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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他国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在和异域主体进行交流时，国外的文化著作传入我国，学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了翻译。本国学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需要立足自己的文化视野，与原视域进行融合。为了贴合阅读主体的文化倾向，学者还需要对原作进行变形。本文将具体探讨“视域融合”视角下文学译作的创造性，希望能为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视域融合”；文学译作；创造性
作者简介：刘启明，女，吉林松原人，1993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碼]：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繁荣，文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在文学理论中，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符号。译者翻译国外的作品，将作品转换成本国文化形态的附属物，对原作进行了二度重造，可以被称为创造性叛逆。文学译作具有突出的创造性，它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内蕴，还渗透了目的语文化的精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学者必须站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对文学译作进行文化阐释。
1、文学译作与“视域融合”
翻译具有跨越性特征，译者和作者处于不同的时空，但却可以实现心灵上的遥契。在对原著进行翻译再创造时，译者无需和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只需深入作者架构的阅读世界，感知作者的悲喜情绪即可。不同译者的关注点迥异，在将译文述诸笔端时，经常会呈现出不同的作品结构形态。而译者翻译的这一特性，就是“视域融合”的直接结果[1]。
著名学者伽达默尔曾经对文学翻译进行阐述，在他看来，文学翻译需要经过二度“视域融合”——第一次“视域融合”是译者视域和作者视域的融合。为了还原作品真实，译者必须对作者进行模仿，模拟当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背景，进入到作者的文化视域之中。第二次“视域融合”是目的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融合。译者和作者所处的民族、国家、时代不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以古希腊作品为例，古希腊作家浸淫了封建希腊文化，当代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势必会融入新的词汇，为原著注入新的血液。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发展的过程。
在文学译作中大量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由作者衍生，由译者润色。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已经对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描述空白点时，可以赋予空白点不同的文本观念，对文化概念进行静态描述。当然，在文学译作中，定点数量最多，对译者的约束性最强。所谓的定点，就是原著的主题内蕴、人物形象、环境特征等等。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如实描绘定点，还原原著的中心内容。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但是这种创造性本身要以原著作为依托。对译作和原著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在词汇、语序、语言组织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主题、中心思想、主要人物完全一致。如果译者遗忘了自己的身份，重新叙述文本，割裂译作与原著的关系，就会使文学译作沦为形式化的产物。
在对文学译作进行分析时，关键点就是“视域融合”。通过“视域融合”理论，标准读者可以进入到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而隐含读者可以体味译语文化的魅力。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视域融合”，译者只有跨越时空的界限，用作者视域关照原著，形成新的文化视域，才能创造出成功的文学译作。
2、“视域融合”的影响力
“视域融合”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不仅会对原著产生影响，还会对文学译作产生重要影响。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要关注的文化要素非常多：一方面，译者要对原著的语言文化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译者要对原著的文本结构进行解读。一般来说，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越大，译者进行翻译的难度越大。“视域融合”为译者指引了文学翻译的正确方向，减轻了译者的翻译压力[2]。“视域融合”有两个视域点，第一个视域点是译者视域点，译者要理解作者的创造心理和创作目的。第二个视域点是文化视域点，译者要寻找目的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通之处。译者索要理解的主体就是文本，在“视域融合”的理论引导下，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细读，从中把握作者的情感。在把握作者情感后，译者可以收集与译语文化相关的资料，梳理原著的脉络。在“视域融合”的作用下，译者还原了历史真实，从文本的观察者变为文本的创造者。自我和他者在“视域融合”中成为一体，原著和译作都具有了新的意义。
“视域融合”并不代表着翻译的终结，以发展眼光来看，“视域融合”代表翻译的另一个开始。目的语文化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译者会以目的语文化作为支撑，指导后续的翻译工作。在同一视域下，翻译主体有多个，不仅包含了标准读者，还包含了隐含读者。标准读者和隐含读者不同，标准读者完全依照文本内容，对文本进行解读。而隐含读者可以挖掘文本的空白点，对空白点进行补充。但无论是标准读者和隐含读者，都需要在“视域融合”中进入作者视域，和作者互动沟通。
3、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文学翻译之所以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文学译作记录了译者的文化观。针对同一作品有多个译者，但是每个译者的文化观都不尽相同。译者的文化观包括对译语文化的认识、对译语文化的态度等等。目的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形态不同，译者在接触原作时，必然会带着目的语文化来解读原著信息，这就造成了文本解读误差，而误差正是创造性叛逆的重要表现。译者和作者的生活环境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接触的人事也不同，在进行翻译时，译者的文学创造标准会和作者出现分歧。文学译作不可能和原著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相同，说明译者并没有在原著中渗透自己的文化观，其文学生产行为是失败的[3]。在翻译之前，译者视域已经和作者视域融合，形成的新的文化视域，而这种文化视域会读译作产生影响，凸显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译者视域包括两类，一类是公共视域，一类是个人视域。个人视域由个人经历所决定，而公共视域由文化环境所决定。公共视域代表着译者与社会其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译者会拓宽自己的公共视野。个人视域和公共视域都会受到隐含读者的限制，隐含读者对原著的空白点进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视域范围，使原著作品结构重组，赋予了译作新的生命。在自由想象的驱使下，读者情感融入到了作品当中，使作品感染了读者的生活气息。虽然新视域和原有视域不同，但在本质上，新世域以原有视域作为基础，这也就解释了文学译作和原著同根同源的原因。
以我国著名文学作品《骆驼祥子》为例，这一作品在上个世纪传入国外，形成了多种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了《骆驼祥子》的结局，并创造的新的角色。在作品的最后，骆驼祥子获得了爱情，挣脱了束缚，逃离了黑暗现实。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中存在极大的文化偏见，老舍的写作本意是借批判之笔，讽刺当下现实，而译者误解了老舍的本意，将骆驼祥子描述成为理想奋不顾身、最后实现个人价值的奋斗者。老舍在创作这一作品时，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人民和官僚之前存在矛盾、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矛盾。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纯善的心灵发生变形，而骆驼祥子就是自我毁灭的代表。西方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没有对我国的文化形态进行解读，以自我关照他者，致使“视域融合”出现新变，文学译作成为译者的创造性作品。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还原原著真实，我国学者必须站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对文学译作进行文化阐释。
参考文献：
[1]魏婷婷.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文学翻译中的“信”译与创造性叛逆[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81-83.
[2]陈冰. 译者的创造性——兼评The Sketch Book：The Author’s Account of Himself的三个中译本[J]. 海外英语，2010，11：317-318 322.
[3]封宗颖.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误读”还是“忠实”？[A].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11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年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摘要集[C].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2014：1.
关键词：“视域融合”；文学译作；创造性
作者简介：刘启明，女，吉林松原人，1993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碼]：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繁荣，文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在文学理论中，创造性叛逆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符号。译者翻译国外的作品，将作品转换成本国文化形态的附属物，对原作进行了二度重造，可以被称为创造性叛逆。文学译作具有突出的创造性，它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内蕴，还渗透了目的语文化的精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学者必须站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对文学译作进行文化阐释。
1、文学译作与“视域融合”
翻译具有跨越性特征，译者和作者处于不同的时空，但却可以实现心灵上的遥契。在对原著进行翻译再创造时，译者无需和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只需深入作者架构的阅读世界，感知作者的悲喜情绪即可。不同译者的关注点迥异，在将译文述诸笔端时，经常会呈现出不同的作品结构形态。而译者翻译的这一特性，就是“视域融合”的直接结果[1]。
著名学者伽达默尔曾经对文学翻译进行阐述，在他看来，文学翻译需要经过二度“视域融合”——第一次“视域融合”是译者视域和作者视域的融合。为了还原作品真实，译者必须对作者进行模仿，模拟当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背景，进入到作者的文化视域之中。第二次“视域融合”是目的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融合。译者和作者所处的民族、国家、时代不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以古希腊作品为例，古希腊作家浸淫了封建希腊文化，当代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势必会融入新的词汇，为原著注入新的血液。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发展的过程。
在文学译作中大量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由作者衍生，由译者润色。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已经对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描述空白点时，可以赋予空白点不同的文本观念，对文化概念进行静态描述。当然，在文学译作中，定点数量最多，对译者的约束性最强。所谓的定点，就是原著的主题内蕴、人物形象、环境特征等等。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如实描绘定点，还原原著的中心内容。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但是这种创造性本身要以原著作为依托。对译作和原著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在词汇、语序、语言组织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主题、中心思想、主要人物完全一致。如果译者遗忘了自己的身份，重新叙述文本，割裂译作与原著的关系，就会使文学译作沦为形式化的产物。
在对文学译作进行分析时，关键点就是“视域融合”。通过“视域融合”理论，标准读者可以进入到作者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而隐含读者可以体味译语文化的魅力。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视域融合”，译者只有跨越时空的界限，用作者视域关照原著，形成新的文化视域，才能创造出成功的文学译作。
2、“视域融合”的影响力
“视域融合”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不仅会对原著产生影响，还会对文学译作产生重要影响。在进行翻译时，译者需要关注的文化要素非常多：一方面，译者要对原著的语言文化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译者要对原著的文本结构进行解读。一般来说，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越大，译者进行翻译的难度越大。“视域融合”为译者指引了文学翻译的正确方向，减轻了译者的翻译压力[2]。“视域融合”有两个视域点，第一个视域点是译者视域点，译者要理解作者的创造心理和创作目的。第二个视域点是文化视域点，译者要寻找目的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共通之处。译者索要理解的主体就是文本，在“视域融合”的理论引导下，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细读，从中把握作者的情感。在把握作者情感后，译者可以收集与译语文化相关的资料，梳理原著的脉络。在“视域融合”的作用下，译者还原了历史真实，从文本的观察者变为文本的创造者。自我和他者在“视域融合”中成为一体，原著和译作都具有了新的意义。
“视域融合”并不代表着翻译的终结，以发展眼光来看，“视域融合”代表翻译的另一个开始。目的语文化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译者会以目的语文化作为支撑，指导后续的翻译工作。在同一视域下，翻译主体有多个，不仅包含了标准读者，还包含了隐含读者。标准读者和隐含读者不同，标准读者完全依照文本内容，对文本进行解读。而隐含读者可以挖掘文本的空白点，对空白点进行补充。但无论是标准读者和隐含读者，都需要在“视域融合”中进入作者视域，和作者互动沟通。
3、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文学翻译之所以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文学译作记录了译者的文化观。针对同一作品有多个译者，但是每个译者的文化观都不尽相同。译者的文化观包括对译语文化的认识、对译语文化的态度等等。目的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形态不同，译者在接触原作时，必然会带着目的语文化来解读原著信息，这就造成了文本解读误差，而误差正是创造性叛逆的重要表现。译者和作者的生活环境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接触的人事也不同，在进行翻译时，译者的文学创造标准会和作者出现分歧。文学译作不可能和原著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相同，说明译者并没有在原著中渗透自己的文化观，其文学生产行为是失败的[3]。在翻译之前，译者视域已经和作者视域融合，形成的新的文化视域，而这种文化视域会读译作产生影响，凸显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译者视域包括两类，一类是公共视域，一类是个人视域。个人视域由个人经历所决定，而公共视域由文化环境所决定。公共视域代表着译者与社会其他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译者会拓宽自己的公共视野。个人视域和公共视域都会受到隐含读者的限制，隐含读者对原著的空白点进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视域范围，使原著作品结构重组，赋予了译作新的生命。在自由想象的驱使下，读者情感融入到了作品当中，使作品感染了读者的生活气息。虽然新视域和原有视域不同，但在本质上，新世域以原有视域作为基础，这也就解释了文学译作和原著同根同源的原因。
以我国著名文学作品《骆驼祥子》为例，这一作品在上个世纪传入国外，形成了多种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了《骆驼祥子》的结局，并创造的新的角色。在作品的最后，骆驼祥子获得了爱情，挣脱了束缚，逃离了黑暗现实。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中存在极大的文化偏见，老舍的写作本意是借批判之笔，讽刺当下现实，而译者误解了老舍的本意，将骆驼祥子描述成为理想奋不顾身、最后实现个人价值的奋斗者。老舍在创作这一作品时，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人民和官僚之前存在矛盾、穷人和富人之间存在矛盾。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纯善的心灵发生变形，而骆驼祥子就是自我毁灭的代表。西方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没有对我国的文化形态进行解读，以自我关照他者，致使“视域融合”出现新变，文学译作成为译者的创造性作品。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还原原著真实，我国学者必须站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对文学译作进行文化阐释。
参考文献：
[1]魏婷婷.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文学翻译中的“信”译与创造性叛逆[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81-83.
[2]陈冰. 译者的创造性——兼评The Sketch Book：The Author’s Account of Himself的三个中译本[J]. 海外英语，2010，11：317-318 322.
[3]封宗颖.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误读”还是“忠实”？[A].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11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年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摘要集[C].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ACSEC））：，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