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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的画舫中，有人从苏东坡的两首诗中各取一句，拼成一联，曰：“若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挂在船舱的两旁。游湖品茗，湖是美女，茶则佳人，这样说来，你是依红偎绿了，真是人生难得的艳遇呀。
“依红”，姑且置之不论，这里只说“偎绿”的乐趣。
清代有位文人说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怀吾杳冥”，这是一种独到的体会。茶与酒不同，她满足人们官能欲望的功能不强，遑论刺激，古往今来，但却为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所接受，这固然由其独具可雅可俗的属性，主要还是茶的淡淡的苦涩味，与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有着某种契合。茶，由自然物而升华为文化物，功在文人学士，反过来，茶对于文人，又是宣泄心中郁闷，熔化心中块垒，甚而激文思，助诗兴，浮想联翩所不可或缺的饮品。难怪白居易每日醒来，必饮茶一瓯，只道“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那感觉，想必好极了。
与读书需有红袖添香一样，自唐代始，文人独处或聚集时，就热衷于有美女捧茶献舞佐茗，这从唐诗中可见一斑。“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茶名）齐尝各斗新”（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崔珏《美人赏茶行》）；刘禹锡更是惊世骇俗，居然“何处人间似仙境，青山携妓采茶时”。从这些古诗所散发出茶叶的香气与人情味中，我们知道，那时的文人品茗，不单要精心选择名茶、名山、名水，更在意的是对高士，伴美人。在这种天人一气、人茶交融中，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茶与美人的喻象，从大学士苏东坡的笔底下，汩汩流淌出来了：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大手笔，语出惊人，道出了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美好感受与体悟。苏学士为人们从氤氲之气中，呼唤出来的这位佳人，恰似“颦翠娥捧金瓯，暗送春山意”。
我有一本《茶文化辞典》称：此乃“古士大夫出于对茶的喜爱而有的谐谑之说”。“谐谑”，恕我不敢苟同。这是一个美喻，流播如此久远，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共鸣，怎一个“谐谑”了得？
苏东坡的审美感知，一直在不同朝代文人的心际激荡推涌。比如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叙述他在莺泽湖画船上品茗的一次经历：“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清人褚人获则别有见识，以为凡胎肉身的佳人，似不足与佳茗攀比：“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姑麻女，自然仙风道骨，不减烟霞。”而另一位大名士王士祯则盛赞“敬亭绿雪”：“敬亭如静女，有余态。”不是嘛，仙子，麻姑，静女，茶之佳人虽异，形象实一——如琴韵绕指，似香茶恋盏，其风仪容徽，不啻推窗可望之月。吴从先在他的《小窗自纪杂著》中说：“酒有难比之色，茶有独蕴之香，以此想红颜媚骨，便可得之格外。” 是的，确是得之格外，决非一时之戏言。
这里似应把《金瓶梅》中一支叫《朝天子·茶调》的曲子单列一叙。西门庆第一次在桂姐家请客，应伯爵以此曲调侃：
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
不揪不采叶儿渣，但煮着颜色大。
绝品清奇，难描难画，
口儿里常时呷，
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
原来是一篓儿千金价。
格调显然不高，但以谐音将茶与佳人揉合为一体，如此巧思妙想施于笔下人物，却也收到令人美恶错置，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非一般游戏之笔可比。
对于以佳人喻佳茶，现代文人依然不避东施效颦之嫌，乐此不疲。也许是真情所在，虽说是新翻杨柳枝之作，读之却也清新可喜。
倡导闲适的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序中称自己“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但他还是步了古人的后尘，将茶佳人细分出年龄段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林语堂不像周作人，喝茶时想到的是“苦中作乐”，他只在美中享乐。客居福建的散文家何为，对铁观音自然情有独钟：“琥珀色的茶汤入口清香甘洌，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体八骸，通体舒泰，此时以佳茗比喻佳人遂愈见贴切。”又说：“从来佳茗似佳人。确是千古绝唱，此生若能常与佳茗为伴，则于愿足矣。”这真是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台湾作家洛夫，某次与友人聚集，主人雅意让各人凭感觉为所品的茶命名：“我初尝春茶，骤然入口，仿佛伸进一条香软而温润的舌尖。这种茶色香味都很迷人，故我称之为美人舌”。曲终奏雅，情辞俱美。
我的故乡六安自古就是重要产茶区，有一种叫小岘春的名品，为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喜好：“如何小岘春，独饮通仙默”（《茶事八韵》）。何谓仙默？说不清，是人的灵魂为茶所攫呢，还是茶的幽韵为人所蕴？
“依红”，姑且置之不论，这里只说“偎绿”的乐趣。
清代有位文人说茶有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怀吾杳冥”，这是一种独到的体会。茶与酒不同，她满足人们官能欲望的功能不强，遑论刺激，古往今来，但却为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所接受，这固然由其独具可雅可俗的属性，主要还是茶的淡淡的苦涩味，与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有着某种契合。茶，由自然物而升华为文化物，功在文人学士，反过来，茶对于文人，又是宣泄心中郁闷，熔化心中块垒，甚而激文思，助诗兴，浮想联翩所不可或缺的饮品。难怪白居易每日醒来，必饮茶一瓯，只道“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那感觉，想必好极了。
与读书需有红袖添香一样，自唐代始，文人独处或聚集时，就热衷于有美女捧茶献舞佐茗，这从唐诗中可见一斑。“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茶名）齐尝各斗新”（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崔珏《美人赏茶行》）；刘禹锡更是惊世骇俗，居然“何处人间似仙境，青山携妓采茶时”。从这些古诗所散发出茶叶的香气与人情味中，我们知道，那时的文人品茗，不单要精心选择名茶、名山、名水，更在意的是对高士，伴美人。在这种天人一气、人茶交融中，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茶与美人的喻象，从大学士苏东坡的笔底下，汩汩流淌出来了：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大手笔，语出惊人，道出了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美好感受与体悟。苏学士为人们从氤氲之气中，呼唤出来的这位佳人，恰似“颦翠娥捧金瓯，暗送春山意”。
我有一本《茶文化辞典》称：此乃“古士大夫出于对茶的喜爱而有的谐谑之说”。“谐谑”，恕我不敢苟同。这是一个美喻，流播如此久远，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共鸣，怎一个“谐谑”了得？
苏东坡的审美感知，一直在不同朝代文人的心际激荡推涌。比如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叙述他在莺泽湖画船上品茗的一次经历：“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清人褚人获则别有见识，以为凡胎肉身的佳人，似不足与佳茗攀比：“若欲称之山林，当如毛姑麻女，自然仙风道骨，不减烟霞。”而另一位大名士王士祯则盛赞“敬亭绿雪”：“敬亭如静女，有余态。”不是嘛，仙子，麻姑，静女，茶之佳人虽异，形象实一——如琴韵绕指，似香茶恋盏，其风仪容徽，不啻推窗可望之月。吴从先在他的《小窗自纪杂著》中说：“酒有难比之色，茶有独蕴之香，以此想红颜媚骨，便可得之格外。” 是的，确是得之格外，决非一时之戏言。
这里似应把《金瓶梅》中一支叫《朝天子·茶调》的曲子单列一叙。西门庆第一次在桂姐家请客，应伯爵以此曲调侃：
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
不揪不采叶儿渣，但煮着颜色大。
绝品清奇，难描难画，
口儿里常时呷，
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
原来是一篓儿千金价。
格调显然不高，但以谐音将茶与佳人揉合为一体，如此巧思妙想施于笔下人物，却也收到令人美恶错置，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非一般游戏之笔可比。
对于以佳人喻佳茶，现代文人依然不避东施效颦之嫌，乐此不疲。也许是真情所在，虽说是新翻杨柳枝之作，读之却也清新可喜。
倡导闲适的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序中称自己“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但他还是步了古人的后尘，将茶佳人细分出年龄段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林语堂不像周作人，喝茶时想到的是“苦中作乐”，他只在美中享乐。客居福建的散文家何为，对铁观音自然情有独钟：“琥珀色的茶汤入口清香甘洌，留在舌尖的茶韵散布四体八骸，通体舒泰，此时以佳茗比喻佳人遂愈见贴切。”又说：“从来佳茗似佳人。确是千古绝唱，此生若能常与佳茗为伴，则于愿足矣。”这真是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台湾作家洛夫，某次与友人聚集，主人雅意让各人凭感觉为所品的茶命名：“我初尝春茶，骤然入口，仿佛伸进一条香软而温润的舌尖。这种茶色香味都很迷人，故我称之为美人舌”。曲终奏雅，情辞俱美。
我的故乡六安自古就是重要产茶区，有一种叫小岘春的名品，为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喜好：“如何小岘春，独饮通仙默”（《茶事八韵》）。何谓仙默？说不清，是人的灵魂为茶所攫呢，还是茶的幽韵为人所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