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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少功小说在意象选取、人物塑造以及叙事手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审丑倾向，他如此写作并不出于对阴鸷和丑陋的痴迷。韩少功小说中暴露出的人际的冷漠，以及暴力、血腥场景的描绘是其特殊年代残酷记忆的一种根植。此外，神秘魅惑的楚文化和80年代文坛普遍的审丑思潮也给韩少功小说的审丑提供了温床。
关键词：韩少功；审丑；溯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综观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各个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格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对“丑”的描绘、揭示和批判。在他的小说中，污秽、血腥的丑陋场景不绝于眼，人物形象表现出的欲望之恶令人反感，他采用的叙事手法也多与传统小说结构完整、内容紧凑的要求相悖。韩少功并不痴迷于阴鸷、丑陋的东西，他如此写作与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除此之外，湖湘文化和文坛环境也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1、特殊年代的残酷记忆
任何人的书写都不能仅凭想象，他必须调动自己的记忆来充实细节和丰满人物，因此，一个作家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投射出作者的记忆空间。韩少功年少父亲离世，之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学潮，这是韩少功小说中冷漠、暴力、血腥的重要来源。
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虽然偶有饥荒，但在生命的最初十年里，他还是享受到了一个无忧的童年。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63年“阶级路线”开展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职务的经历让韩父饱受议论，年少的韩少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先是肩膀上引以为傲的三道杠被撤下，而后在班上担任的其他职务也被相继免去，彼时尚且懵懂的韩少功开始被迫体味生活的黯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1966年随着父亲的消失，韩家的情况变得更加岌岌可危。狂热的政治之风已起，一夜之间“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1]政治高压之下人性的异化让韩少功惊颤，也让韩少功对人性有了最初的痛感。
文革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奥斯维辛”，在这场由“所有的当事者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浩劫”[2]中，任何人都不能幸免。狂热的红卫兵们因为政见方面的分歧分为了几个派别，他们抢劫了军需仓库，手持着武器向对立派开战。1967年夏，韩少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一场混乱街战，躲避不及的他被一粒子弹射中大腿，鲜血浸湿了短裤和鞋袜。在战地救护医院，韩少功目睹了一个个参与械斗的年轻生命因为抢救无效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死亡、暴力、血腥的恐怖场景不时上演，这些经历刺激了韩少功关于美丑的心理感官，也成为他今后书写丑的温床。
如果说父亲离世和文革前期的械斗发生之时，韩少功还年纪尚轻，更多的只是被动地感知世态丑相，那么到了80年代，已经成年的韩少功在面对另一场骚动时，就已经能够独立、自觉地用锐利的眼光窥探到政治风暴下潜藏的人性之丑了。关于80年代中期那场学潮，韩少功说有两件事最让他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时‘革命行动’；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3]打着民主旗号的先进青年学生满脑子却还是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这让韩少功感到疑惑，也同时感受到人性深处无可遮蔽的丑陋欲望。
2、神秘魅惑的巫风楚雨
“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以这样的首问开头。作为中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楚文化一直以其恣意昂扬，瑰丽奇谲独行于世。虽然古来便为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斥为“怪力乱神”；现代社会中，又因为常常混搅于封建迷信之中而一再置于边缘化的境地，其魅力和内涵有所遮蔽。但又恰是这种边缘化，反而使它获得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先秦遗留下的荒蛮气息、野性文化。韩少功是地道湖南人，1968年他赴汨罗插队，近距离地感知了楚地文人屈原的风韵，对楚文化了解更加深刻入骨。他深谙楚文化之精粹更多的在于“不规范之列”，如“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4]。这些原始、质朴的楚地符号代表了鲜活的生命力，可是若以正统文学为参照，却可能被附上粗鄙、放荡、封建迷信等丑陋印记。
地处南方的楚人在想象方面也比受正统思想浸润的北方文人更为大胆。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两者的区别：“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盛，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置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5]原始、野性、质朴的楚人意象，加以驰骋的想象，造就了韩少功小说中的“神秘”意境。《爸爸爸》中所描写的村寨掩藏于深山白云之中，寨子里的村民们有自己的“史官”德龙和“正史”古歌，生死大事主要依赖于祭祀和占卜，整体氛围之诡秘自不用赘言；之后的“幻想自叙体”如《鼻血》、《山上的声音》等，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交织不定，始终不肯轻易让人把摸明晰，依旧延续神秘文风；90年代后的作品如《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虽展示出作者严密的理性思维，但巫风楚雨影响下的魅惑成分始终萦绕其间。
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主张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庄子“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所传达的正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楚地地处偏僻，长期居于佛道等宗教之光辐射范围之外，楚人朦胧感觉到天地自然人鬼间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遂从巫文化中找寻寄托。在连接天地的原始仪式中，巫师是其中最重要的中介人，他们既要将原始先民的祈愿上告神灵，又要将神灵意愿向民众进行普遍传达。巫师代表了鬼神意旨，这就实现了人神合一。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受到重视，这种思维方式也极大影响了楚人时空观的形成。对主观感受的重视，使楚人在面对时空时也主要以主观意识作为感知刻度，呈现为具体文本就是时空的交织与错杂。韩少功的《归去来》、《余烬》等都是如此，韩少功摒弃传统审美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出于文体创新的自觉，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潜意识中楚文化时空观观照下的必然之举。 3、审丑思潮的盛行
得益于改革开放，80年代大量的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被引入中国，中国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在西方理论的浇灌中成长起来的，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流间的不对等，中国作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表现出对西方文艺的追随，文坛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审丑倾向。最集中的一轮爆发如“伤痕文学”，以赤裸裸的形式揭開了十年浩劫在人心上的伤痕。苦难的岁月、人性的丑恶、青年的迷惘、失落等此前被认为不宜谈论的话题齐涌入文学作品之中，韩少功前期的《月兰》、《回声》、《飞过蓝天》等都属此类作品。此后新兴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阵营中的作家几乎都对丑陋事物情有独钟，“丑”终于从陪衬“美”的地位变成了主角。
除了西方丑学思潮之外，韩少功小说呈现出审丑倾向也与米兰·昆德拉有着直接的关联。1987年韩少功与姐姐韩刚合译了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位捷克作家的写作立场和文学观念让韩少功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在之后的很多访谈和随笔中，韩少功也毫不避讳，多次提及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观念、思维逻辑、文体结构等方面给他的启迪。与韩少功相似，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表达了对“从生活陌生、混乱的材料中抽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写作模式的厌恶。他认为，比较而言，“表现人类行动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真实神秘的一面”才是小说应有的题中之义。因为小说要呈现复杂而丰富的世界，势必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思路和形式，从审丑的视角进行写作，能提供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构建出来的污秽、丑陋的世界，以及萦绕其中的对轻与重，灵与肉的苦苦追问，也令韩少功对传统文学中的美丽新世界产生疑问，他开始向世界的美好、道德、善良的媚俗作态发出质疑。他笔下众多丑陋的感官描写，可以看做是其思索背后的文学实践。
参考文献：
[1]孔见.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11.
[2]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J].文学评论，1995.（5）：43.
[3]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6.
[4]韩少功.想明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04.
[5]王国维.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3.
关键词：韩少功；审丑；溯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
综观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各个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格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对“丑”的描绘、揭示和批判。在他的小说中，污秽、血腥的丑陋场景不绝于眼，人物形象表现出的欲望之恶令人反感，他采用的叙事手法也多与传统小说结构完整、内容紧凑的要求相悖。韩少功并不痴迷于阴鸷、丑陋的东西，他如此写作与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除此之外，湖湘文化和文坛环境也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1、特殊年代的残酷记忆
任何人的书写都不能仅凭想象，他必须调动自己的记忆来充实细节和丰满人物，因此，一个作家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投射出作者的记忆空间。韩少功年少父亲离世，之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学潮，这是韩少功小说中冷漠、暴力、血腥的重要来源。
韩少功出生于1953年，虽然偶有饥荒，但在生命的最初十年里，他还是享受到了一个无忧的童年。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63年“阶级路线”开展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职务的经历让韩父饱受议论，年少的韩少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先是肩膀上引以为傲的三道杠被撤下，而后在班上担任的其他职务也被相继免去，彼时尚且懵懂的韩少功开始被迫体味生活的黯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1966年随着父亲的消失，韩家的情况变得更加岌岌可危。狂热的政治之风已起，一夜之间“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1]政治高压之下人性的异化让韩少功惊颤，也让韩少功对人性有了最初的痛感。
文革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奥斯维辛”，在这场由“所有的当事者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浩劫”[2]中，任何人都不能幸免。狂热的红卫兵们因为政见方面的分歧分为了几个派别，他们抢劫了军需仓库，手持着武器向对立派开战。1967年夏，韩少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一场混乱街战，躲避不及的他被一粒子弹射中大腿，鲜血浸湿了短裤和鞋袜。在战地救护医院，韩少功目睹了一个个参与械斗的年轻生命因为抢救无效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死亡、暴力、血腥的恐怖场景不时上演，这些经历刺激了韩少功关于美丑的心理感官，也成为他今后书写丑的温床。
如果说父亲离世和文革前期的械斗发生之时，韩少功还年纪尚轻，更多的只是被动地感知世态丑相，那么到了80年代，已经成年的韩少功在面对另一场骚动时，就已经能够独立、自觉地用锐利的眼光窥探到政治风暴下潜藏的人性之丑了。关于80年代中期那场学潮，韩少功说有两件事最让他印象深刻：“一是学生们强烈要求首长来接见大家，肯定学潮时‘革命行动’；二是事情刚开始，学潮内部就开始争官位，排座次，谋划权力的分配，比如说以后团省委和团中央的位置怎么安排。”[3]打着民主旗号的先进青年学生满脑子却还是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这让韩少功感到疑惑，也同时感受到人性深处无可遮蔽的丑陋欲望。
2、神秘魅惑的巫风楚雨
“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以这样的首问开头。作为中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楚文化一直以其恣意昂扬，瑰丽奇谲独行于世。虽然古来便为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斥为“怪力乱神”；现代社会中，又因为常常混搅于封建迷信之中而一再置于边缘化的境地，其魅力和内涵有所遮蔽。但又恰是这种边缘化，反而使它获得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自先秦遗留下的荒蛮气息、野性文化。韩少功是地道湖南人，1968年他赴汨罗插队，近距离地感知了楚地文人屈原的风韵，对楚文化了解更加深刻入骨。他深谙楚文化之精粹更多的在于“不规范之列”，如“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4]。这些原始、质朴的楚地符号代表了鲜活的生命力，可是若以正统文学为参照，却可能被附上粗鄙、放荡、封建迷信等丑陋印记。
地处南方的楚人在想象方面也比受正统思想浸润的北方文人更为大胆。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两者的区别：“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盛，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置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5]原始、野性、质朴的楚人意象，加以驰骋的想象，造就了韩少功小说中的“神秘”意境。《爸爸爸》中所描写的村寨掩藏于深山白云之中，寨子里的村民们有自己的“史官”德龙和“正史”古歌，生死大事主要依赖于祭祀和占卜，整体氛围之诡秘自不用赘言；之后的“幻想自叙体”如《鼻血》、《山上的声音》等，在幻想与现实之间交织不定，始终不肯轻易让人把摸明晰，依旧延续神秘文风；90年代后的作品如《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虽展示出作者严密的理性思维，但巫风楚雨影响下的魅惑成分始终萦绕其间。
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主张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庄子“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所传达的正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楚地地处偏僻，长期居于佛道等宗教之光辐射范围之外，楚人朦胧感觉到天地自然人鬼间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遂从巫文化中找寻寄托。在连接天地的原始仪式中，巫师是其中最重要的中介人，他们既要将原始先民的祈愿上告神灵，又要将神灵意愿向民众进行普遍传达。巫师代表了鬼神意旨，这就实现了人神合一。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受到重视，这种思维方式也极大影响了楚人时空观的形成。对主观感受的重视，使楚人在面对时空时也主要以主观意识作为感知刻度，呈现为具体文本就是时空的交织与错杂。韩少功的《归去来》、《余烬》等都是如此，韩少功摒弃传统审美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出于文体创新的自觉，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潜意识中楚文化时空观观照下的必然之举。 3、审丑思潮的盛行
得益于改革开放，80年代大量的西方文学和文艺理论被引入中国，中国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在西方理论的浇灌中成长起来的，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流间的不对等，中国作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表现出对西方文艺的追随，文坛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审丑倾向。最集中的一轮爆发如“伤痕文学”，以赤裸裸的形式揭開了十年浩劫在人心上的伤痕。苦难的岁月、人性的丑恶、青年的迷惘、失落等此前被认为不宜谈论的话题齐涌入文学作品之中，韩少功前期的《月兰》、《回声》、《飞过蓝天》等都属此类作品。此后新兴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阵营中的作家几乎都对丑陋事物情有独钟，“丑”终于从陪衬“美”的地位变成了主角。
除了西方丑学思潮之外，韩少功小说呈现出审丑倾向也与米兰·昆德拉有着直接的关联。1987年韩少功与姐姐韩刚合译了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位捷克作家的写作立场和文学观念让韩少功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在之后的很多访谈和随笔中，韩少功也毫不避讳，多次提及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观念、思维逻辑、文体结构等方面给他的启迪。与韩少功相似，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也表达了对“从生活陌生、混乱的材料中抽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写作模式的厌恶。他认为，比较而言，“表现人类行动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真实神秘的一面”才是小说应有的题中之义。因为小说要呈现复杂而丰富的世界，势必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思路和形式，从审丑的视角进行写作，能提供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构建出来的污秽、丑陋的世界，以及萦绕其中的对轻与重，灵与肉的苦苦追问，也令韩少功对传统文学中的美丽新世界产生疑问，他开始向世界的美好、道德、善良的媚俗作态发出质疑。他笔下众多丑陋的感官描写，可以看做是其思索背后的文学实践。
参考文献：
[1]孔见.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11.
[2]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J].文学评论，1995.（5）：43.
[3]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6.
[4]韩少功.想明白[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204.
[5]王国维.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