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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世响，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原理学科带头人，中国教育学会德育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国学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世俗精神中超拔出自己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用“日神”和“酒神”象征人身上两种精神，即生命本原的显现。“日神”显现为美的外观的象征，“酒神”显现为情绪的放纵，“日神”和“酒神”亦艺术之神，生命乃艺术本原。“日神”和“酒神”和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盗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皆基于“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与“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都是人的生命本原“向死而生”的显现。
按照尼采的观点，如果道德选择只有一个，我们只能服从他人的价值，哪怕不情愿，我们的道德就是奴隶道德。我们要么建立自己的价值。在历史上，奴隶伦理占主导性位置，但是我们偶然发现有超越它的意愿，这就导致“超善恶”。“超善恶”，就是要运用自己伟大的心智去成为真实的自己，勇敢地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任何苦难与命运挑战，甚至要将自己陷入险境之中，生命才能获得极致而圆满，这就是他所谓“超人”的一般意思。
尼采的学说，极其悲壮，他教育人做“超人”，忍受困境，甚至自我设置困境，是一种高绝的神圣。我觉得，中国人，更是在世俗精神中完成尼采说的那种神圣，或者，中国的儿童青少年，得在世俗精神中超拔自己。我们的心性不愿意教育儿童青少年一开始就站在“忍受人生”境界上说话，只有到了相当年龄，吞咽了多少苦难，才叫你自己体会出，人生除了享受，原来更是“忍受”。这个时候，或者从世俗生活逐渐地摸到了世俗精神的门口了，或者已经世俗得摸不清路了。
当代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道德哲学上的一个大命题：道义之事功化。道义，是指道德义理，事功，简单来说就是做事达到的某种功业，和由这种功业成就的人格。一个孩子，在道义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业呢？在旧时代，一个孩子的道义是孝养父母，事功是娶妻生子，他生出儿女，是最大的“事功”。在教育普及时代，孩子的道义已经制度化为进入学校接受学校教育，接受父母和国家的供养，是他的道义。他的事功，平日就是完成功课，而且是良好、优秀地完成功课，最大的事功是考上一所好学校。这样的生活方式，其精神是什么呢？
如果给学校赋予一个使命，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这得往前追问：如果给人赋予一个使命，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再追问：人在人世上有没有使命呢？我们似乎只把孩童看作一个“准人生”，“长大以后的作为”似乎才是他们的“人生”。
这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会觉得自己在哪个年龄阶段，或者在什么样的社会领域，过得旖旎曼妙？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个人会回味自己的哪个阶段？也许，一个中老年人，会设想自己不可能过的生活，如一些学问高深的道德高人，却设想自己的人生应该是山村的一个老农民，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如果有下辈子，也希冀自己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并不希望识字研究学问。也许，“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是他“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儿童青少年是什么哲学
我拿不准，到底能不能把尼采教给这个时代的中小学生——他们以考试为王道，对社会的批评，是对他们的火上加油，只能减低他们考试的意志——可怜的学生，可怜的老师，可怜的家长，可怜的我！想一下，我的祖父母辈，挣扎在吃饭上，他们的道德就是“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我的父母辈，在“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的道德中羼入了某种政治气质。我这一辈有享受上学的福分，还是在祖父母和父母的道德中轮回着。到我儿子这一代，他们在整体上有饭吃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同侪还有吃不饱饭的，我也很难承认我们和他们都翻过了“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的天地。
我曾经觉得儿童青少年是这样的哲学：
有这样一个少年：他是一条既想浮在水面上的鱼，又想沉在水底的鱼；他是一只既想飞在天空的鸟，又想落在树枝上的鸟；他是一匹既想在草原上奔腾的马，又想在马厩终老的马；他是一只既想在山中奔跑的梅花鹿，又想在绿草地休眠的梅花鹿；他是一条既想咬人的疯狗，又想为人看家的驯狗……总之，他既想是一个人，又想不是一个人；他既厌恶世俗，他又随俗；他既专心致志地要做隐士，又坚定如风鸟般足不点地地向社会款款走来。霍尔顿是一个线条一般的人——几何学上的线条没有空间，没有面积，霍尔顿既不想占有空间，也不想占有面积，他既想占有空间，又想占有面积，一个人一定占有空间，占有面积。这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①
中国有那么多写文章的人，却没有一个能写出中小学生！
我从大荒来，欲回大荒去
《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遂投笔从戎，立得一番功劳，博得定远侯。当今的儿童青少年在娘肚子里，就已经命中注定只能在学校教育里作道场了。所以，一个孩童，也只能在“作业”上与自己的命运叫劲，“作业”就是他的命——真是作孽！
当代一个儿郎在学校上学，如果他或者说：“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想，就已经是“思想侯”了吧。他的意思或者是：我是不是去信上帝，我是不是去信佛，我是不是去信某个力量，我还是信我自己。他知道自己不足以支撑自己，那么，自己的一生到底交給谁来支配？进一步，他或者会像霍尔顿·考菲尔德那样，最牵挂的是中央公园里的野鸭子？尽管他很爱自己的妹妹，妹妹有父母的疼爱，父母也很疼爱自己。自己却没有能力推翻周围笼罩着自己的一切爱和算计，就像没有能力推翻政府、学校和家庭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教育中的种种爱与阴谋一样。他甩不掉周围一切人的爱与阴谋，他只能想象着去关心野鸭子，再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边的一大片黑麦田边，去守护着和自己一样的同侪，不叫他们掉下去。最需要别人去“操心”的人，却是最想替别人“操心”的人，也许，那就是他欲作的诗人。 在这个制度化的岁月，想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实在是与上帝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有上帝的话。在当代社会，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则是与社会、国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代社会，人在二十岁以前，基本都是在学校里盘桓人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谁呢？是欲把自己交出去，还是欲把社会或者他人拿过来呢？他或者又说：“我怎么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那是指不按照老师的要求、不按照教科书的要求，不按照模版的要求答题，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答題。他未必有自己，即使有自己的人，自己往往也是一个他人。老师并不能给学生灵魂，好老师是一个引领人，不好的老师，是一个放羊的。
“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怎么作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他或者还会怒冲冲地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这样的话，是不是接近诗？接近人的本原呢？这样的话具有诗的风韵。虽然，当儿童与社会讨论自己如何自由的时候，这就像鱼向厨师炫耀清蒸鱼、红烧鱼、糖醋鱼的知识。如果教育中从来就不会有自己，教育就永远不能出诗人和思想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人的躯体是质料，人的精神是形式，形式才是人的根本规定性。当代教育，是把某种强权的形式，打进人的质料之中，正是教育，扼杀人的无限丰富性。民众不但不替儿童青少年说话，而且还在充当社会强势的帮凶，不许孩子说话，教育孩子“听话”。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反道德、反人性的勾当了。因为，这是罪恶的理性，反善的理性。
可是，就是这样呓语一样的话，也是向强权的反抗，那个微弱的反抗，是灵魂中固有的心性的声音，我才说那具有诗的风韵。那声音通向大荒，因为那本来就是从大荒来的。就像《红楼梦》中惜春所打的灯谜：“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思想本来就不是江河滚滚的奔流，更不是海洋的浩瀚，思想只能像眼泪。儿童青少年的话，需要成年人像研究古希腊哲学家的残篇那样去诠释，如赫拉克利特说什么：“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驴子宁愿要草料不要黄金。”“教养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二个太阳。”“接近。”①云云。
道德上的狂狷：“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
中小学生“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怎么作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一类的声音，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的道德立场：中小学生有没有作为人的道德优越感？在道德上能不能狂狷？一个有资本的人，可以这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评判或者称赞，我都不说话。我对你彬彬有礼，我的谦和，我不追名逐利，是我的教养，是我对你的蔑视，是我的武器。你根本属于我的不屑，你就是一个下等人——有社会地位的贱货，名义上是什么长官，心地上是狭险的盗男娼女。
一个中小学生的资本是什么？我是人！我从人类老祖先那里流淌过来，后辈也从我这里流淌过去，人类从我身上流淌，我在人类身上流淌，我固然不能妄自尊大，我也不应该妄自菲薄。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民就知道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自己放弃自己的自由，本身就是犯罪，是对人尊严的践踏。中国的江湖好汉说：“老爷我烂命一条，我的命是我自己的！头掉了碗大一个疤，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样的话固然豪迈冲天，却也把自己置于只属于自己的境地。自己不属于自己，自己不是自己的私人产物，每个人都属于人类，自己没有权利处置自己。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出言破坏礼义，这便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②
教育对儿童的道德要求，有两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个是儿童的心性，一个是时代的气质。具体来说，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要求实在是一个无理：既要求他们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活泼——他们本来就是小孩子，又要求他们像老夫子那样坚韧冷静——他们本来就不是老夫子。孔夫子的理想是“少者怀之，老者安之”，我们的教育要求则是将少者与老者煮在一个镬里，成为一个祭献，却不知道是把他们祭献给谁的；当代儿童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呢？从国家历史来说，清朝完结，我们跌进了无君天地，“打倒孔家店”的发昏，我们跌进了精神无父天地，师尊或者“夫子”“先生”“师父”降为“同志”“教员”的政治天空，我们跌进了无师天地，讲究人与人平等，我们跌进了无兄天地，女权思潮蠢蠢欲动时代，我们将跌进无（丈）夫天地，无（丈）夫也意味着无母。我们却还要声嘶力竭地叫嚣伦理，叫嚣道德教育，也只是给弄道德教育的人弄一碗饭吃罢了。
我们的道德教育：孩子不会流泪了，不会生气了，不会骂人了，不会横眉冷对了。人在大起大落之后，方归于平静与寂寞，可怜的是，这一代儿童青少年从来就没有起，没有落，产生不了落差，发不了电，只是活着。
中国人的本原气质，品格清澈，雍容文雅，有血气有骨气。为什么教育普及时代的人如此粗鄙，如此猥琐，如此不堪，如此下流，如此难看？！
此岸到彼岸
人有了惊异能力，才能够听到事物之本然，成为诗人。没有诗人气质，就不会触摸到生命本原，也就不能有深度的道德和道德教育。看到生命本原，就像跨越海洋，到达生命之彼岸。
从福建泉州石井码头上船，到金门水头码头上岸，一个小时的海上航行。从厦门五通码头到金门水头码头上岸，半个小时的样子，就穿过了中国的两个文化区和两个道德区。或者说，穿过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半个世纪的阻隔，中间的故事真的是海洋一般。海洋也可逾越，然而那道德教育比海洋还要难以逾越，那是把人从一个世界引渡到另外一个世界，从此岸到彼岸，回到自己的家。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应该有海洋的境界，具有神一样的气质。
在一般的诗歌和传说中，似乎海洋浪漫得就像人家的爱情故事，或者想象中自己的爱情故事。船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你上午见到的是海洋，下午见到的是海洋，晚上见到的是海洋，明天、后天，亦复如是。你大概也懒得看天看海了，甚至可能恨天、恨海，单调、枯燥和无聊，也许还夹杂着恐惧。浪漫永远是人家的，是书本上的，是传说中的，自己的永远都是那么地不浪漫。海洋，站在岸边，你可以产生无限遐想和瞎想，不站在海洋的岸边，也能够产生无限遐想和瞎想。那几天，我和我的那几个大男孩在村子后面的海滩上溜达，在海滩上确实会想。譬如，你站在山上望海，才容易相信地球是圆的，是相通的，那没有任何阻隔的水天一体，会使人相信地球和天也是相通的，天地本来没有阻隔。这和村庄望村庄的感受，绝对不一样。眼睛可以望到天上的星星月亮，几株树木就把眼睛的性和心遮蔽住了，村庄望村庄，有庄稼和树木的阻隔，怪不得古人说“一叶障目”呢。中国人还在高粱地里转圈子呢，我们也许喝高粱酒喝晕了，眼睛也被高粱遮蔽住了。然而，只要几步就能跨出高粱地，原来大海就在高粱地边。
这正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不一样的眼睛。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气质悠远中带幽怨，使人往后走，越古越有味道，一个有远古情怀的人才是道德；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化意境高远而深邃，使人往上走，人的灵魂沉思而上升，一个人具有精微的心智，才是道德的，教育在于心智的涵养。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在世俗精神中超拔出自己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用“日神”和“酒神”象征人身上两种精神，即生命本原的显现。“日神”显现为美的外观的象征，“酒神”显现为情绪的放纵，“日神”和“酒神”亦艺术之神，生命乃艺术本原。“日神”和“酒神”和希腊悲剧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盗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皆基于“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与“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都是人的生命本原“向死而生”的显现。
按照尼采的观点，如果道德选择只有一个，我们只能服从他人的价值，哪怕不情愿，我们的道德就是奴隶道德。我们要么建立自己的价值。在历史上，奴隶伦理占主导性位置，但是我们偶然发现有超越它的意愿，这就导致“超善恶”。“超善恶”，就是要运用自己伟大的心智去成为真实的自己，勇敢地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任何苦难与命运挑战，甚至要将自己陷入险境之中，生命才能获得极致而圆满，这就是他所谓“超人”的一般意思。
尼采的学说，极其悲壮，他教育人做“超人”，忍受困境，甚至自我设置困境，是一种高绝的神圣。我觉得，中国人，更是在世俗精神中完成尼采说的那种神圣，或者，中国的儿童青少年，得在世俗精神中超拔自己。我们的心性不愿意教育儿童青少年一开始就站在“忍受人生”境界上说话，只有到了相当年龄，吞咽了多少苦难，才叫你自己体会出，人生除了享受，原来更是“忍受”。这个时候，或者从世俗生活逐渐地摸到了世俗精神的门口了，或者已经世俗得摸不清路了。
当代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道德哲学上的一个大命题：道义之事功化。道义，是指道德义理，事功，简单来说就是做事达到的某种功业，和由这种功业成就的人格。一个孩子，在道义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业呢？在旧时代，一个孩子的道义是孝养父母，事功是娶妻生子，他生出儿女，是最大的“事功”。在教育普及时代，孩子的道义已经制度化为进入学校接受学校教育，接受父母和国家的供养，是他的道义。他的事功，平日就是完成功课，而且是良好、优秀地完成功课，最大的事功是考上一所好学校。这样的生活方式，其精神是什么呢？
如果给学校赋予一个使命，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这得往前追问：如果给人赋予一个使命，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再追问：人在人世上有没有使命呢？我们似乎只把孩童看作一个“准人生”，“长大以后的作为”似乎才是他们的“人生”。
这个时代，一个人一辈子会觉得自己在哪个年龄阶段，或者在什么样的社会领域，过得旖旎曼妙？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个人会回味自己的哪个阶段？也许，一个中老年人，会设想自己不可能过的生活，如一些学问高深的道德高人，却设想自己的人生应该是山村的一个老农民，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如果有下辈子，也希冀自己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并不希望识字研究学问。也许，“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是他“感到生存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儿童青少年是什么哲学
我拿不准，到底能不能把尼采教给这个时代的中小学生——他们以考试为王道，对社会的批评，是对他们的火上加油，只能减低他们考试的意志——可怜的学生，可怜的老师，可怜的家长，可怜的我！想一下，我的祖父母辈，挣扎在吃饭上，他们的道德就是“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我的父母辈，在“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的道德中羼入了某种政治气质。我这一辈有享受上学的福分，还是在祖父母和父母的道德中轮回着。到我儿子这一代，他们在整体上有饭吃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同侪还有吃不饱饭的，我也很难承认我们和他们都翻过了“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的天地。
我曾经觉得儿童青少年是这样的哲学：
有这样一个少年：他是一条既想浮在水面上的鱼，又想沉在水底的鱼；他是一只既想飞在天空的鸟，又想落在树枝上的鸟；他是一匹既想在草原上奔腾的马，又想在马厩终老的马；他是一只既想在山中奔跑的梅花鹿，又想在绿草地休眠的梅花鹿；他是一条既想咬人的疯狗，又想为人看家的驯狗……总之，他既想是一个人，又想不是一个人；他既厌恶世俗，他又随俗；他既专心致志地要做隐士，又坚定如风鸟般足不点地地向社会款款走来。霍尔顿是一个线条一般的人——几何学上的线条没有空间，没有面积，霍尔顿既不想占有空间，也不想占有面积，他既想占有空间，又想占有面积，一个人一定占有空间，占有面积。这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①
中国有那么多写文章的人，却没有一个能写出中小学生！
我从大荒来，欲回大荒去
《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遂投笔从戎，立得一番功劳，博得定远侯。当今的儿童青少年在娘肚子里，就已经命中注定只能在学校教育里作道场了。所以，一个孩童，也只能在“作业”上与自己的命运叫劲，“作业”就是他的命——真是作孽！
当代一个儿郎在学校上学，如果他或者说：“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想，就已经是“思想侯”了吧。他的意思或者是：我是不是去信上帝，我是不是去信佛，我是不是去信某个力量，我还是信我自己。他知道自己不足以支撑自己，那么，自己的一生到底交給谁来支配？进一步，他或者会像霍尔顿·考菲尔德那样，最牵挂的是中央公园里的野鸭子？尽管他很爱自己的妹妹，妹妹有父母的疼爱，父母也很疼爱自己。自己却没有能力推翻周围笼罩着自己的一切爱和算计，就像没有能力推翻政府、学校和家庭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教育中的种种爱与阴谋一样。他甩不掉周围一切人的爱与阴谋，他只能想象着去关心野鸭子，再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边的一大片黑麦田边，去守护着和自己一样的同侪，不叫他们掉下去。最需要别人去“操心”的人，却是最想替别人“操心”的人，也许，那就是他欲作的诗人。 在这个制度化的岁月，想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实在是与上帝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有上帝的话。在当代社会，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则是与社会、国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代社会，人在二十岁以前，基本都是在学校里盘桓人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谁呢？是欲把自己交出去，还是欲把社会或者他人拿过来呢？他或者又说：“我怎么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那是指不按照老师的要求、不按照教科书的要求，不按照模版的要求答题，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答題。他未必有自己，即使有自己的人，自己往往也是一个他人。老师并不能给学生灵魂，好老师是一个引领人，不好的老师，是一个放羊的。
“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怎么作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他或者还会怒冲冲地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这样的话，是不是接近诗？接近人的本原呢？这样的话具有诗的风韵。虽然，当儿童与社会讨论自己如何自由的时候，这就像鱼向厨师炫耀清蒸鱼、红烧鱼、糖醋鱼的知识。如果教育中从来就不会有自己，教育就永远不能出诗人和思想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人的躯体是质料，人的精神是形式，形式才是人的根本规定性。当代教育，是把某种强权的形式，打进人的质料之中，正是教育，扼杀人的无限丰富性。民众不但不替儿童青少年说话，而且还在充当社会强势的帮凶，不许孩子说话，教育孩子“听话”。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反道德、反人性的勾当了。因为，这是罪恶的理性，反善的理性。
可是，就是这样呓语一样的话，也是向强权的反抗，那个微弱的反抗，是灵魂中固有的心性的声音，我才说那具有诗的风韵。那声音通向大荒，因为那本来就是从大荒来的。就像《红楼梦》中惜春所打的灯谜：“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思想本来就不是江河滚滚的奔流，更不是海洋的浩瀚，思想只能像眼泪。儿童青少年的话，需要成年人像研究古希腊哲学家的残篇那样去诠释，如赫拉克利特说什么：“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驴子宁愿要草料不要黄金。”“教养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二个太阳。”“接近。”①云云。
道德上的狂狷：“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
中小学生“我要考虑把我交给谁”，“我怎么作作业才不会丧失自己”一类的声音，实际上还是一个宏大的道德立场：中小学生有没有作为人的道德优越感？在道德上能不能狂狷？一个有资本的人，可以这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评判或者称赞，我都不说话。我对你彬彬有礼，我的谦和，我不追名逐利，是我的教养，是我对你的蔑视，是我的武器。你根本属于我的不屑，你就是一个下等人——有社会地位的贱货，名义上是什么长官，心地上是狭险的盗男娼女。
一个中小学生的资本是什么？我是人！我从人类老祖先那里流淌过来，后辈也从我这里流淌过去，人类从我身上流淌，我在人类身上流淌，我固然不能妄自尊大，我也不应该妄自菲薄。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民就知道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自己放弃自己的自由，本身就是犯罪，是对人尊严的践踏。中国的江湖好汉说：“老爷我烂命一条，我的命是我自己的！头掉了碗大一个疤，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样的话固然豪迈冲天，却也把自己置于只属于自己的境地。自己不属于自己，自己不是自己的私人产物，每个人都属于人类，自己没有权利处置自己。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出言破坏礼义，这便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②
教育对儿童的道德要求，有两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个是儿童的心性，一个是时代的气质。具体来说，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要求实在是一个无理：既要求他们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活泼——他们本来就是小孩子，又要求他们像老夫子那样坚韧冷静——他们本来就不是老夫子。孔夫子的理想是“少者怀之，老者安之”，我们的教育要求则是将少者与老者煮在一个镬里，成为一个祭献，却不知道是把他们祭献给谁的；当代儿童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呢？从国家历史来说，清朝完结，我们跌进了无君天地，“打倒孔家店”的发昏，我们跌进了精神无父天地，师尊或者“夫子”“先生”“师父”降为“同志”“教员”的政治天空，我们跌进了无师天地，讲究人与人平等，我们跌进了无兄天地，女权思潮蠢蠢欲动时代，我们将跌进无（丈）夫天地，无（丈）夫也意味着无母。我们却还要声嘶力竭地叫嚣伦理，叫嚣道德教育，也只是给弄道德教育的人弄一碗饭吃罢了。
我们的道德教育：孩子不会流泪了，不会生气了，不会骂人了，不会横眉冷对了。人在大起大落之后，方归于平静与寂寞，可怜的是，这一代儿童青少年从来就没有起，没有落，产生不了落差，发不了电，只是活着。
中国人的本原气质，品格清澈，雍容文雅，有血气有骨气。为什么教育普及时代的人如此粗鄙，如此猥琐，如此不堪，如此下流，如此难看？！
此岸到彼岸
人有了惊异能力，才能够听到事物之本然，成为诗人。没有诗人气质，就不会触摸到生命本原，也就不能有深度的道德和道德教育。看到生命本原，就像跨越海洋，到达生命之彼岸。
从福建泉州石井码头上船，到金门水头码头上岸，一个小时的海上航行。从厦门五通码头到金门水头码头上岸，半个小时的样子，就穿过了中国的两个文化区和两个道德区。或者说，穿过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半个世纪的阻隔，中间的故事真的是海洋一般。海洋也可逾越，然而那道德教育比海洋还要难以逾越，那是把人从一个世界引渡到另外一个世界，从此岸到彼岸，回到自己的家。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应该有海洋的境界，具有神一样的气质。
在一般的诗歌和传说中，似乎海洋浪漫得就像人家的爱情故事，或者想象中自己的爱情故事。船在海上颠簸一两个月，你上午见到的是海洋，下午见到的是海洋，晚上见到的是海洋，明天、后天，亦复如是。你大概也懒得看天看海了，甚至可能恨天、恨海，单调、枯燥和无聊，也许还夹杂着恐惧。浪漫永远是人家的，是书本上的，是传说中的，自己的永远都是那么地不浪漫。海洋，站在岸边，你可以产生无限遐想和瞎想，不站在海洋的岸边，也能够产生无限遐想和瞎想。那几天，我和我的那几个大男孩在村子后面的海滩上溜达，在海滩上确实会想。譬如，你站在山上望海，才容易相信地球是圆的，是相通的，那没有任何阻隔的水天一体，会使人相信地球和天也是相通的，天地本来没有阻隔。这和村庄望村庄的感受，绝对不一样。眼睛可以望到天上的星星月亮，几株树木就把眼睛的性和心遮蔽住了，村庄望村庄，有庄稼和树木的阻隔，怪不得古人说“一叶障目”呢。中国人还在高粱地里转圈子呢，我们也许喝高粱酒喝晕了，眼睛也被高粱遮蔽住了。然而，只要几步就能跨出高粱地，原来大海就在高粱地边。
这正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不一样的眼睛。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气质悠远中带幽怨，使人往后走，越古越有味道，一个有远古情怀的人才是道德；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化意境高远而深邃，使人往上走，人的灵魂沉思而上升，一个人具有精微的心智，才是道德的，教育在于心智的涵养。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