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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理论，并结合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在此方面的教学实践，探讨其理念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田野工作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3-0177-02
一、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理论
“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术语，是指学者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调查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成型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田野工作也成为现代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其总结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田野工作理论，也成为学界通用的工作方法。民族音乐学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分野，也在实践研究等领域继承和发展了田野工作的理论方法。田野工作也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学科的品质。
我国自古就有田野工作的传统，我国周代制定了“采风”制度，通过“采风”收集民间音乐。据文献记载，周代宫廷每年都会派出“采诗之官”到民间求诗，这一早期的官方音乐实践活动不仅为宫廷提供了大量优秀民间音乐，而且为保存先秦时期的民歌起到了积极的意义。《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货志》则记述了采诗之法：“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拘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龄天子”。从这些文献记录中我们会看到古时“采风”与“田野工作”的方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采风”除了收录民歌之外，还将其进行整理、改编，使其与现实的政权紧密结合。而当代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方法更强调除对音乐本体的关怀外，更重要的在于是对音乐、文化和人的体验过程，从“对音乐音响的捕捉与记录成为对行为的描述与理解，更强调从亲临现场的体验进而达到对音乐文化的理解”。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要求调查者不仅仅关注音乐本体等方面，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对田野工作提出了至少在六个领域需要注意：
（一）音乐物质文化。主要涉及乐器的研究。
（二）歌曲内容。涉及音乐音响有关的语言及歌词研究。
（三）音乐类型的研究。
（四）音乐家。音乐家训练的方式和成为音乐家的方式、社会地位、职业与经济报酬等。
（五）音乐的使用和功能，涉及到宗教、戏剧、舞蹈、社会组织等。通过总体的文化研究音乐与其他行为方式的相互关系。
（六）实地考察研究把音乐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考察社会中采用的音乐概念、音乐家活动等。
由此可见在实地调查的田野工作中十分强调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在田野工作中应充分将音乐置于它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注重音乐与它根植之上的文化关系的研究，避免了将音乐仅作为单一形态研究的弊端。
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田野工作”这种实践研究方法越来越被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所重视，传统的实地考察在认识上观念上发生了改变。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以往的调查较注重音乐自身，包括乐器、乐调、乐曲、乐谱等的考察，现在加入了对音乐与社会、音乐和文化关系的考量。田野工作“它不再是以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成为一种主要为音乐学服务的调查”。许多研究者他们一方面汲取西方理论的精华，一方面继续我国民族音乐的研究的优秀传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扬民康“傣族南传佛教音乐”研究、乔建中“西北民歌”研究等，都是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结构进行了整体把握，给民族音乐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
二、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的田野工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我国也相继建立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政策措施。音乐类的“非遗”主要涉及有戏曲音乐、民歌、民间器乐曲、曲艺、宗教音乐等，也就是所说的民族音乐。这些民族音乐并非是“消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存在的“活态”遗产，在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必须体现出对“音乐形态”本身和依存的“文化语境”整体性的同等重视。田野工作的理论方法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从2009年开始把有关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加入实践教学中，每年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外出调研，已经考察过浙江嘉善田歌、江苏芦墟田歌、江苏常熟白茆山歌、上海崇明山歌等。这项教学为保护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成果获得了2013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年基于以上研究经验，并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成功申报了“建立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实践研究”项目，把对音乐类非遗保护与研究的教学基于田野调查之上，把田野调查与课堂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组的师生结合以往研究的经验，更加注重田野工作实践的探索，体现出高度整体性的特色。
其整体性首先体现在个案与区域的整体性。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理念要求在对某一民族音乐或区域性民间音乐调查时，要从它的历史、地理、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等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中进一步观察该音乐文化的特征。上大音乐学院的实践项目初步决定将“江浙沪”作为大的区域背景，在江苏苏州、浙江西塘、江苏常熟、上海松江等小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江浙沪属于江南—长三角这一生态文化区域，苏州、南京、上海等繁荣的大都市是这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表，围绕它们还有昆山、太仓、常熟等中小城市。这些区域的非遗音乐文化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项目的田野工作也呈现出点状分布，但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似的社会、自然等一系列的共性。作为个案的单一区域音乐事项，体现出它所依存的江南文化的审美追求、心理特征、宗教信仰、思维理念等整体文化秩序中，从对单一个案性的研究到整体区域性的整合，体现出音乐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其次，田野调查中提倡要注重其文化空间的记录和观察及音声与仪式的整体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与节庆、礼仪是密不可分，与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群体和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密不可分。也就是说音乐类“非遺”文化中不仅包含“静态”的音声形态本身，也包括行为、仪式等相关样态，这种仪式或“仪式化”环境对于非遗文化的存在与传承非常关键，在田野调查中应当充分考虑音乐型态所依赖的语境，充分认识到良好文化空间对于非遗音乐文化的意义。另外，田野调查也要追求历时与共时的整体性。上大音乐学院对于江浙沪非遗音乐文化的调研希望学生通过“感性体验”达到“理性认知”，所考察的非遗文化都是通过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活态文化遗产，这种“活态”与“无形”中无疑与我们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髓，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真谛。在实践调查中要力争追求做到“从活态切入，与历史接通，整体把握，立体研究”的共时与历时的整体把握。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工作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是对我国优秀民族音乐的学习和传承，不仅仅是音乐本体，也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整体。此项教学充分践行了高校坚持主流文化导向，加强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的职责，对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J].音乐艺术，2011，（03）.
[4]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J].中国音乐，2008，（04）.
[5]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解读[J].音乐艺术，2009，（01）.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田野工作 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3-0177-02
一、田野工作方法的基础理论
“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术语，是指学者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调查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成型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田野工作也成为现代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其总结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田野工作理论，也成为学界通用的工作方法。民族音乐学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分野，也在实践研究等领域继承和发展了田野工作的理论方法。田野工作也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学科的品质。
我国自古就有田野工作的传统，我国周代制定了“采风”制度，通过“采风”收集民间音乐。据文献记载，周代宫廷每年都会派出“采诗之官”到民间求诗，这一早期的官方音乐实践活动不仅为宫廷提供了大量优秀民间音乐，而且为保存先秦时期的民歌起到了积极的意义。《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食货志》则记述了采诗之法：“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拘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龄天子”。从这些文献记录中我们会看到古时“采风”与“田野工作”的方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采风”除了收录民歌之外，还将其进行整理、改编，使其与现实的政权紧密结合。而当代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方法更强调除对音乐本体的关怀外，更重要的在于是对音乐、文化和人的体验过程，从“对音乐音响的捕捉与记录成为对行为的描述与理解，更强调从亲临现场的体验进而达到对音乐文化的理解”。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要求调查者不仅仅关注音乐本体等方面，更要关注社会、文化、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对田野工作提出了至少在六个领域需要注意：
（一）音乐物质文化。主要涉及乐器的研究。
（二）歌曲内容。涉及音乐音响有关的语言及歌词研究。
（三）音乐类型的研究。
（四）音乐家。音乐家训练的方式和成为音乐家的方式、社会地位、职业与经济报酬等。
（五）音乐的使用和功能，涉及到宗教、戏剧、舞蹈、社会组织等。通过总体的文化研究音乐与其他行为方式的相互关系。
（六）实地考察研究把音乐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考察社会中采用的音乐概念、音乐家活动等。
由此可见在实地调查的田野工作中十分强调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在田野工作中应充分将音乐置于它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注重音乐与它根植之上的文化关系的研究，避免了将音乐仅作为单一形态研究的弊端。
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田野工作”这种实践研究方法越来越被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所重视，传统的实地考察在认识上观念上发生了改变。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以往的调查较注重音乐自身，包括乐器、乐调、乐曲、乐谱等的考察，现在加入了对音乐与社会、音乐和文化关系的考量。田野工作“它不再是以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成为一种主要为音乐学服务的调查”。许多研究者他们一方面汲取西方理论的精华，一方面继续我国民族音乐的研究的优秀传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扬民康“傣族南传佛教音乐”研究、乔建中“西北民歌”研究等，都是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结构进行了整体把握，给民族音乐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
二、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的田野工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我国也相继建立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政策措施。音乐类的“非遗”主要涉及有戏曲音乐、民歌、民间器乐曲、曲艺、宗教音乐等，也就是所说的民族音乐。这些民族音乐并非是“消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存在的“活态”遗产，在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必须体现出对“音乐形态”本身和依存的“文化语境”整体性的同等重视。田野工作的理论方法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从2009年开始把有关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加入实践教学中，每年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外出调研，已经考察过浙江嘉善田歌、江苏芦墟田歌、江苏常熟白茆山歌、上海崇明山歌等。这项教学为保护发展民族音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成果获得了2013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年基于以上研究经验，并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成功申报了“建立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实践研究”项目，把对音乐类非遗保护与研究的教学基于田野调查之上，把田野调查与课堂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组的师生结合以往研究的经验，更加注重田野工作实践的探索，体现出高度整体性的特色。
其整体性首先体现在个案与区域的整体性。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理念要求在对某一民族音乐或区域性民间音乐调查时，要从它的历史、地理、语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等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中进一步观察该音乐文化的特征。上大音乐学院的实践项目初步决定将“江浙沪”作为大的区域背景，在江苏苏州、浙江西塘、江苏常熟、上海松江等小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江浙沪属于江南—长三角这一生态文化区域，苏州、南京、上海等繁荣的大都市是这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表，围绕它们还有昆山、太仓、常熟等中小城市。这些区域的非遗音乐文化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项目的田野工作也呈现出点状分布，但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似的社会、自然等一系列的共性。作为个案的单一区域音乐事项，体现出它所依存的江南文化的审美追求、心理特征、宗教信仰、思维理念等整体文化秩序中，从对单一个案性的研究到整体区域性的整合，体现出音乐与文化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其次，田野调查中提倡要注重其文化空间的记录和观察及音声与仪式的整体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与节庆、礼仪是密不可分，与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群体和相对固定的表演场所密不可分。也就是说音乐类“非遺”文化中不仅包含“静态”的音声形态本身，也包括行为、仪式等相关样态，这种仪式或“仪式化”环境对于非遗文化的存在与传承非常关键，在田野调查中应当充分考虑音乐型态所依赖的语境，充分认识到良好文化空间对于非遗音乐文化的意义。另外，田野调查也要追求历时与共时的整体性。上大音乐学院对于江浙沪非遗音乐文化的调研希望学生通过“感性体验”达到“理性认知”，所考察的非遗文化都是通过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活态文化遗产，这种“活态”与“无形”中无疑与我们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髓，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真谛。在实践调查中要力争追求做到“从活态切入，与历史接通，整体把握，立体研究”的共时与历时的整体把握。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工作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是对我国优秀民族音乐的学习和传承，不仅仅是音乐本体，也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整体。此项教学充分践行了高校坚持主流文化导向，加强民族优秀文化教育的职责，对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伯瑜.世纪之交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J].音乐艺术，2011，（03）.
[4]项阳.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J].中国音乐，2008，（04）.
[5]杨民康.“音声”：认知与释义——对音乐民族志研究中认知人类学及阐释学方法解读[J].音乐艺术，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