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到这个题目，你也许会认为我在故弄玄虚、其实不然，我是在向你——刚刚走上三尺讲台的年轻同行，叙说一份事后的反思。
现在的孩子特别聪颖，也特别调皮。你一走到他的面前，他就开始观察你、研究你、评价你。他们幼稚、天真抑或反叛，有时还会给你来点恶作剧，电视剧《大宅门》中打出生就只会笑不会哭的“小七爷”对塾师的种种顽劣举动，兴许就是这种恶作剧的集中表现。
读过这样一则“花絮”：南方学校，新来的赵老师刚跨进初二年级的教室，突然发现黑板上画着一个人头像，上面写着“赵兰遗像”。赵老师面带笑容对黑板上的画像欣赏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转脸面向全班，平静地说：“画得很像我，字也写得比较端正。可是多写了一个字，谁能说出多写了一个什么字?”此时，全班学生除了王小虎低头外，都注视着黑板。
“王小虎，你能说出来吗?”赵老师看了一下座次表，点名提问。“多……多了一个‘遗’字。”“为什么呢?”赵老师又问。“因为
因为赵老师没有死，所以不能说是遗像。”
“对!回答得好。”赵老师微笑着点共赞许。
面对自己的“遗像”，赵老师冷静处置，用“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度，圆满地平息了风波。
然而，1984年秋，我师范毕业初上讲台，面对学生的恶作剧时，却没能做到赵老师的高明。那年我刚刚19岁，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初三的物理。真是有点“滑稽”，学生个个是齐刷刷的大个子，其中一个“老留”仅是生日比我晚几个月，可想而知我这个小老师之威信有几何。怎么办?思虑之后，我确立了“大政方针”——时时处处不苟言笑，想方设法摆出“师威”。
老师到底有多深?我的学生可能从没有放弃寻找试探的机会，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记得是次年的“五一”前夕，课堂上，我正对着挂图讲水力发电的原理，起初我也没有在意，可听着听着发现了问题，每当我讲到“拦河大坝”或“堤坝”时，“坝”字的声音一落，教室后头便陡然多出了些许“嗯——嗨”“嗯——嗨”的清喉声，仔细听还能听到轻轻的拉长了的“唉——”的应答声。再看那些个女同学不是紧抿着嘴低着头，就是用手捂着嘴偷偷乐。细一琢磨我明白了：“好啊，胆大妄为的小家伙!竟敢讨老师的便宜，做我的‘爸爸’!”血气方刚的我哪受得了这个，立时火了!把教本往讲台上重重一摔，大声喊道：“刚才是谁?是谁?给我站起来!”然而回答我的却是沉默，死水一般的沉默。
“真是没辙了?如果这样草草收场，连下台的梯子都没有。不行，一定要找到一个元凶，否则以后怎么管得了他们!”我心里这样说。恰巧，那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因此我想到了与学生斗狠的一招，我宣布：“课不上了，我就在这儿等，直到有人站起来才放学……”我怒不可遏，学生也似乎挺有狠劲，就是没人肯出来认错，师生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到12点多，班长才慢慢地站起来说：“邓老师，是我不对，我不该讨你的便宜。”竟然是一向听话的班长，我愣了一下，随即就开始了“鞭挞”：“嗬!是咱们的大班长啊，怪不得敢讨老师的便宜!你作为一班之长……”兜头一通臭骂之后，我“勒令”班长单独留下，学生哄叫着拥出教室，有的还很响地拍打着桌椅。
来到办公室，我正要继续“讨伐”，班长却先开口了：“邓老师，其实我没有讨你的便宜，只是，唉!我冒名顶替只是为了化解僵局，要不然夸天这事啥时才到头呢?”“什么?你说什么?”这回我不只是愣了一下，而是僵坐到椅子上了。
事后细细想采，学生的恶作剧并非真是和老师有矛盾，而是特定的条件下顽皮心理爆发的“产物”，是对老师的一种试探，甚至是对老师的一种试图亲近的表示。只不过由于心理不成熟，造成所选择的方法不当而已。当他们发现不当时，心中也一定十分懊悔，如果这时候我能像赵老师那样巧妙加以处理，学生必然会真诚地感谢老师的理解，进而“亲其师，信其道”；而我的冲冠一怒，气头上情绪的发泄，只能是既伤自己也伤学生，不但于事无补，更是加深了师生的对立。
赵老师的机智和我的简单，结果天差地别，结论只有一个：年轻的同行，当学生的恶作剧不期而至惹火你时，请冷静冷静再冷静，深呼吸，从1数到20，然后再开始说话。只有这样做，你才能走进学生的心田，成为他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
(责编 晓 月)
现在的孩子特别聪颖，也特别调皮。你一走到他的面前，他就开始观察你、研究你、评价你。他们幼稚、天真抑或反叛，有时还会给你来点恶作剧，电视剧《大宅门》中打出生就只会笑不会哭的“小七爷”对塾师的种种顽劣举动，兴许就是这种恶作剧的集中表现。
读过这样一则“花絮”：南方学校，新来的赵老师刚跨进初二年级的教室，突然发现黑板上画着一个人头像，上面写着“赵兰遗像”。赵老师面带笑容对黑板上的画像欣赏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转脸面向全班，平静地说：“画得很像我，字也写得比较端正。可是多写了一个字，谁能说出多写了一个什么字?”此时，全班学生除了王小虎低头外，都注视着黑板。
“王小虎，你能说出来吗?”赵老师看了一下座次表，点名提问。“多……多了一个‘遗’字。”“为什么呢?”赵老师又问。“因为
因为赵老师没有死，所以不能说是遗像。”
“对!回答得好。”赵老师微笑着点共赞许。
面对自己的“遗像”，赵老师冷静处置，用“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大度，圆满地平息了风波。
然而，1984年秋，我师范毕业初上讲台，面对学生的恶作剧时，却没能做到赵老师的高明。那年我刚刚19岁，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初三的物理。真是有点“滑稽”，学生个个是齐刷刷的大个子，其中一个“老留”仅是生日比我晚几个月，可想而知我这个小老师之威信有几何。怎么办?思虑之后，我确立了“大政方针”——时时处处不苟言笑，想方设法摆出“师威”。
老师到底有多深?我的学生可能从没有放弃寻找试探的机会，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记得是次年的“五一”前夕，课堂上，我正对着挂图讲水力发电的原理，起初我也没有在意，可听着听着发现了问题，每当我讲到“拦河大坝”或“堤坝”时，“坝”字的声音一落，教室后头便陡然多出了些许“嗯——嗨”“嗯——嗨”的清喉声，仔细听还能听到轻轻的拉长了的“唉——”的应答声。再看那些个女同学不是紧抿着嘴低着头，就是用手捂着嘴偷偷乐。细一琢磨我明白了：“好啊，胆大妄为的小家伙!竟敢讨老师的便宜，做我的‘爸爸’!”血气方刚的我哪受得了这个，立时火了!把教本往讲台上重重一摔，大声喊道：“刚才是谁?是谁?给我站起来!”然而回答我的却是沉默，死水一般的沉默。
“真是没辙了?如果这样草草收场，连下台的梯子都没有。不行，一定要找到一个元凶，否则以后怎么管得了他们!”我心里这样说。恰巧，那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因此我想到了与学生斗狠的一招，我宣布：“课不上了，我就在这儿等，直到有人站起来才放学……”我怒不可遏，学生也似乎挺有狠劲，就是没人肯出来认错，师生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到12点多，班长才慢慢地站起来说：“邓老师，是我不对，我不该讨你的便宜。”竟然是一向听话的班长，我愣了一下，随即就开始了“鞭挞”：“嗬!是咱们的大班长啊，怪不得敢讨老师的便宜!你作为一班之长……”兜头一通臭骂之后，我“勒令”班长单独留下，学生哄叫着拥出教室，有的还很响地拍打着桌椅。
来到办公室，我正要继续“讨伐”，班长却先开口了：“邓老师，其实我没有讨你的便宜，只是，唉!我冒名顶替只是为了化解僵局，要不然夸天这事啥时才到头呢?”“什么?你说什么?”这回我不只是愣了一下，而是僵坐到椅子上了。
事后细细想采，学生的恶作剧并非真是和老师有矛盾，而是特定的条件下顽皮心理爆发的“产物”，是对老师的一种试探，甚至是对老师的一种试图亲近的表示。只不过由于心理不成熟，造成所选择的方法不当而已。当他们发现不当时，心中也一定十分懊悔，如果这时候我能像赵老师那样巧妙加以处理，学生必然会真诚地感谢老师的理解，进而“亲其师，信其道”；而我的冲冠一怒，气头上情绪的发泄，只能是既伤自己也伤学生，不但于事无补，更是加深了师生的对立。
赵老师的机智和我的简单，结果天差地别，结论只有一个：年轻的同行，当学生的恶作剧不期而至惹火你时，请冷静冷静再冷静，深呼吸，从1数到20，然后再开始说话。只有这样做，你才能走进学生的心田，成为他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
(责编 晓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