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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中，蕞尔小国日本竟然战胜了传统的欧洲列强俄国，中国举国震惊，认为证明了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清廷也认识到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决定预备国会。作为准备工作，1909年各省设立谘议局，实际承担着地方议会的功能。1910年，资政院成立，作为将来国会的基础。资政院刚刚开院，就遇到了巡抚与谘议局的权力抗衡。
湖南巡抚的大麻烦
1910年9月，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遇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大问题：在4月的“抢米风潮”中，长沙饥民认为粮食价格暴涨主要是由于巡抚岑春萱与外国势力勾结，在灾年还将湖南的谷物运往国外贩卖。当不断上涨的粮价使得一家四口被逼自杀后，数万饥民大肆冲击官府的粮仓，并烧毁停泊外国船只的码头与教堂。当时，刚上任的杨文鼎逮捕了闹事群众，并迅速调用官府库银平抑了粮价，民变才得以平息。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英、法、美、德、日、挪威等国要求湖南巡抚赔偿民变中损毁的建筑、机械等，共计白银八十余万两。
此时，湖南省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大规模的开支。杨文鼎估计，1911年全年收入才674万两白银，当年支出就要831万两，本身就存在巨大赤字。现在赈济灾民已经花去了近100万两白银，又要赔偿国外损失，杨文鼎别无他法，只好仿照直隶、湖北等省发行公债120万两，从1910年10月1日（农历）起，分6期每月发行20万两，公债分六年偿清，每年偿息26万两。湖南矿山众多，仅水口山铅矿一年收入即可达30万两。也就是说，长期看，湖南完全有能力偿还公债及利息。
一切计算妥当，正当湖南官钱局准备发行公债时，湖南谘议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湖南谘议局中议员除了传统官僚外，还有大量地方乡绅、精英，以及新兴的商绅，非常关注财政事宜。按照谘议局章程，省内的财政收支、内外债的发行均必须经过谘议局的批准。让议员们气愤的是，清廷竟然批准通过，就等于蔑视了他们的审议公债的权力！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上报资政院，要求其进行审核。
资政院议员人数200人，其中一半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即民选议员，开国会后组成下议院，议员中多为地方精英。另一半则组成上议院，议员多为皇室宗亲，满汉世爵、部院衙门官等，将先由都察院、地方大员等推荐可靠人选，再由皇帝进行差额遴选，即为钦选议员，如此也便于保证资政院议员对政府的支持。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资政院，清廷还规定资政院总裁、副总裁、秘书长均由皇帝直接指定，拥有表决权。因此，钦选议员比民选议员多三票，清廷能够保证人数上的优势，通过钦选议员抑制民选议员操纵资政院。
基于这样的设置，清廷自然有恃无恐。虽然资政院迅疾做出反应，认为湖南巡抚显然违反了行政程序，要求清政府宣布公债招募无效，并处罚杨文鼎。但是清廷却迅速发上谕认为此案已经经过度支部的核准，湖南巡抚确实疏漏，“下不为例”，但此次公债发行仍然有效，上谕以军机大臣副署。实际上袒护了湖南巡抚，忽视了资政院的要求。上谕一出，四下哗然，这个解释甚至遭到了更倾向于维护政府的钦选议员们的驳斥，议员们要求资政院做出决议后向上请旨裁夺。省谘议局与巡抚之间的冲突演变为资政院与军机处之间的矛盾。
资政院决议弹劾军机
针对这件事情，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在内阁产生之前，军机大臣作为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理应对副署的文件做出解释，否则就是行政机关越权。还有议员批评此举就是蔑视宪法和法律，“若不遵守法律，就没有国家……中国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不守法律的缘故”，并指责政府只知道有地方督抚，却不知还有民众与舆论。众多议员坚决要求立刻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前来解释。
不知道是由于轻视了资政院，还是确实公务繁忙，奕劻最终拒绝了出席质询会议。众多议员甚为不满，认为军机大臣不仅否认了资政院的独立性，干涉资政院事务，而且漠视资政院权力。资政院开始酝酿弹劾军机大臣。
而在此阶段，军机大臣又将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云南盐斤加价案等分别交给民政部与督办盐政大臣政务处分别核实。这些事情本身都应该由皇帝裁决，而军机大臣竟然让行政机关去核准。议员们明白，此例一开，资政院就彻底被丢在一边，成为仅仅听会或者简单地鼓掌通过、举手表决的花瓶了。因此纷纷提出弹劾议案，最终经过资政院的表决，124 名到会者中，112 人赞成弹劾军机大臣。议长溥伦决定由六名议员起草弹劾军机大臣的草案。
面对此举，清廷大为震惊，想不到刚刚成立的资政院竟然真敢弹劾军机。奕劻赶紧将广西、云南两案件改为按资政院所奏行事，希望通过让步达到取消弹劾的目的。
对于军机处的让步，有部分钦选议员认为可暂缓弹劾议案，并坚决反对直接弹劾领班军机大臣奕劻；也有激进的议员直接攻击清廷不愿意速开国会，就是不想承担行政责任，因此不仅要弹劾军机大臣，更要弹劾整个军机处。面对民选和钦选议员意见的分歧，陶峻等几位议员展开了积极的劝说和游说工作。《东方杂志》等新闻报刊也公开发表社论，支持议员们的行为。经过社会各界与议员们的努力，最终资政院做出决议，决定继续弹劾军机。资政院与军机处之间的矛盾达到最高点。
弹劾军机之后
清廷见让步不成，便转而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摄政王直接发出朱谕训斥资政院，告诫他们设置管制和处置百官是钦定宪法大纲已经规定的，而朝廷何时设置责任内阁，则由朝廷定夺，绝不许资政院干涉。同时，军机大臣也开始拉拢部分钦选议员，一方面向他们许诺好处拉拢议员，另一方面甚至恫吓较为激进的议员。然而令朝廷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举措反而彻底激怒了资政院的议员。
当有议员威胁民选议员末代状元刘春霖，已有人对军机大臣献计打算按照对付谭嗣同等人的办法对付不听话的议员时，刘春霖掷地有声地回答道：“今日为国民代表，断不敢做谄谀的话贻误全局。正是由于几个议员在政府里面奴颜婢膝，才被政府所看轻，致使资政院议案不能落实……就是面见监国摄政王，也敢这样说，不敢做谄谀之词”。当他演讲时，一句一拍掌，一字一拍掌，满场欢动，议员的个人风骨也可见一斑。
身为皇族的资政院总裁溥伦，面对摄政王的责问以及要求他约束议员的敕令，也毫不畏惧，认为议员此举不过是热心爱国，且议会与政府冲突在各国均不鲜见，不足为奇。其他资政院议员的斗争也更加昂扬，开始直接批评摄政王的朱批“违背宪法精神”，声称如果没有独立的议事权力，就不如解散资政院；各省谘议局也声称如果资政院被解散，各省谘议局也将自行解散，给军机处施加压力。而军机处大臣也提出辞职请求。摄政王见两方如此坚决，将双方的请辞折子均留中不发，耐心安抚双方，并同意宪政编查馆开始编制内阁官制，资政院才放弃了弹劾。
轰动一时的弹劾军机大臣案得以平息。资政院勤恳议政、据法力争的努力驳斥了中国民智不高不适合开国会的谬论，也让民众看到了真实有效的监督对于规范行政的重要意义。
湖南巡抚的大麻烦
1910年9月，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遇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大问题：在4月的“抢米风潮”中，长沙饥民认为粮食价格暴涨主要是由于巡抚岑春萱与外国势力勾结，在灾年还将湖南的谷物运往国外贩卖。当不断上涨的粮价使得一家四口被逼自杀后，数万饥民大肆冲击官府的粮仓，并烧毁停泊外国船只的码头与教堂。当时，刚上任的杨文鼎逮捕了闹事群众，并迅速调用官府库银平抑了粮价，民变才得以平息。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英、法、美、德、日、挪威等国要求湖南巡抚赔偿民变中损毁的建筑、机械等，共计白银八十余万两。
此时，湖南省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大规模的开支。杨文鼎估计，1911年全年收入才674万两白银，当年支出就要831万两，本身就存在巨大赤字。现在赈济灾民已经花去了近100万两白银，又要赔偿国外损失，杨文鼎别无他法，只好仿照直隶、湖北等省发行公债120万两，从1910年10月1日（农历）起，分6期每月发行20万两，公债分六年偿清，每年偿息26万两。湖南矿山众多，仅水口山铅矿一年收入即可达30万两。也就是说，长期看，湖南完全有能力偿还公债及利息。
一切计算妥当，正当湖南官钱局准备发行公债时，湖南谘议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湖南谘议局中议员除了传统官僚外，还有大量地方乡绅、精英，以及新兴的商绅，非常关注财政事宜。按照谘议局章程，省内的财政收支、内外债的发行均必须经过谘议局的批准。让议员们气愤的是，清廷竟然批准通过，就等于蔑视了他们的审议公债的权力！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上报资政院，要求其进行审核。
资政院议员人数200人，其中一半由各省谘议局选举产生，即民选议员，开国会后组成下议院，议员中多为地方精英。另一半则组成上议院，议员多为皇室宗亲，满汉世爵、部院衙门官等，将先由都察院、地方大员等推荐可靠人选，再由皇帝进行差额遴选，即为钦选议员，如此也便于保证资政院议员对政府的支持。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资政院，清廷还规定资政院总裁、副总裁、秘书长均由皇帝直接指定，拥有表决权。因此，钦选议员比民选议员多三票，清廷能够保证人数上的优势，通过钦选议员抑制民选议员操纵资政院。
基于这样的设置，清廷自然有恃无恐。虽然资政院迅疾做出反应，认为湖南巡抚显然违反了行政程序，要求清政府宣布公债招募无效，并处罚杨文鼎。但是清廷却迅速发上谕认为此案已经经过度支部的核准，湖南巡抚确实疏漏，“下不为例”，但此次公债发行仍然有效，上谕以军机大臣副署。实际上袒护了湖南巡抚，忽视了资政院的要求。上谕一出，四下哗然，这个解释甚至遭到了更倾向于维护政府的钦选议员们的驳斥，议员们要求资政院做出决议后向上请旨裁夺。省谘议局与巡抚之间的冲突演变为资政院与军机处之间的矛盾。
资政院决议弹劾军机
针对这件事情，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在内阁产生之前，军机大臣作为政府实际上的首脑，理应对副署的文件做出解释，否则就是行政机关越权。还有议员批评此举就是蔑视宪法和法律，“若不遵守法律，就没有国家……中国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不守法律的缘故”，并指责政府只知道有地方督抚，却不知还有民众与舆论。众多议员坚决要求立刻请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前来解释。
不知道是由于轻视了资政院，还是确实公务繁忙，奕劻最终拒绝了出席质询会议。众多议员甚为不满，认为军机大臣不仅否认了资政院的独立性，干涉资政院事务，而且漠视资政院权力。资政院开始酝酿弹劾军机大臣。
而在此阶段，军机大臣又将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籍学生案、云南盐斤加价案等分别交给民政部与督办盐政大臣政务处分别核实。这些事情本身都应该由皇帝裁决，而军机大臣竟然让行政机关去核准。议员们明白，此例一开，资政院就彻底被丢在一边，成为仅仅听会或者简单地鼓掌通过、举手表决的花瓶了。因此纷纷提出弹劾议案，最终经过资政院的表决，124 名到会者中，112 人赞成弹劾军机大臣。议长溥伦决定由六名议员起草弹劾军机大臣的草案。
面对此举，清廷大为震惊，想不到刚刚成立的资政院竟然真敢弹劾军机。奕劻赶紧将广西、云南两案件改为按资政院所奏行事，希望通过让步达到取消弹劾的目的。
对于军机处的让步，有部分钦选议员认为可暂缓弹劾议案，并坚决反对直接弹劾领班军机大臣奕劻；也有激进的议员直接攻击清廷不愿意速开国会，就是不想承担行政责任，因此不仅要弹劾军机大臣，更要弹劾整个军机处。面对民选和钦选议员意见的分歧，陶峻等几位议员展开了积极的劝说和游说工作。《东方杂志》等新闻报刊也公开发表社论，支持议员们的行为。经过社会各界与议员们的努力，最终资政院做出决议，决定继续弹劾军机。资政院与军机处之间的矛盾达到最高点。
弹劾军机之后
清廷见让步不成，便转而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摄政王直接发出朱谕训斥资政院，告诫他们设置管制和处置百官是钦定宪法大纲已经规定的，而朝廷何时设置责任内阁，则由朝廷定夺，绝不许资政院干涉。同时，军机大臣也开始拉拢部分钦选议员，一方面向他们许诺好处拉拢议员，另一方面甚至恫吓较为激进的议员。然而令朝廷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举措反而彻底激怒了资政院的议员。
当有议员威胁民选议员末代状元刘春霖，已有人对军机大臣献计打算按照对付谭嗣同等人的办法对付不听话的议员时，刘春霖掷地有声地回答道：“今日为国民代表，断不敢做谄谀的话贻误全局。正是由于几个议员在政府里面奴颜婢膝，才被政府所看轻，致使资政院议案不能落实……就是面见监国摄政王，也敢这样说，不敢做谄谀之词”。当他演讲时，一句一拍掌，一字一拍掌，满场欢动，议员的个人风骨也可见一斑。
身为皇族的资政院总裁溥伦，面对摄政王的责问以及要求他约束议员的敕令，也毫不畏惧，认为议员此举不过是热心爱国，且议会与政府冲突在各国均不鲜见，不足为奇。其他资政院议员的斗争也更加昂扬，开始直接批评摄政王的朱批“违背宪法精神”，声称如果没有独立的议事权力，就不如解散资政院；各省谘议局也声称如果资政院被解散，各省谘议局也将自行解散，给军机处施加压力。而军机处大臣也提出辞职请求。摄政王见两方如此坚决，将双方的请辞折子均留中不发，耐心安抚双方，并同意宪政编查馆开始编制内阁官制，资政院才放弃了弹劾。
轰动一时的弹劾军机大臣案得以平息。资政院勤恳议政、据法力争的努力驳斥了中国民智不高不适合开国会的谬论，也让民众看到了真实有效的监督对于规范行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