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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仲列传》的课堂教学中，文本结尾的论赞部分成为学生阅读的难点和讨论的焦点，学生提出凭借管仲之才不去辅佐齐桓公实现王道，而是仅仅帮助其实行霸道，实在是大材小用，这体现了管仲对世俗的一种妥协的人生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管仲与被孔子痛斥为“不修尔道而求为容”的子贡并无二致，因此管仲还值得我们尊敬吗？
管仲是否依旧值得尊敬？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准确把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所寄寓的情感态度问题，更牵涉到通过作者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去感受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解读的问题。所以下面我们结合本专题的三篇文本分别解读一下屈原、孔子与管仲的人生选择，借此讨论管仲是否值得尊敬的问题，进而以这三个历史人物为标本，去窥探司马迁的理想人格追求。
一、“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 死而不容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的末尾说自己对屈原是“悲其志”。为何而悲？一悲屈原自身才华高标出世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二悲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却“死而不容”。屈原高尚的理想与高洁的志向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机会，国都被破更是标志着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屈原只能怀石自沉，以死明志。
屈原的悲剧令人唏嘘，在唏嘘之余考察屈原悲剧形成的原因，除了时代因素使然，有没有屈原自身个性层面的原因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按照文本的描述，想当年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是多么地亲近：“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好一派君臣亲密无间的场景！但好景不长，因上官大夫从中离间挑拨，“王怒而疏屈平”，导致了屈原被流放汉水之滨的命运。上官大夫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能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迅速瓦解屈原和楚怀王多年结下的良好君臣关系？能破坏屈原和楚怀王之间割不断的血缘亲情？其中想必不能排除屈原自身性格层面的原因。上官大夫能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屈原为什么不能在楚怀王面前解释清楚两人之间的误会，反而在《离骚》中因为楚怀王“馋谄之蔽明”而大声呼喊“来吾道夫先路”，这哪像臣下对主上说话的语气，其中的锋芒怕是让大部分不能虚怀若谷的君主无法接受，所以屈原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命运的发展变迁不无关系。
二、“惶惶然如丧家犬”的孔子——行走在路上
与屈原一样，在从政这条路上孔子也算是一位失败者，终其一生，担任鲁国大司寇是他仕途的巅峰，正如教材在《孔子世家》旁注中所说，“有从政之心，有为政之才，而无执政之命”。
在从政的道路上，孔子和他的学生明知前方是一条绝路，没有任何希望，但他们并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以死明志，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继续前行，正如孔子借《诗经》所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屈原那样失去生存的土壤与希望，他们还有梦想，还有期待，他们选择了著书立说，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他们成为了在逆境中跋涉前行的一群先民，永生于我们民族的记忆深处，激励着无数后来人在困境中坚持并前行！
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坚信“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正是对于自己理想正确性的坚信，才能使他们头脑清醒而又坚守操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面对乱世和自身的处境，孔子表现得无怨无悔，体现出了一派君子风范！
坚持理想的精神尽管感人，但从个人对于当代的实际贡献来看，孔子依然是一个失败者，他从鲁国出发，一路走来，向各国的统治者们宣扬自己关于“仁”的政治理想，但是却引起了统治者们的猜忌，在陈蔡之间遭到掌权大夫的包围，落得个“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处境，这种处境用孔子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惶惶然如丧家犬”。
三、“上下能相亲”的管仲—— 一匡天下
对比孔子与屈原，管仲在现实社会里无疑是一位仕途上的成功者，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如果考察管仲仕途成功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屈原，管仲有着极佳的人际关系，对于国君，正如韩兆琦先生在《史记通论》中所说“（管仲）因势利导地纠正了齐桓公的许多错误”，处理君臣关系时绝不像屈原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在谈笑间力挽狂澜，起到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说明管仲有着高超的从政艺术;对于自己治下的民众能做到“与俗同好恶”，充分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倡导礼节荣辱，所以他的政策“论卑而易行”，顺应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总之，无论是上对国君还是下对民众，管仲做到了“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达到了“上下能相亲”的境界。
相对于孔子笃信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之路上执著跋涉的殉道者形象，管仲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政治家务实的一面。一方面在治理国家时，并未像迂儒那样奢谈礼节荣辱，而是首先重视发展生产，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务实主张;另一方面在周道衰微的大环境下，并未奢谈王道，而是帮助齐桓公实现了所谓的“霸道”，而这正是本文开头引用的学生对于管仲的质疑所在，因而也是对于管仲这个人物能否给予恰当评价的关键所在。其实，王道也好，霸道也好，只要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它就是一个好“道”。结合文本，考察管仲辅佐齐桓公达成的霸道，我们可以认为管仲的执政达到了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推进历史的发展，进而使华夏民族保持独立不受外夷侵扰的效果，正如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所以管仲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不仅在于管仲抓住了齐桓公这样的明主为自己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将满腹经纶付诸实施，并且收获了成功，实现了其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更在于管仲辅佐齐桓公选择施行霸道，正是基于自己对所处时代形势的准确把握，并不是好高骛远地追求在当下的乱世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这表现了管仲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种务实的作风。
以上所谈是围绕司马迁笔下三位先贤的人生选择，探讨管仲值得我们尊敬的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太史公文中有我”，太史公在刻画笔下人物形象时是寄寓着自己的无限情感的，太史公对于人物的褒贬是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的。在司马迁追求的理想人格中，管仲所代表的这种类型无疑是具有相当的诱惑力的，至于司马迁在《管仲列传》的论赞中，借孔子批评管仲不辅佐桓公施行王道，其实是一种曲笔，在委婉地表达对管仲才华的赞美：这样的才华不施行王道却用来施行霸道，未免太可惜了！只是太史公未遇明主，刑余之人的尴尬处境又使他自己不能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大施拳脚。所以这种人格类型对于太史公来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太史公所能做的要么像屈原那样以死明志，要么像孔子那样在理想之途中艰难跋涉。事实证明太史公确实是这样选择人生之路的，他背负刑余之人的耻辱，在完成家族使命，进而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路途中负重前行。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完成使命后，据说太史公是“不知所终”，有学者认为太史公最终是像屈原那样“以死明志”。
我们通过对本专题三篇文本的整体把握，能看出作者在屈原、孔子和管仲身上所寄寓的不同人格追求，而管仲式的人生境遇无疑是太史公所憧憬的一种人格追求，只是时代与社会并没有给予太史公实现这种人格追求的机会。所以，管仲是被太史公尊敬的，他也应当受到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尊敬。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管仲是否依旧值得尊敬？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准确把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所寄寓的情感态度问题，更牵涉到通过作者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去感受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解读的问题。所以下面我们结合本专题的三篇文本分别解读一下屈原、孔子与管仲的人生选择，借此讨论管仲是否值得尊敬的问题，进而以这三个历史人物为标本，去窥探司马迁的理想人格追求。
一、“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 死而不容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的末尾说自己对屈原是“悲其志”。为何而悲？一悲屈原自身才华高标出世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二悲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却“死而不容”。屈原高尚的理想与高洁的志向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机会，国都被破更是标志着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屈原只能怀石自沉，以死明志。
屈原的悲剧令人唏嘘，在唏嘘之余考察屈原悲剧形成的原因，除了时代因素使然，有没有屈原自身个性层面的原因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按照文本的描述，想当年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是多么地亲近：“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好一派君臣亲密无间的场景！但好景不长，因上官大夫从中离间挑拨，“王怒而疏屈平”，导致了屈原被流放汉水之滨的命运。上官大夫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能凭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迅速瓦解屈原和楚怀王多年结下的良好君臣关系？能破坏屈原和楚怀王之间割不断的血缘亲情？其中想必不能排除屈原自身性格层面的原因。上官大夫能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屈原为什么不能在楚怀王面前解释清楚两人之间的误会，反而在《离骚》中因为楚怀王“馋谄之蔽明”而大声呼喊“来吾道夫先路”，这哪像臣下对主上说话的语气，其中的锋芒怕是让大部分不能虚怀若谷的君主无法接受，所以屈原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个人的性格和他命运的发展变迁不无关系。
二、“惶惶然如丧家犬”的孔子——行走在路上
与屈原一样，在从政这条路上孔子也算是一位失败者，终其一生，担任鲁国大司寇是他仕途的巅峰，正如教材在《孔子世家》旁注中所说，“有从政之心，有为政之才，而无执政之命”。
在从政的道路上，孔子和他的学生明知前方是一条绝路，没有任何希望，但他们并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以死明志，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继续前行，正如孔子借《诗经》所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屈原那样失去生存的土壤与希望，他们还有梦想，还有期待，他们选择了著书立说，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他们成为了在逆境中跋涉前行的一群先民，永生于我们民族的记忆深处，激励着无数后来人在困境中坚持并前行！
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坚信“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正是对于自己理想正确性的坚信，才能使他们头脑清醒而又坚守操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面对乱世和自身的处境，孔子表现得无怨无悔，体现出了一派君子风范！
坚持理想的精神尽管感人，但从个人对于当代的实际贡献来看，孔子依然是一个失败者，他从鲁国出发，一路走来，向各国的统治者们宣扬自己关于“仁”的政治理想，但是却引起了统治者们的猜忌，在陈蔡之间遭到掌权大夫的包围，落得个“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处境，这种处境用孔子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惶惶然如丧家犬”。
三、“上下能相亲”的管仲—— 一匡天下
对比孔子与屈原，管仲在现实社会里无疑是一位仕途上的成功者，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如果考察管仲仕途成功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屈原，管仲有着极佳的人际关系，对于国君，正如韩兆琦先生在《史记通论》中所说“（管仲）因势利导地纠正了齐桓公的许多错误”，处理君臣关系时绝不像屈原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在谈笑间力挽狂澜，起到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说明管仲有着高超的从政艺术;对于自己治下的民众能做到“与俗同好恶”，充分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倡导礼节荣辱，所以他的政策“论卑而易行”，顺应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总之，无论是上对国君还是下对民众，管仲做到了“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达到了“上下能相亲”的境界。
相对于孔子笃信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之路上执著跋涉的殉道者形象，管仲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政治家务实的一面。一方面在治理国家时，并未像迂儒那样奢谈礼节荣辱，而是首先重视发展生产，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务实主张;另一方面在周道衰微的大环境下，并未奢谈王道，而是帮助齐桓公实现了所谓的“霸道”，而这正是本文开头引用的学生对于管仲的质疑所在，因而也是对于管仲这个人物能否给予恰当评价的关键所在。其实，王道也好，霸道也好，只要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它就是一个好“道”。结合文本，考察管仲辅佐齐桓公达成的霸道，我们可以认为管仲的执政达到了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推进历史的发展，进而使华夏民族保持独立不受外夷侵扰的效果，正如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所以管仲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这不仅在于管仲抓住了齐桓公这样的明主为自己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将满腹经纶付诸实施，并且收获了成功，实现了其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更在于管仲辅佐齐桓公选择施行霸道，正是基于自己对所处时代形势的准确把握，并不是好高骛远地追求在当下的乱世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这表现了管仲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种务实的作风。
以上所谈是围绕司马迁笔下三位先贤的人生选择，探讨管仲值得我们尊敬的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太史公文中有我”，太史公在刻画笔下人物形象时是寄寓着自己的无限情感的，太史公对于人物的褒贬是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的。在司马迁追求的理想人格中，管仲所代表的这种类型无疑是具有相当的诱惑力的，至于司马迁在《管仲列传》的论赞中，借孔子批评管仲不辅佐桓公施行王道，其实是一种曲笔，在委婉地表达对管仲才华的赞美：这样的才华不施行王道却用来施行霸道，未免太可惜了！只是太史公未遇明主，刑余之人的尴尬处境又使他自己不能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大施拳脚。所以这种人格类型对于太史公来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太史公所能做的要么像屈原那样以死明志，要么像孔子那样在理想之途中艰难跋涉。事实证明太史公确实是这样选择人生之路的，他背负刑余之人的耻辱，在完成家族使命，进而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路途中负重前行。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完成使命后，据说太史公是“不知所终”，有学者认为太史公最终是像屈原那样“以死明志”。
我们通过对本专题三篇文本的整体把握，能看出作者在屈原、孔子和管仲身上所寄寓的不同人格追求，而管仲式的人生境遇无疑是太史公所憧憬的一种人格追求，只是时代与社会并没有给予太史公实现这种人格追求的机会。所以，管仲是被太史公尊敬的，他也应当受到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尊敬。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