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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河沟村的36亩枣园里，生长着1100余株古枣树，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它们目睹了窑洞院落里的人来人往，听惯了古戏楼里传出的悲欢离合。遗憾的是，如此古老的村庄没有文字记载，漫长岁月里的往事都潜藏在一辈又一辈村民的记忆之中。
缘起：乡村减贫
2014年4月，陕西佳县泥河沟的36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保护试点。同年11月，这个陕北偏僻的山村又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令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也使村民燃起了改变贫困生活状态的热情与渴望。
佳县古枣园是泥河沟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然而，与中国绝大部分村庄的处境一样，这里的自然景观并未转换成村庄发展的资源。全村248户813人，劳动力290人，常年在村的158人中，有111人年逾花甲。他们是管理1450亩耕地守护枣林的主力军。这里是隶属于吕梁特困片区（属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村落，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全村贫困户达188户560人，其中包括五保户3户4人，病灾户15户36人，残疾户29户88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乐施会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进行了两年的社区行动实验。
行动：民众参与
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智慧，深具促进乡村发展的潜质。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则包括与农业景观浑然一体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乡土文化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特性、对乡村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
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让村民生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继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正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诉求。
2014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驻村调研之初，村民不知农业文化遗产为何物，更不解外来者为什么要追问村子里的陈年旧事。村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缺乏了解，这种价值认同的濒危，使民众参与的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缺此，那些祖辈相承的乡土知识就无法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使其在参与保护行动中，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成为了乐施会支持驻村调研工作的起点和社区营造的终极目标。
研究团队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村庄的尘封往事得以呈现。武岳林（1944年生人）珍藏着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咸丰九年的出租地帐、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民国元年的迎婚礼帐;王春英（1943年生人）难以忘怀的是传了三代的木箱，那是外婆给母亲的陪嫁，也是自己出嫁时母亲所赠的妆奁。当古稀老人捧起他妈妈1950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当耄耋老人告知照片上的年轻人是他的高堂时，他们无以言表的神情，好像是又一次回归了童年。当研究团队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翻拍的时候，他们不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
与搜集老物件同时，研究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的村落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洞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也曾享用了水运之便。村庄的集体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在这项采录口述史的工作中，研究团队不仅仅问询村内的老人，也对那些虽然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的年轻人做了细致的访谈。他们创业的艰辛、打工的经历，是近30年来农民群像的缩影。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落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为了增进村民自我组织和自我建设的能力，2016年7月15—21日乐施会合作伙伴联动佳县县委和政府积极协助村民举办了“佳县古枣园文化节”。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通过“泥河沟大讲堂”，全面展现了村落调研成果和陕北窑洞式村落的设计理念。各领域专家逐一登场，与村民共同协商保护村庄的行动策略。如果说大讲堂更有村民集中学习的味道，那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暨中国传统村落2周年庆典”晚会，则是村民自编自演的集体联欢。这是继2014年7月7日、2015年7月16日以“乡思”为主旋律之后，又一次洋溢着真情与感动的盛会。这是寂寞山村里的片刻喧嚣，是燃起村民走出贫困生活的点点希望。这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不仅唤醒了村民的家乡情感，更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效应：促发改变
7月19日，当庆典晚会彩排和泥河沟大讲堂落幕时，已经是子夜时分，但村民依旧恋恋不舍。第二天清晨，戏楼近旁的村民们常常聚集的“人市儿”上，大讲堂所描绘的家乡图景一直是村民热议的话题。91岁的武玉书老人是村里年龄最长者，每天晚上的大讲堂他都坐在最前排。当我问及大讲堂好不好？他说：“好着呢，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生活！”话虽简约，却饱含深情。当我问武耀存（1964年生）这两年间咱村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心”。
文化干预行动，表面上是在追问一个又一个“枣缘社会”的故事，实际上唤醒的是那些早已悬搁的村落记忆。在乐施会与合作伙伴看来，村落也和生命个体一样，都活在记忆里，一旦失忆了，就会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更不知迈向何处。在泥河沟村的36亩枣园里，生长着1100余株古枣树，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它们目睹了窑洞院落里的人来人往，听惯了古戏楼里传出的悲欢离合。遗憾的是，如此古老的村庄没有文字记载，漫长岁月里的往事都潜藏在一辈又一辈村民的记忆之中。在与村庄同行的日子里，在驻村调查的过程中，乐施会支持合作伙伴与村民共同完成了三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掠影》《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项目团队的工作把村庄历史与当下链接在了一起，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现的是陕北的地域风情，他们追忆的往事汇聚的正是本土知识的宝库。通过这种参与式行动，淳朴的村民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他们成为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化成了把人、把情、把根留住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与这份情感记忆同步的，是那些在村民言谈举止上的变化。他们开始珍爱古枣园及其近旁破旧的村落。他们知晓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意味着什么，萌生了修葺小戏楼的愿望;那些曾经废弃的老物件被想起，落满灰尘的牌匾被拂拭;被淡忘的地名如裤裆湾、小嘴峁成为了村民们在“人市儿”上谈论的热点;风水宝地卧虎湾的故事再度被演绎。在项目团队驻村调研的50余日里，村民的生命叙事与村庄的历史形态就这样慢慢呈现出来。更为可贵的是，村委会协助组织了老年人协会，村庄平淡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傍晚时分的锣鼓秧歌，让沉寂多年的山村格外红火;共食一锅里的饸饹，让久违的乡情更显浓烈。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因“爱枣协会”的微信群而集结在一起，共同寻找红枣出路，谋划家乡发展。
曾几何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很多人都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农民素质差、观念落后、懒惰愚昧等等，忽视或否定贫困群体在反贫困中的贡献和主体地位。事实上，缺乏对“贫困群体是反贫困行动的主体”这一原则的认识，贫困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改观。只有唤醒其自觉的改变生活的意识，价值观念和理念才会转变，因为扶贫说到底是“扶人”，是改变人。
乐施会的助力促发村庄和村民的改变，也是乐施会支持乡村发展项目所期待的成效。他们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一项神圣的事业。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小而言之是以文化干预方式所推动的村落减贫和脱贫探索，大而言之正是在寻找乡村社区的复育之道。
缘起：乡村减贫
2014年4月，陕西佳县泥河沟的36亩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保护试点。同年11月，这个陕北偏僻的山村又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令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也使村民燃起了改变贫困生活状态的热情与渴望。
佳县古枣园是泥河沟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然而，与中国绝大部分村庄的处境一样，这里的自然景观并未转换成村庄发展的资源。全村248户813人，劳动力290人，常年在村的158人中，有111人年逾花甲。他们是管理1450亩耕地守护枣林的主力军。这里是隶属于吕梁特困片区（属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村落，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全村贫困户达188户560人，其中包括五保户3户4人，病灾户15户36人，残疾户29户88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能否从乡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条通往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乐施会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进行了两年的社区行动实验。
行动：民众参与
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智慧，深具促进乡村发展的潜质。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则包括与农业景观浑然一体的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乡土文化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特性、对乡村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
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让村民生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继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正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诉求。
2014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驻村调研之初，村民不知农业文化遗产为何物，更不解外来者为什么要追问村子里的陈年旧事。村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缺乏了解，这种价值认同的濒危，使民众参与的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缺此，那些祖辈相承的乡土知识就无法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使其在参与保护行动中，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成为了乐施会支持驻村调研工作的起点和社区营造的终极目标。
研究团队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村庄的尘封往事得以呈现。武岳林（1944年生人）珍藏着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咸丰九年的出租地帐、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民国元年的迎婚礼帐;王春英（1943年生人）难以忘怀的是传了三代的木箱，那是外婆给母亲的陪嫁，也是自己出嫁时母亲所赠的妆奁。当古稀老人捧起他妈妈1950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当耄耋老人告知照片上的年轻人是他的高堂时，他们无以言表的神情，好像是又一次回归了童年。当研究团队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翻拍的时候，他们不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
与搜集老物件同时，研究团队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的村落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洞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也曾享用了水运之便。村庄的集体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在这项采录口述史的工作中，研究团队不仅仅问询村内的老人，也对那些虽然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的年轻人做了细致的访谈。他们创业的艰辛、打工的经历，是近30年来农民群像的缩影。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落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民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为了增进村民自我组织和自我建设的能力，2016年7月15—21日乐施会合作伙伴联动佳县县委和政府积极协助村民举办了“佳县古枣园文化节”。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通过“泥河沟大讲堂”，全面展现了村落调研成果和陕北窑洞式村落的设计理念。各领域专家逐一登场，与村民共同协商保护村庄的行动策略。如果说大讲堂更有村民集中学习的味道，那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暨中国传统村落2周年庆典”晚会，则是村民自编自演的集体联欢。这是继2014年7月7日、2015年7月16日以“乡思”为主旋律之后，又一次洋溢着真情与感动的盛会。这是寂寞山村里的片刻喧嚣，是燃起村民走出贫困生活的点点希望。这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不仅唤醒了村民的家乡情感，更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效应：促发改变
7月19日，当庆典晚会彩排和泥河沟大讲堂落幕时，已经是子夜时分，但村民依旧恋恋不舍。第二天清晨，戏楼近旁的村民们常常聚集的“人市儿”上，大讲堂所描绘的家乡图景一直是村民热议的话题。91岁的武玉书老人是村里年龄最长者，每天晚上的大讲堂他都坐在最前排。当我问及大讲堂好不好？他说：“好着呢，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生活！”话虽简约，却饱含深情。当我问武耀存（1964年生）这两年间咱村发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人心”。
文化干预行动，表面上是在追问一个又一个“枣缘社会”的故事，实际上唤醒的是那些早已悬搁的村落记忆。在乐施会与合作伙伴看来，村落也和生命个体一样，都活在记忆里，一旦失忆了，就会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更不知迈向何处。在泥河沟村的36亩枣园里，生长着1100余株古枣树，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它们目睹了窑洞院落里的人来人往，听惯了古戏楼里传出的悲欢离合。遗憾的是，如此古老的村庄没有文字记载，漫长岁月里的往事都潜藏在一辈又一辈村民的记忆之中。在与村庄同行的日子里，在驻村调查的过程中，乐施会支持合作伙伴与村民共同完成了三卷本丛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掠影》《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历史》和《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的编撰工作。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项目团队的工作把村庄历史与当下链接在了一起，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现的是陕北的地域风情，他们追忆的往事汇聚的正是本土知识的宝库。通过这种参与式行动，淳朴的村民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他们成为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化成了把人、把情、把根留住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与这份情感记忆同步的，是那些在村民言谈举止上的变化。他们开始珍爱古枣园及其近旁破旧的村落。他们知晓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意味着什么，萌生了修葺小戏楼的愿望;那些曾经废弃的老物件被想起，落满灰尘的牌匾被拂拭;被淡忘的地名如裤裆湾、小嘴峁成为了村民们在“人市儿”上谈论的热点;风水宝地卧虎湾的故事再度被演绎。在项目团队驻村调研的50余日里，村民的生命叙事与村庄的历史形态就这样慢慢呈现出来。更为可贵的是，村委会协助组织了老年人协会，村庄平淡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傍晚时分的锣鼓秧歌，让沉寂多年的山村格外红火;共食一锅里的饸饹，让久违的乡情更显浓烈。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因“爱枣协会”的微信群而集结在一起，共同寻找红枣出路，谋划家乡发展。
曾几何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很多人都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农民素质差、观念落后、懒惰愚昧等等，忽视或否定贫困群体在反贫困中的贡献和主体地位。事实上，缺乏对“贫困群体是反贫困行动的主体”这一原则的认识，贫困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性改观。只有唤醒其自觉的改变生活的意识，价值观念和理念才会转变，因为扶贫说到底是“扶人”，是改变人。
乐施会的助力促发村庄和村民的改变，也是乐施会支持乡村发展项目所期待的成效。他们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一项神圣的事业。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小而言之是以文化干预方式所推动的村落减贫和脱贫探索，大而言之正是在寻找乡村社区的复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