年的快速发展,四川经济在中国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重要地位不断巩固,2001年GDP总量超过湖北位居全国各省第9位,西部第1位。
改革开放短短30年时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如此迅速。毫无疑问,这是四川省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四川人民又深受“盆地意识”的影响,那么他们在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必然会受到“盆地意识”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雄辩的证明了“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四川人民面对薄弱的经济基础,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沉稳冷静,脚踏实地和长期努力,创造了四川经济30年突飞猛进的辉煌成就;其次,新时期四川人民开放进取,积极外出务工,四川人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四川也成为全国外出务工人员第一大省;最后,新时期四川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也得以充分体现。新时期的四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不到20年的建设,就坐上了西部经济第一的宝座,这见证了四川人民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
三、生产方式决定论前提下对待“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的理论之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指出生产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即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
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然而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也存在理论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地理環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它夸大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把外部自然条件看成社会发展的的决定因素。因此,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而不能上升为决定性的因素。生产方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下来选择对待“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消极影响。但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雄辩的证明了“盆地意识”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比如开放进取、沉稳冷静和敢为人先的精神。这就要求在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前提下,对“盆地意识”坚持扬弃的基本态度,即继承和发扬“盆地意识”具有积极意义方面的特质,摒弃和摆脱“盆地意识”具有消极影响方面的精神。
四、结语与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论证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非科学性。因此,生产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坚持生产方式决定论,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对“盆地意识”坚持扬弃的基本态度。
新时期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坚持扬弃“盆地意识”的基本态度。同时借鉴“非盆地意识”的其他思想来发展四川经济,比如“浙江精神”。“盆地意识”作为一种“陆地意识”,“浙江精神”作为一种“海洋意识”,两种意识相互交融,相互补充。“浙江精神”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气质有助于弥补“盆地意识”中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的思想,更好的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方面的因素,最终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