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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莫干山路一个颇有名气的艺术园区里，有以色列人迪文·巴尔加（Divr Bar-Gal）的画廊、摄影工作室，当然，那也是他的办公室。
在艺术氛围漫溢的莫干山路，迪文的办公室由于简单而显得突出：办公桌漆着暗红色油漆，类似于过去小吃摊上摆放的长凳，类似于某工厂会计使用的无靠背矩形木凳，只有两把旋椅稍具现代气息。
迪文的名片上，他对自己的称谓是：“Creator(创造者)”，完全和犹太人无关，也无法让人联想到他曾搜集的那些墓碑。
自2001年起，这个人开始以收集散落在上海民间的犹太人墓碑闻名。
约三万名犹太人逃难到上海
2001年，迪文辞去以色列官方电视台（Israel Broadcasting Authority）第一频道的摄影记者工作，来到了中国，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中文。作为外国人，他感兴趣的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当时，他35岁。
意想不到的，一封电子邮件，让他开始了一段“如同侦探小说”的生活。
邮件是朋友乔治亚女士发来的，乔治亚当时已在上海居住三年，她为迪文提供了关于旧上海犹太人聚居区的路线指南。在电子邮件中，乔治亚附上了上海某古董店里出售的两幅墓碑照片。
一幅是一名女性的墓碑：上方是两个等边三角形一上一下连锁成六角星形的标志——大卫王星（1933年《世界锡安组织》第18届大会，正式通过将此徽志作为全球犹太人的共同标志）；墓碑上用希伯来语镌刻着墓碑主人的死亡日期。
另一幅里的墓碑更为古老，除了希伯来文之外，还刻有俄文，是依照俄国习惯制作的墓碑。
迪文起初并不十分关注这封邮件。墓碑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它“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被发现”呢。
很快，他有了疑问，这源于他的历史知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大批涌入，直至1949年后犹太人才渐渐离开——1976年“文革”结束时，仅剩约10名犹太人还留在上海。
学者们统计，二战期间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数达到2.5万至3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个国家收留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艰难的寻找
几万难民，几十年上海生活，相应的，墓碑也众多。
研究者们发现，当时上海共有四个主要的犹太人聚居地，1950年代后，他们的墓地逐渐转移、集中，最后在上海西郊形成一处国际纪念地。但“文革”期间，墓碑遭到了大规模破坏，理由是“破除四旧”。
这给迪文的寻找带来了困难。
他先是拜访了朋友电子邮件中提到的那家拥有两块墓碑的古董店。遗憾的是，等他赶到时，第一块已被一名中国人买走，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买方和卖方都不知道交易的物品竟然是一块墓碑！
迪文表示可以出钱购买墓碑，但谈判却有些艰难，因为老板是一个商人。“金钱的诱惑终于压倒了对厄运（墓碑代表着死亡）的畏惧”，迪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以50美金的高价购得了它。”这是迪文找到的第一块墓碑。
紧接着，迪文和他的朋友们将墓碑从一个个无法想象的地方发掘出来：
下水道的窑井盖；
村边小河里的某块方形大理石；
果园门前的“风水石头”；
甚至还有一块，作为建筑材料嵌在农户的墙里！
“那块墓石我至今没有得到。他们其他两块都给我了，那一块怎么也不愿意给。”迪文笑着说。
有一次，有个村民用那种“不分四声的外国中文腔调”想说服迪文雇用自己：“你，雇我干活；我，帮你找女朋友！”
可惜的是，迪文已经结婚了。
五年来，迪文收集了85块犹太人墓碑，这些墓碑目前躺在吴中路的仓库里。迪文为他的墓碑计划建了一个网站，他将每块墓碑的尺寸、发现时间、发现经过、主人的姓名和生卒年代都详细记录下来，登在网站上。
迪文的朋友，在莫干山路也拥有一间艺术工作室的贝司马特小姐非常严肃地评价着迪文的行为：“他做着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没有他，有些东西我们将会永远失去。”
很多人赞同贝司马特小姐的说法。因为，墓碑是那些犹太难民在上海生存的一个见证。
迪文说，目前他能找到的“最年轻”的一块墓碑的主人是Racusen Charles，生于1894年，卒于1958年。他很看重“1958”这个年份，因为“那时，上海已经没有多少犹太人”。
迪文的墓碑计划是，建立一块犹太纪念地，策划上海犹太人纪念地概念设计展。
“虹口区霍山公园里有一个犹太人纪念碑，那周围其实是一块很大的纪念场所，有一半是空地，如果我们可以得到那块地，我们所有的想法——纪念之岛、墓碑墙等等都可以实现。会成为犹太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纽带，想要了解上海犹太人或是想要缅怀的人都可以去那里，正如在国外一些城市的博物馆、纪念馆一样，上海也可以有一个纪念地。”迪文如此描述。
“可以用一两个词概括你现在的计划吗？”记者问。
迪文想了很久，笑了，“哈哈，我还真想不出来，下次告诉你吧。”
一天后，迪文很认真地回答：这是“历史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