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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自然历史条件及产业水平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仍明显落后于东中部甚至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扩大。因此如何在中国产业版图逐渐改变的背景下，寻找出一条适合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道路，这不仅需要现实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积极回应。基于此，本文将以国家“试验区”成都为例，以产业集聚为出发点，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讨论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集聚；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前言
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由区域城镇化及产业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不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问题。因为，产业的逐渐聚集，进行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这给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城镇化，都将对城镇化带来环境上的压力，因此，不能脱离可持续发展来谈城镇化，尤其在产业集聚水平比较低，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西部地区，更应该以可持续的城镇化为目标，即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要通过产业集聚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本章从成都产业发展及集聚的实践出发，归纳、分析出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良性互动所面临的困难、障碍以及影响因素。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西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今天的成都，总面积12121平方公里，全市辖10区、6县、4市，全市常住人口为1404万人，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据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8%的比例。其时，成都市总人口501.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1.7万人，城市化率20.28%，约为全国城镇化水平的2倍。
（一）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
2003年以来，成都市致力于城乡统筹的地方创新加速了全市城镇化进程，全市城镇化率从2003年57.52%提升到2010年的65.51%，年均增加1.14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1404.7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20.26万人。因此，成都市城镇化水平已经处于城镇化中期的末端，正加快向城镇化后期迈进，城镇化发展将逐步过渡为平稳增长。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深层次的问题，城乡对立发展的局面将得到有效转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将进一步显现。
1.由注重数量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与功能提升转变
“十二五”时期，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过渡以及城镇人口聚集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将由过去单纯追求城镇化数量规模的扩张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与功能的提升完善，即由过去注重追求城镇数量、规模、空间扩张向提升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等质量内涵方面转变。
2.由工业化一元推进向多元化的动力机制转变
城镇化的进程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农业发展给城镇化提供基础和原始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镇化以后续动力，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这三种力量依次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成都市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随着全市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期转变，支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由一元推进向多元化发生转变。
3.由中心城市集中主导型向均衡集聚型城镇化转变
在过去很長一段时间内，成都市城镇化模式都以自上而下型为主，以五大城区为核心的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化的主体，主导着全市城镇化的进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成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以集聚、均衡、统筹为目标的城乡互动模式，实现由中心城市主导的集中型城镇化向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以及重点中心镇统筹发展的均衡集聚式发展道路转变。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城镇化进程经过快速、稳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10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推进也还面临着一系列不制约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将会给成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1.与东中部同类城市相比，城市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
据统计，2006年成都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为61.5%，比上海低27.2个百分点，比北京低22.8百分点，比东部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广州、南京分别低17、14.9个百分点，比同为西部中心城区的西安低7.3个百分点。
2.工业化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当前成都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阶段，从近几年成都市投产企业行业分布情况看，呈现出传统产业企业居多、高技术企业偏少的局面，长期来看，影响着全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方面，成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呈现出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基本格局，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三大传统服务业占据了整个服务业的35.3%，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有所发展，但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业务还主要局限于省内。
3.“单中心”空间结构弊病凸显
2008年，成都中心城五个城区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接近1万人，是市域平均人口密度的16倍。人口的过度密集给中心城的发展造成沉重压力，交通阻塞不断，基础设施负荷加重，保留绿地和开放空间不断被蚕食，热岛效应加剧。
4.资源要素刚性制约日益突出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除天府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外，成都市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是380万亩。目前，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达到约335.5万亩，即2020年，全市仅余约44.5万亩建设用地可以使用，其中已征未用地约24.5万亩、未征地约20万亩，年均可供用地不足4亩，这导致城镇空间拓展与有限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5.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成都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岷江、沱江两大水系纵贯市域，特别是以都江堰为源头的由西北向东南的扇形水系及农业灌渠网络构成了成都平原特有的生态基质本底，这使得成都市发展面临更加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成都市的生态环境容量已趋近饱和。据测算，成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54507gha，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36207gha，人均生态足迹已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两者之差即人均生态赤字为1.183gha，属于较严重生态赤字区。
三、从产业集聚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设计
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目标，成都在不断缓解环境压力的基础上，以产业集聚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集聚、城镇化及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以产业功能区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2010年，成都制定出台了《成都市产业功能区规划》，在充分保护和尊重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将市域划分为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优化型发展区、提升型发展区、扩展型发展区4大总体功能区。在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上，确定战略性产业功能的空间载体，即13个市管产业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两类。在该规划中，成都市对跨行政区整合资源、创新功能区运作模式等提出了创新性的构想。这些功能区为产业集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采用“一区一主业”产业集聚模式，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成都市为充分利用这些产业积聚规律，改变原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按照集约集群的发展要求，确立了“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将原有凌乱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和9个重点镇工业点，重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汽车、生物制药、食品、冶金建材、石化、航空航天以及鞋业、家具业等9大产业集群。
总之，成都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坚持产城一体、功能复合，将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与城市交通、游憩、生活等其他服务与管理功能有机结合，强化城市产业支撑，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乡建设的集约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选择
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其着力点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成都利用产业转移的趋势，通过不同产业的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最终达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借鉴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我们发现，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升西部的城镇化质量，既要利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选准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又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
一直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是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中最根本因素。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缺陷表现得越明显、越突出，对城镇化的阻碍作用越大。为此，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必须以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为基础，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利用产业转移红利，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正是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推动着这些国家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伴随着东部地区人力、资源等成本的不断攀升，处于这些地区的企业必将需求到成本相对较低地区去发展。而西部地区在资源、人口等方面优势明显，因此，西部地区应顺势而为，通过近期和长期规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的现代化。
（三）增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镇化交易成本。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吸引投资的最佳措施之一。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其资源优势明显。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镇发展的外部环境，可以实现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向全国自由流动，从而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为此，西部地区可以采用政府主导，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特别是优先考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必将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后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四）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西部地区，其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致使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西部各市污染问题严重，特别是西北省会城市如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大气污染指数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国际市场对环保要求的提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渐明显，这倒逼西部地区要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良性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宏观经济研究，2011（2）.
[2]丁任重，侯荔，顾文军.成都市城市化的进程与方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5）.
[3]戴宾.改革开放3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4]成都市发改委，成都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城镇化发展研究.2012，4.
[5]成都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功能区的發展模式和制度创新.2010，9.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集聚；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2
一、前言
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由区域城镇化及产业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不研究城镇化与产业集聚问题。因为，产业的逐渐聚集，进行形成自己的优势产业，这给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城镇化，都将对城镇化带来环境上的压力，因此，不能脱离可持续发展来谈城镇化，尤其在产业集聚水平比较低，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西部地区，更应该以可持续的城镇化为目标，即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又要通过产业集聚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本章从成都产业发展及集聚的实践出发，归纳、分析出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良性互动所面临的困难、障碍以及影响因素。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西部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今天的成都，总面积12121平方公里，全市辖10区、6县、4市，全市常住人口为1404万人，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据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28%的比例。其时，成都市总人口501.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1.7万人，城市化率20.28%，约为全国城镇化水平的2倍。
（一）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现状
2003年以来，成都市致力于城乡统筹的地方创新加速了全市城镇化进程，全市城镇化率从2003年57.52%提升到2010年的65.51%，年均增加1.14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1404.7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20.26万人。因此，成都市城镇化水平已经处于城镇化中期的末端，正加快向城镇化后期迈进，城镇化发展将逐步过渡为平稳增长。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妥善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深层次的问题，城乡对立发展的局面将得到有效转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将进一步显现。
1.由注重数量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与功能提升转变
“十二五”时期，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由中后期向后期过渡以及城镇人口聚集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将由过去单纯追求城镇化数量规模的扩张转向注重发展质量与功能的提升完善，即由过去注重追求城镇数量、规模、空间扩张向提升城镇的文化、公共服务、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等质量内涵方面转变。
2.由工业化一元推进向多元化的动力机制转变
城镇化的进程受到三大力量的推动：农业发展给城镇化提供基础和原始动力，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镇化以后续动力，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这三种力量依次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成都市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随着全市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期转变，支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由一元推进向多元化发生转变。
3.由中心城市集中主导型向均衡集聚型城镇化转变
在过去很長一段时间内，成都市城镇化模式都以自上而下型为主，以五大城区为核心的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化的主体，主导着全市城镇化的进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成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以集聚、均衡、统筹为目标的城乡互动模式，实现由中心城市主导的集中型城镇化向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以及重点中心镇统筹发展的均衡集聚式发展道路转变。
（二）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城镇化进程经过快速、稳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10年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推进也还面临着一系列不制约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将会给成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1.与东中部同类城市相比，城市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
据统计，2006年成都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为61.5%，比上海低27.2个百分点，比北京低22.8百分点，比东部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广州、南京分别低17、14.9个百分点，比同为西部中心城区的西安低7.3个百分点。
2.工业化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当前成都市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阶段，从近几年成都市投产企业行业分布情况看，呈现出传统产业企业居多、高技术企业偏少的局面，长期来看，影响着全市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方面，成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呈现出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基本格局，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2010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三大传统服务业占据了整个服务业的35.3%，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有所发展，但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业务还主要局限于省内。
3.“单中心”空间结构弊病凸显
2008年，成都中心城五个城区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接近1万人，是市域平均人口密度的16倍。人口的过度密集给中心城的发展造成沉重压力，交通阻塞不断，基础设施负荷加重，保留绿地和开放空间不断被蚕食，热岛效应加剧。
4.资源要素刚性制约日益突出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除天府新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外，成都市可利用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是380万亩。目前，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达到约335.5万亩，即2020年，全市仅余约44.5万亩建设用地可以使用，其中已征未用地约24.5万亩、未征地约20万亩，年均可供用地不足4亩，这导致城镇空间拓展与有限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5.加速的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成都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岷江、沱江两大水系纵贯市域，特别是以都江堰为源头的由西北向东南的扇形水系及农业灌渠网络构成了成都平原特有的生态基质本底，这使得成都市发展面临更加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成都市的生态环境容量已趋近饱和。据测算，成都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54507gha，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36207gha，人均生态足迹已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两者之差即人均生态赤字为1.183gha，属于较严重生态赤字区。
三、从产业集聚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设计
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的目标，成都在不断缓解环境压力的基础上，以产业集聚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集聚、城镇化及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以产业功能区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2010年，成都制定出台了《成都市产业功能区规划》，在充分保护和尊重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将市域划分为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优化型发展区、提升型发展区、扩展型发展区4大总体功能区。在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上，确定战略性产业功能的空间载体，即13个市管产业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管产业功能区两类。在该规划中，成都市对跨行政区整合资源、创新功能区运作模式等提出了创新性的构想。这些功能区为产业集聚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采用“一区一主业”产业集聚模式，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成都市为充分利用这些产业积聚规律，改变原来“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工业发展模式。按照集约集群的发展要求，确立了“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将原有凌乱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和9个重点镇工业点，重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汽车、生物制药、食品、冶金建材、石化、航空航天以及鞋业、家具业等9大产业集群。
总之，成都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坚持产城一体、功能复合，将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与城市交通、游憩、生活等其他服务与管理功能有机结合，强化城市产业支撑，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乡建设的集约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选择
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其着力点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成都利用产业转移的趋势，通过不同产业的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最终达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借鉴成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经验，将视野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我们发现，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提升西部的城镇化质量，既要利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选准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又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
一直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是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中最根本因素。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缺陷表现得越明显、越突出，对城镇化的阻碍作用越大。为此，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必须以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为基础，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利用产业转移红利，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正是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推动着这些国家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伴随着东部地区人力、资源等成本的不断攀升，处于这些地区的企业必将需求到成本相对较低地区去发展。而西部地区在资源、人口等方面优势明显，因此，西部地区应顺势而为，通过近期和长期规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系统的现代化。
（三）增加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镇化交易成本。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吸引投资的最佳措施之一。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其资源优势明显。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镇发展的外部环境，可以实现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向全国自由流动，从而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为此，西部地区可以采用政府主导，公私合营等多种方式，加大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特别是优先考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必将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打下后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四）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西部地区，其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致使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西部各市污染问题严重，特别是西北省会城市如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大气污染指数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国际市场对环保要求的提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渐明显，这倒逼西部地区要不断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城镇化、产业集聚与可持续良性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娟.西部地区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为例.宏观经济研究，2011（2）.
[2]丁任重，侯荔，顾文军.成都市城市化的进程与方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5）.
[3]戴宾.改革开放30年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4]成都市发改委，成都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城镇化发展研究.2012，4.
[5]成都经济发展研究院.成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功能区的發展模式和制度创新.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