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其他文献
研究背景和目的肝癌（liver cancer）是全球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在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中排第二位。在我国,肝癌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占全球的50%以上,目前主要以手术及全身化疗等综合治疗方式为主,但患者预后仍不理想。同时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需要进一步探究。多聚嘧啶区结合蛋白1（PTBP1）是异质核糖核蛋白（hn RNPs）的亚家族成员之一,能够参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
介绍激光指令制导和激光驾束制导的大视场激光接收机的设计原理,给出接收光场的数学模型,由斜入射平行光的衍射光场推出探测光学系统的视场角公式,根据1064nm大视场激光接收机技术要求,以聚光物镜型探测光学系统为例,探讨接收光学系统既须具备特大相对孔径,又须具备无晕接收性能的设计特点,采用窄带干涉滤光镜进行光学滤波降噪。给出一种适用于高重频（200kHz）工作的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实例,介绍了低噪声放大电
＜正＞今年6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的工作要求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精神,决定于2021年6月-12月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顿。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
＜正＞2017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王丽萍随着中国文联组织的十九大宣讲团,从上海出发,到贵州省、广州省等地巡回宣讲十九大精神。一路走下来,她结识了多位独特的艺术家,如浙江绍剧传承人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修改刑法，形成查处行贿犯罪的高压态势。但现实中仍存在对行贿犯罪惩治数量有限、惩治力度较低的状况，对这种状况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有不同看法。行贿犯罪治理应纳入“刑事一体化”视阈，考察查处行贿与查处受贿的一致性及其矛盾关系并把握打击重点；考察程序法意义上，证据搜集程序及证明制度对实体法实施的制约；考察贿赂案件办案实践中取证难题包括伦理困境的影响。因此应将“严而不厉”作为行贿
＜正＞ 维多利亚幼稚园以它明确的教育目标、较高的教育质量,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爱戴,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声誉。维多利亚幼稚园创办于1965年,至今已发展到4所幼稚园、3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学生人数也从8人增至2300多人。维多利亚幼稚园的创办人是丁毓珠女士。丁女士原籍上海,她曾到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考察幼儿教育。在幼稚园创办之时她就提出要为儿童创造最佳的学前教育。她认为,幼儿教育并不是知识的传
针对视觉感知机器人对物体抓取的准确性控制，在抓取姿势估计基础上使用密集连接的特征金字塔网络（FPN）作为特征提取器，将语义更强的高级特征图与分辨率更高的低级特征图融合，将机器人物体抓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生成待抓取区域，第二阶段对抓取区域进行细化以预测抓取姿势。模型在Cornell抓取数据集和Jacquard数据集上训练，验证了所提算法在抓取姿势估计的有效性。设计了两种不同真实场景的物体抓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农村出现了既有别于传统乡村,又不同于城市社区的农村新型社区。农村新型社区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原本已经固化的农村利益进行重新分配,部分地区只注重农村新型社区的前期建设成形,对于农村新型社区的长期治理重视度不足,导致农村新型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地。如何让农村居民安居乐业,又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新型社区治安治理的长久目标,因此,在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