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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国家间实现越来越大范围的资源流通共享，在文化频繁交流的环境下，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的个性对于本民族生存发展来说尤为重要。曾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在当今时代下如何传承和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大课题。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儒家平和包容的文化特质应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传承道路，或许当下时代中国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推广过程缓慢，但可能会更稳健。
关键词：儒家思想;神道思想;人文精神;精神特质
一、儒家思想者的人伦理想
儒学被界定为道德伦理哲学，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理性精神体现在它所关注的人伦关系上，比如对于如何平衡社群情境中“利”与“义”之间的关系，是舍义取利还是舍利取义等这类人伦关系的思考。儒家无疑是重视“义”在人伦关系中的作用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巧言令色鲜矣仁”都明显表现出这种价值取向。儒家认为这种价值取向利于事态的发展并符合选择方的利益或长远利益，而从儒家的入世姿态来看这种选择又是相对于社群关系来讲，因为儒家本身的目的指向就在这里——“人伦关系的和谐”[1]，因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儒家看来是得当的。那么个人是否具备能够做出这种得当选择的素质也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儒家是把成就个人的理想人格作为其基本指向。也就是说，具备理想人格的个体一定是理想社群关系的成因。因而儒家提炼出“仁”、“义”、“礼”等思想核心，使个体去理解并实践之，并意欲其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而努力。可以看出，个人修身的成功是符合社会期望的。这同时就体现出了儒家的教化作用——为人的现实存在奠定基础和赋予价值[2]。需要强调的是，说儒家绝对地成为教化工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儒家本身也对君王的思想和作为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仁政爱民”。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是其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儒家始终具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并且期望当时具有绝对权力的君王也具有这种理想人格，能够在实际治国的过程中能够善良主政，这涉及到“君主对人民”这一层伦理关系，体现出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之境界，即体现出孔子等儒家思想者个人的主观道德理想。所以儒家并非一种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化工具，它始终在以人伦的（不从属权力的）视角主动探讨人与社群的理想关系：基于人投身于社群活动这一实践过程，个人与社会能够互为彼此塑造价值。个人的理想人格的达成与理想社会得达成是应“捆绑在”一起的，两者是互相作用的。由此来看，儒家思想和世界中众多伟大思想一样，是有它自身的深刻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对人的人格和信念层面的关怀是儒学能够一直存续的力量所在。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特质——以日本神道思想为对比
历史上积极地适时更新自家思想、并积极采纳儒家思想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公元8世纪初以《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传说稳定了皇权的至尊地位后，因意识到相比于先进的大陆文明日本思想体系显得单薄，从而逐渐展开了向儒学汲取、整合适于皇权和民族存续的思想的进程。此过程中有些人推崇儒家特有的伦理精神，如“仁政爱民”，并将这些观念附予神道中的“神”，从而使民众感受到“神”的仁爱体恤，也有将神道与儒家（朱子理学）的“理”相结合，认为“神道即理，万事不在理之外，理是自然之真实”，以此阐述神性之自然，唤起民众内心对神的敬畏。另有思想学派如日本太虚神道（代表人物熊泽?山）认为日本神道所遵奉的镜、玉、剑三种神器，便是儒学智、仁、勇的表现，儒学与神道是“神与器”即“心与象”的关系。这些观点重视了儒学伦理对于神道统合日本的合理性的补充。同时也有如吉川神道那样，更重视日本神道自身独立性，将儒学置于神道之后的次要地位，以儒学思想辅助和成就神道自身发展的理论学说。在神道教与作为外来思想的儒教的不断融合中，最终使日本在确保本民族神道思想的优越性的前提下，发展了逐渐完备的以神秘主义（非理性的神道思想）和经验论（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携手同行的神道路线。
由以上日本神道思想积极地汲取儒学思想，并在反复地与各家思想的拒纳互动中逐渐确立神道思想在日本的主体地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本土思想在发展和存续过程中同样面临是否保证其本土思想的“独立性”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日本采取了积极学习融合以成就其个性的应对方式。必须强调的是，由逼仄的岛国生存环境所触发的强烈生存欲望，能够使其迅速认清形式并以“低姿态”将自身放进丛林世界中，使其意识到面对先进的大陆文明必须提高国体尊严和民族自尊，而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壮大自己才得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可以说这是日本神道汲取各家思想的做法的深层原因。我们看日本神道思想的存续发展过程可知，神道思想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引导日本民族生存的核心精神并一度成为国家神道，后因二战中其消极影响而被取缔其神圣位置成为民间宗教，但如今它仍继续影响着日本人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新年节庆、婚葬礼仪的神社参拜以表祈福，小到日常三餐前的双手合十以表感恩，神道所推崇的仪式活动在日本各地可谓是随处可见，可以说神道已潜移默化成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受神道思想影响的日本日常文化生活也广泛地被世界了解和体验。因此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像日本学者梅原猛所说，日本制造了适应自身国情、利于民族存续的思想发展模式[4]。
日本神道思想相比中国儒家思想，其侧重点不在于人伦关系上，而是在于关乎日本民族生存的力量性上，和民族地理、民族的历史文化密切关联[5]。前文提到逼仄的岛国环境面对先进的大陆文明会使其产生自卑心理，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们意识到必须提高民族尊严，而利用神道的“神灵和神灵子民的神圣关系”来体现民族的优越性、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对他们来说则是最有效选择。当时的中国大陆文明本身发源于地大物博之土地，其繁荣倚靠的是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自然经济，文化心态与当时各方面文明体制均不完善的日本是截然相反的。这里将两者对比即是说明社群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特质具有十分的决定作用。日本基于民族生存欲望、利用神道思想過度强调民族优越性的弊端已于二战时期的史实中显现，这种被岛国环境引发出来的激烈的民族发展心态所“制造”出的自负的文化特质与中国儒学思想所倡导的“仁”、“中道”之平和、包容的文化特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抛掉审视与评判，世界是所有存在的集合，日本民族“因神而生的优越感”正是说明了其谋求生存的“无奈”之处，但最终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有鉴于此，中国思想的壮大还需回归到自身的国情和历史上来，如此才会有自己的道路可循，也许壮大过程是相对缓慢的，但却有可能是相对稳健的。
参考文献：
[1]温海明，《儒家实意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河北学刊，2004年06期.
[3]牛建科，《试析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孔子研究，2010年06期.
[4]范爽，《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作用》，学术交流，2009年第10期.
[5]周永生，《日本神道文化及其力量》，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03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齐鲁理工学院2019年校级科研项目“日本神道教的文化功能探究及其对我国儒学发展的启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QL19K018
作者简介：吕慧云（1989年11月），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县）现就职于山东省齐鲁理工学院文学院，助教，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与日语教育
关键词：儒家思想;神道思想;人文精神;精神特质
一、儒家思想者的人伦理想
儒学被界定为道德伦理哲学，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理性精神体现在它所关注的人伦关系上，比如对于如何平衡社群情境中“利”与“义”之间的关系，是舍义取利还是舍利取义等这类人伦关系的思考。儒家无疑是重视“义”在人伦关系中的作用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巧言令色鲜矣仁”都明显表现出这种价值取向。儒家认为这种价值取向利于事态的发展并符合选择方的利益或长远利益，而从儒家的入世姿态来看这种选择又是相对于社群关系来讲，因为儒家本身的目的指向就在这里——“人伦关系的和谐”[1]，因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儒家看来是得当的。那么个人是否具备能够做出这种得当选择的素质也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儒家是把成就个人的理想人格作为其基本指向。也就是说，具备理想人格的个体一定是理想社群关系的成因。因而儒家提炼出“仁”、“义”、“礼”等思想核心，使个体去理解并实践之，并意欲其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而努力。可以看出，个人修身的成功是符合社会期望的。这同时就体现出了儒家的教化作用——为人的现实存在奠定基础和赋予价值[2]。需要强调的是，说儒家绝对地成为教化工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儒家本身也对君王的思想和作为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仁政爱民”。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教化作用是其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儒家始终具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并且期望当时具有绝对权力的君王也具有这种理想人格，能够在实际治国的过程中能够善良主政，这涉及到“君主对人民”这一层伦理关系，体现出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之境界，即体现出孔子等儒家思想者个人的主观道德理想。所以儒家并非一种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化工具，它始终在以人伦的（不从属权力的）视角主动探讨人与社群的理想关系：基于人投身于社群活动这一实践过程，个人与社会能够互为彼此塑造价值。个人的理想人格的达成与理想社会得达成是应“捆绑在”一起的，两者是互相作用的。由此来看，儒家思想和世界中众多伟大思想一样，是有它自身的深刻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对人的人格和信念层面的关怀是儒学能够一直存续的力量所在。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特质——以日本神道思想为对比
历史上积极地适时更新自家思想、并积极采纳儒家思想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公元8世纪初以《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传说稳定了皇权的至尊地位后，因意识到相比于先进的大陆文明日本思想体系显得单薄，从而逐渐展开了向儒学汲取、整合适于皇权和民族存续的思想的进程。此过程中有些人推崇儒家特有的伦理精神，如“仁政爱民”，并将这些观念附予神道中的“神”，从而使民众感受到“神”的仁爱体恤，也有将神道与儒家（朱子理学）的“理”相结合，认为“神道即理，万事不在理之外，理是自然之真实”，以此阐述神性之自然，唤起民众内心对神的敬畏。另有思想学派如日本太虚神道（代表人物熊泽?山）认为日本神道所遵奉的镜、玉、剑三种神器，便是儒学智、仁、勇的表现，儒学与神道是“神与器”即“心与象”的关系。这些观点重视了儒学伦理对于神道统合日本的合理性的补充。同时也有如吉川神道那样，更重视日本神道自身独立性，将儒学置于神道之后的次要地位，以儒学思想辅助和成就神道自身发展的理论学说。在神道教与作为外来思想的儒教的不断融合中，最终使日本在确保本民族神道思想的优越性的前提下，发展了逐渐完备的以神秘主义（非理性的神道思想）和经验论（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携手同行的神道路线。
由以上日本神道思想积极地汲取儒学思想，并在反复地与各家思想的拒纳互动中逐渐确立神道思想在日本的主体地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本土思想在发展和存续过程中同样面临是否保证其本土思想的“独立性”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日本采取了积极学习融合以成就其个性的应对方式。必须强调的是，由逼仄的岛国生存环境所触发的强烈生存欲望，能够使其迅速认清形式并以“低姿态”将自身放进丛林世界中，使其意识到面对先进的大陆文明必须提高国体尊严和民族自尊，而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壮大自己才得以谋求生存和发展，可以说这是日本神道汲取各家思想的做法的深层原因。我们看日本神道思想的存续发展过程可知，神道思想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引导日本民族生存的核心精神并一度成为国家神道，后因二战中其消极影响而被取缔其神圣位置成为民间宗教，但如今它仍继续影响着日本人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新年节庆、婚葬礼仪的神社参拜以表祈福，小到日常三餐前的双手合十以表感恩，神道所推崇的仪式活动在日本各地可谓是随处可见，可以说神道已潜移默化成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受神道思想影响的日本日常文化生活也广泛地被世界了解和体验。因此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像日本学者梅原猛所说，日本制造了适应自身国情、利于民族存续的思想发展模式[4]。
日本神道思想相比中国儒家思想，其侧重点不在于人伦关系上，而是在于关乎日本民族生存的力量性上，和民族地理、民族的历史文化密切关联[5]。前文提到逼仄的岛国环境面对先进的大陆文明会使其产生自卑心理，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们意识到必须提高民族尊严，而利用神道的“神灵和神灵子民的神圣关系”来体现民族的优越性、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对他们来说则是最有效选择。当时的中国大陆文明本身发源于地大物博之土地，其繁荣倚靠的是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自然经济，文化心态与当时各方面文明体制均不完善的日本是截然相反的。这里将两者对比即是说明社群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特质具有十分的决定作用。日本基于民族生存欲望、利用神道思想過度强调民族优越性的弊端已于二战时期的史实中显现，这种被岛国环境引发出来的激烈的民族发展心态所“制造”出的自负的文化特质与中国儒学思想所倡导的“仁”、“中道”之平和、包容的文化特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抛掉审视与评判，世界是所有存在的集合，日本民族“因神而生的优越感”正是说明了其谋求生存的“无奈”之处，但最终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有鉴于此，中国思想的壮大还需回归到自身的国情和历史上来，如此才会有自己的道路可循，也许壮大过程是相对缓慢的，但却有可能是相对稳健的。
参考文献：
[1]温海明，《儒家实意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李景林，《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河北学刊，2004年06期.
[3]牛建科，《试析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孔子研究，2010年06期.
[4]范爽，《日本神道教的历史作用》，学术交流，2009年第10期.
[5]周永生，《日本神道文化及其力量》，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03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齐鲁理工学院2019年校级科研项目“日本神道教的文化功能探究及其对我国儒学发展的启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QL19K018
作者简介：吕慧云（1989年11月），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县）现就职于山东省齐鲁理工学院文学院，助教，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与日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