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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魏李彪与李冲二人关系转变的深层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御史台与尚书省的监察职权多有重叠;第二，御史台触犯了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第三，御史台危及尚书省的中枢地位;第四，尚书省有能力对御史台发起攻击。
关键词：李彪;李冲;改革;监察
北魏李彪与李冲二人，缘何由统一战线、同盟战友关系，最终转向激烈冲突、彻底决裂？他们前后关系劇变的原因，难道真的只是李彪 “前后愆悖”、“倨傲无礼”吗？本文将从北魏太和改革进程的动态视角出发，聚焦监察制度改革，尝试对此加以诠释。
一、同盟——投身改革事业下的李彪与李冲
李彪（444-501年），字道固，顿丘卫国（今河南清丰县）人。魏收曰其“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较完整、客观的概括。
李冲（450～498年），原名李思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魏收曰其“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虽较笼统、相对缺乏具体性，但也可看出他的大致人生轨迹。
李彪与李冲的历史活跃期，正是北魏太和改革时期（477-499年）。因此要了解二李及其关系变化的内在动因，首先应将二人放在太和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所谓“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李彪与李冲，便是北魏太和改革推动集团中的领军人物。
作为孝文帝的“心腹干将”，李彪在太和改革中不遗余力地为改革事业奋斗。其具体作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封事”陈述改革主张。太和十二年，李彪向孝文帝提出七条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维新建议，“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例如其中较典型的一条：以划分等级限制奢侈风气，这对于北魏封建化改革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行粜籴，兴屯田。针对北魏前期移送饥民外地就食而“既废营产”“又于国体实有虚损”的救灾弊端，李彪提出“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实际上就是粜籴和屯田之策。
第三，六使南齐。史载：“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谔。”在李彪的外交努力下，南齐与北魏维持了较长期的和平，这为孝文帝改革一方面创造了安定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提供了文化上的借鉴之机。
第四，参议律令，振作监察。史书中有李彪参议律令而或封赏的直接记录，而他在监察方面的贡献，李冲对他的弹劾表中实有客观概括：“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
第五，支持孝文帝迁都。这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车驾南伐，假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如何德章先生分析，这一军事保障是孝文帝迁都成功的关键。其二，“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直接促使了废太子被赐死。学界虽历来对此事争议颇多，但其对孝文帝迁都胜利的巩固作用，却是广受认可的。
在整个太和改革中，李冲是冯氏和孝文帝的倚重力量，充当着改革引领者、设计者甚至决策者的角色。他的具体作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向统治者传输汉族文化。出身于汉族士族的李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他以荣宠之便向冯太后和孝文帝传授儒家学说和汉族统治经验，潜移默化中孵育了统治者的改革思想。
第二，推动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实行。李冲作为冯氏宠臣，直接参与了班禄制与均田制的策划过程。而三长制，则因其“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直接“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第三，推动礼仪与律令改革。史载：“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在礼仪制度改革中，李冲是顾问和审定角色;在两次律令改革中，李冲也备受孝文帝信任，曾评价他：“仆射之议，据律明矣”。
第四，官制改革方面也多有建树。史载：“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同时，李冲所参与的百官朝服设计工作，也从服饰方面推动了北魏官僚机构的汉化。
第五，助力迁都及营建新都。史载：“时高祖自代将南伐，令尚书李冲典选征官”。李冲在此过程中的典选工作，正是孝文帝顺利迁都的关键保证。史亦载：“洛都初基，安处郊北，新起堂寝，皆资于冲”。而毫无疑问，洛阳新都对于北魏封建化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纵观李彪与李冲在北魏太和改革中的具体行动，二人无不全心意地效力于改革事业，所作贡献的方向一致、甚至有重叠之处。抛开两人最初的提携与被提携关系，在太和改革中，他们亦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同盟战友的关系，并无明显冲突。
二、对立——各司其职、各谋其位的李彪与李冲
然而，二人从何时开始分道扬镳？李冲对李彪发起攻击，真的是因李彪“肆志傲然”，李冲“此而可忍，谁不可怀”吗？李彪难道不是始终“自立不群”吗？即便其因仕宦升达而愈加倨傲无力，李冲不是素以“沉雅有大量”见称吗？他怎会突然间因态度问题而对李彪难以容忍？
《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载：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 据此，笔者认为有两点是探究二人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一是 “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这是二人关系变化的转捩点;二是“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并且“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这是破解二人冲突点的关键所在。
正是由于二李所在机构不同、所任官职不同，才致使两人走向对立。二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北魏中央监察体制改革中御史台与尚书省的冲突。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中的相关记载，可进一步证实笔者的分析：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僣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
固然不可忽视李彪“殊无降下之心”给李冲造成心理失衡，以及“辄驾乘黄”明目张胆违制方面的诱因。但显然，李彪“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才是二李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李冲的弹劾表全文主要篇幅，亦是二者的官职和所处机构问题;李彪所作出的“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答复，同样说明二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二人所属集团的冲突。
进一步来看，李彪有“督司百僚”之权，并且“首复驺唱之仪”，可以说他的“殊无降下之心”也是其官职赋予的。李彪与李冲二人的根本冲突，歸根结底是御史中尉与尚书仆射的官职冲突、是御史台与尚书省的机构冲突。他二人，不过是各司其职、各谋其位罢了。
三、北魏中央监察改革下的御史台与尚书省
北魏《御史令》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御史台的主要政治职能是：“掌摄内外，弹纠非法”。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弹纠禁内（殿中）的非违行为;弹纠官吏贪污受贿、残酷刻剥的行为;弹纠官吏以良从贱、抑（掠）良为婢;弹纠官吏淫秽不道;弹纠窃阶盗官、贪昧苟进之徒。其中第二方面，是北魏御史台最主要的政治职能，其作用在这一方面表现亦最为突出。
尚书左丞所在的尚书省是“无所不统”的行政中枢，尚书左丞外其长官令、仆或偶有所置的录尚书事也有监督百僚的责任。《隋书·百官志》载：尚书省“又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令则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弹纠而由不弹纠。”说明尚书省在御史台之外，也有监察百官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尚书的监察职能只是其诸多事务中的一部分，监察范围有限且侧重于行政监察;北魏时期尚书省的监察权力已越出“八座”范围，甚至包括地方官的不法行为等。此外，尚书省通过负责官员考课工作，也执行了对百官的监察。
可以说，太和改革中尚书左丞、尚书令、尚书仆射等官员，已成为与御史中丞对等的中央监察官员。御史台与尚书省间没有明晰的职权分工，因此两者互相监察而又多有冲突。
北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使高道悦兼御史中尉，次年任李彪为御史中尉，恢复了御史台的长官，标志着北魏御史台的恢复。孝文帝还通过配置治书侍御史、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等御史中丞属官，使北魏御史台规模有所扩大，颇为完备，从而奠定了其监察主导地位的基础。
孝文帝又以法令形式明确规定御史台官员的职权和品秩。《御史令》中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在官员品秩方面则先后两次颁布了《职员令》。同样，《黜陟令》和《太和令》等律典，也构成了北魏监察法律体系的主干，为御史台顺利监察提供了法律保障。
孝文帝还以当众褒扬的方式树立御史集团威信。如，他常说薛聪：“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常呼李彪彪为“李生”，并对群臣说：“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还曾下诏褒扬郦道元：“资性忠笃，察操贞亮”，称“联实嘉其一至”。类似案例，不难罗列。
御史台任职官员的人选也受到特别重视。所谓“御史之职，鹰檀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朝廷屡有“博召辞人以充御史”或“高选御史”、“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之举。作为皇帝的耳目，御史台官员除掌握监督、纠勤、审案、统军等常规权力外，还常拥有出入宫禁、直接向皇帝陈情汇报的权力，也存在御史台官员与其他中央部门官员互相兼任的情况。御史台官员有其升迁、封王、兼职、赠官以及黜陟的全套管理制度。
《魏书·伊馛传》载：“真君初，世祖欲拜跋为尚书，封郡公。馛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欲，跋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由此可见，太武帝时北魏中书省、秘书省并称，二者地位远不及尚书省显要。
而孝文帝改易官制后，虽有门下、中书分权，又有虚衔化的倾向，但尚书省仍以宰辅之位而存。《魏书》卷二十七上《广陵王羽传》载：孝文帝对诸尚书说，“尚书之任，枢机是司，岂惟总括百撰，缉和人务而己，联之得失，实在于斯。”足见孝文帝对尚书省的重视。而最具典型的案例则非孝文帝所定六辅莫属，除北海王详外均为尚书省长官。
考课是尚书省作为中枢机构所特有的一种监察手段。北魏后期，由尚书省负责对中央官吏的考课。
太和十八年初，当时身为特进、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廷尉卿广陵王元羽上书指出：北魏考课“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孝文帝对此颁布诏书：“虽内考未宣，绩己久著……尚书三载殿最之义，此之考内，已为明矣。”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尚书省负责对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一并考课，考课对象涉及全体官员，考课结果也直接关系到官品的升降。
尚书省作为北魏宰相机构，很难说不会对御史台监察权力造成冲击。
综上，回到李彪与李冲事件，二人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御史台与尚书省的监察职权多有重叠，在具体事件处理上两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显性与非显性冲突不断;
第二，御史台作为监察主导机关、皇帝耳目，在实际工作中较为“威猛”、“严酷”，因较大范围、较深程度地触犯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对其积怨颇深;
第三，御史台地位不断上升，甚至危及了尚书省中枢机构的地位及尊严，促使对方伺机对其打击报复;
第四，尚书省作为权力中枢机构，有足够能力对御史台发动清剿。
李彪与李冲二人由同盟到对立的关系剧变，正是北魏改革进程中御史台与尚书省职权重叠、地位转变的结果，是尚书省团体对其既得利益维护的表现，也是北魏改革曲折性、反复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
[2]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7年第00期.
[3]陈琳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
[4]张金龙.《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J].《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5]（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6]（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简介：
王晓杰（1989-），女，河北承德人，满族，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关键词：李彪;李冲;改革;监察
北魏李彪与李冲二人，缘何由统一战线、同盟战友关系，最终转向激烈冲突、彻底决裂？他们前后关系劇变的原因，难道真的只是李彪 “前后愆悖”、“倨傲无礼”吗？本文将从北魏太和改革进程的动态视角出发，聚焦监察制度改革，尝试对此加以诠释。
一、同盟——投身改革事业下的李彪与李冲
李彪（444-501年），字道固，顿丘卫国（今河南清丰县）人。魏收曰其“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较完整、客观的概括。
李冲（450～498年），原名李思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魏收曰其“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虽较笼统、相对缺乏具体性，但也可看出他的大致人生轨迹。
李彪与李冲的历史活跃期，正是北魏太和改革时期（477-499年）。因此要了解二李及其关系变化的内在动因，首先应将二人放在太和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所谓“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李彪与李冲，便是北魏太和改革推动集团中的领军人物。
作为孝文帝的“心腹干将”，李彪在太和改革中不遗余力地为改革事业奋斗。其具体作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封事”陈述改革主张。太和十二年，李彪向孝文帝提出七条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维新建议，“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例如其中较典型的一条：以划分等级限制奢侈风气，这对于北魏封建化改革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行粜籴，兴屯田。针对北魏前期移送饥民外地就食而“既废营产”“又于国体实有虚损”的救灾弊端，李彪提出“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实际上就是粜籴和屯田之策。
第三，六使南齐。史载：“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谔。”在李彪的外交努力下，南齐与北魏维持了较长期的和平，这为孝文帝改革一方面创造了安定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提供了文化上的借鉴之机。
第四，参议律令，振作监察。史书中有李彪参议律令而或封赏的直接记录，而他在监察方面的贡献，李冲对他的弹劾表中实有客观概括：“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
第五，支持孝文帝迁都。这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车驾南伐，假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如何德章先生分析，这一军事保障是孝文帝迁都成功的关键。其二，“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直接促使了废太子被赐死。学界虽历来对此事争议颇多，但其对孝文帝迁都胜利的巩固作用，却是广受认可的。
在整个太和改革中，李冲是冯氏和孝文帝的倚重力量，充当着改革引领者、设计者甚至决策者的角色。他的具体作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向统治者传输汉族文化。出身于汉族士族的李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他以荣宠之便向冯太后和孝文帝传授儒家学说和汉族统治经验，潜移默化中孵育了统治者的改革思想。
第二，推动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实行。李冲作为冯氏宠臣，直接参与了班禄制与均田制的策划过程。而三长制，则因其“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直接“创三长之制而上之”。
第三，推动礼仪与律令改革。史载：“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在礼仪制度改革中，李冲是顾问和审定角色;在两次律令改革中，李冲也备受孝文帝信任，曾评价他：“仆射之议，据律明矣”。
第四，官制改革方面也多有建树。史载：“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高祖北都之选也，李冲多所参预”。同时，李冲所参与的百官朝服设计工作，也从服饰方面推动了北魏官僚机构的汉化。
第五，助力迁都及营建新都。史载：“时高祖自代将南伐，令尚书李冲典选征官”。李冲在此过程中的典选工作，正是孝文帝顺利迁都的关键保证。史亦载：“洛都初基，安处郊北，新起堂寝，皆资于冲”。而毫无疑问，洛阳新都对于北魏封建化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纵观李彪与李冲在北魏太和改革中的具体行动，二人无不全心意地效力于改革事业，所作贡献的方向一致、甚至有重叠之处。抛开两人最初的提携与被提携关系，在太和改革中，他们亦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同盟战友的关系，并无明显冲突。
二、对立——各司其职、各谋其位的李彪与李冲
然而，二人从何时开始分道扬镳？李冲对李彪发起攻击，真的是因李彪“肆志傲然”，李冲“此而可忍，谁不可怀”吗？李彪难道不是始终“自立不群”吗？即便其因仕宦升达而愈加倨傲无力，李冲不是素以“沉雅有大量”见称吗？他怎会突然间因态度问题而对李彪难以容忍？
《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载：
“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 据此，笔者认为有两点是探究二人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一是 “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这是二人关系变化的转捩点;二是“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并且“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这是破解二人冲突点的关键所在。
正是由于二李所在机构不同、所任官职不同，才致使两人走向对立。二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北魏中央监察体制改革中御史台与尚书省的冲突。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中的相关记载，可进一步证实笔者的分析：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僣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
固然不可忽视李彪“殊无降下之心”给李冲造成心理失衡，以及“辄驾乘黄”明目张胆违制方面的诱因。但显然，李彪“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才是二李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李冲的弹劾表全文主要篇幅，亦是二者的官职和所处机构问题;李彪所作出的“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答复，同样说明二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二人所属集团的冲突。
进一步来看，李彪有“督司百僚”之权，并且“首复驺唱之仪”，可以说他的“殊无降下之心”也是其官职赋予的。李彪与李冲二人的根本冲突，歸根结底是御史中尉与尚书仆射的官职冲突、是御史台与尚书省的机构冲突。他二人，不过是各司其职、各谋其位罢了。
三、北魏中央监察改革下的御史台与尚书省
北魏《御史令》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御史台的主要政治职能是：“掌摄内外，弹纠非法”。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弹纠禁内（殿中）的非违行为;弹纠官吏贪污受贿、残酷刻剥的行为;弹纠官吏以良从贱、抑（掠）良为婢;弹纠官吏淫秽不道;弹纠窃阶盗官、贪昧苟进之徒。其中第二方面，是北魏御史台最主要的政治职能，其作用在这一方面表现亦最为突出。
尚书左丞所在的尚书省是“无所不统”的行政中枢，尚书左丞外其长官令、仆或偶有所置的录尚书事也有监督百僚的责任。《隋书·百官志》载：尚书省“又有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令则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弹纠而由不弹纠。”说明尚书省在御史台之外，也有监察百官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尚书的监察职能只是其诸多事务中的一部分，监察范围有限且侧重于行政监察;北魏时期尚书省的监察权力已越出“八座”范围，甚至包括地方官的不法行为等。此外，尚书省通过负责官员考课工作，也执行了对百官的监察。
可以说，太和改革中尚书左丞、尚书令、尚书仆射等官员，已成为与御史中丞对等的中央监察官员。御史台与尚书省间没有明晰的职权分工，因此两者互相监察而又多有冲突。
北魏太和十七年，孝文帝使高道悦兼御史中尉，次年任李彪为御史中尉，恢复了御史台的长官，标志着北魏御史台的恢复。孝文帝还通过配置治书侍御史、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等御史中丞属官，使北魏御史台规模有所扩大，颇为完备，从而奠定了其监察主导地位的基础。
孝文帝又以法令形式明确规定御史台官员的职权和品秩。《御史令》中规定：“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在官员品秩方面则先后两次颁布了《职员令》。同样，《黜陟令》和《太和令》等律典，也构成了北魏监察法律体系的主干，为御史台顺利监察提供了法律保障。
孝文帝还以当众褒扬的方式树立御史集团威信。如，他常说薛聪：“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常呼李彪彪为“李生”，并对群臣说：“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还曾下诏褒扬郦道元：“资性忠笃，察操贞亮”，称“联实嘉其一至”。类似案例，不难罗列。
御史台任职官员的人选也受到特别重视。所谓“御史之职，鹰檀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朝廷屡有“博召辞人以充御史”或“高选御史”、“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之举。作为皇帝的耳目，御史台官员除掌握监督、纠勤、审案、统军等常规权力外，还常拥有出入宫禁、直接向皇帝陈情汇报的权力，也存在御史台官员与其他中央部门官员互相兼任的情况。御史台官员有其升迁、封王、兼职、赠官以及黜陟的全套管理制度。
《魏书·伊馛传》载：“真君初，世祖欲拜跋为尚书，封郡公。馛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欲，跋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由此可见，太武帝时北魏中书省、秘书省并称，二者地位远不及尚书省显要。
而孝文帝改易官制后，虽有门下、中书分权，又有虚衔化的倾向，但尚书省仍以宰辅之位而存。《魏书》卷二十七上《广陵王羽传》载：孝文帝对诸尚书说，“尚书之任，枢机是司，岂惟总括百撰，缉和人务而己，联之得失，实在于斯。”足见孝文帝对尚书省的重视。而最具典型的案例则非孝文帝所定六辅莫属，除北海王详外均为尚书省长官。
考课是尚书省作为中枢机构所特有的一种监察手段。北魏后期，由尚书省负责对中央官吏的考课。
太和十八年初，当时身为特进、尚书左仆射、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廷尉卿广陵王元羽上书指出：北魏考课“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孝文帝对此颁布诏书：“虽内考未宣，绩己久著……尚书三载殿最之义，此之考内，已为明矣。”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尚书省负责对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一并考课，考课对象涉及全体官员，考课结果也直接关系到官品的升降。
尚书省作为北魏宰相机构，很难说不会对御史台监察权力造成冲击。
综上，回到李彪与李冲事件，二人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御史台与尚书省的监察职权多有重叠，在具体事件处理上两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显性与非显性冲突不断;
第二，御史台作为监察主导机关、皇帝耳目，在实际工作中较为“威猛”、“严酷”，因较大范围、较深程度地触犯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对其积怨颇深;
第三，御史台地位不断上升，甚至危及了尚书省中枢机构的地位及尊严，促使对方伺机对其打击报复;
第四，尚书省作为权力中枢机构，有足够能力对御史台发动清剿。
李彪与李冲二人由同盟到对立的关系剧变，正是北魏改革进程中御史台与尚书省职权重叠、地位转变的结果，是尚书省团体对其既得利益维护的表现，也是北魏改革曲折性、反复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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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简介：
王晓杰（1989-），女，河北承德人，满族，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