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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九岁时,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
那时,父亲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巨头,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头目。母亲参加了各种知识界组织的活动,帮助将“文化”带入20年代的好莱坞。
母亲看了那首小诗后,禁不住哭了。她说:“巴蒂,这首美妙的诗歌不会真是你写的吧?”
我羞涩地、结结巴巴地说是我写的,心头充满自豪。她对我大加夸奖:“哦,这首诗简直是天才的杰作!”
我喜形于色,问:“父亲什么时候回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他看这首诗。
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准备迎接他回家。我用最好的花体字把那首诗抄写了一遍,又用蜡笔在诗句周围精心勾出一个花边,以对得起诗句的精彩内容,然后充满信心地把它放在餐桌上父亲的盘子里。
父亲在晚上7点还没回家。7点一刻了,7点半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等待了。我崇拜父亲,喜欢到他公司的大放映室看电影的粗本。他进入电影行业时是剧本作者,会比母亲更能欣赏我这首奇妙的诗歌的。
我从来不能肯定父亲每天回家时会是什么样子。据他说,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旨在耗竭他忍耐力的大阴谋。我习惯了听父亲把最令人生畏和最富有魅力的电影明星,说成是“那些空格、空格、空格们”。
这天晚上,父亲冲进门时,似乎比往常更怒气冲冲。虽然回家时已比正常晚餐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但他还是坐不下来,手里拿着一杯酒,不停地绕着长餐桌转圈,还不断用可怕的字眼诅咒他的雇员。他一手拿一支大雪茄,一手拿着杯子,对命运之神大声呼叫着,抗议他们判罚他从事经营好莱坞影片公司这种痛苦的工作。
“我们本来今天晚上就该把这片子拍完了。”父亲喊着,“可是,那个白痴、美丽而空虚的小脑瓜子里却突发奇想,一定不肯拍最后一个镜头。于是,这傻瓜小空格甩手就走了,整个公司都得等着她而无事可做。公司等一分钟就是1000美元!现在我还得去求她回来!”
他走着走着转过身来,停下脚步,瞪眼看着他的盘子。屋里安静下来,我悬着心。
“这是什么?”他伸手去拿我的诗。
“本,出了件了不起的事,”母亲说,“巴蒂写出了他第一首诗。诗写得真美,绝对妙极……”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看看再自己下结论。”父亲说。
他读那首诗时,我俯首盯着自己的盘子。诗只有十行,可他好像读了几个小时。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能听见父亲的呼吸声,接着听到他把诗页扔回桌上。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我觉得这诗写得糟糕透了。”他说。我抬不起头来,眼睛在变湿。
“本,有时候,我真不理解你,”母亲说,“他只是个小孩子,你现在不是在公司里。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写成的诗句,他需要鼓励。”
“我不同意。”父亲坚持他的观点,“世界上糟糕的诗词还不够多吗?没有哪条法律说巴蒂一定得当个诗人。”
他们争论着这件事。父亲给自己辩护:“你听我说,我给我最好的剧本作者一星期2000美元薪水。今天一下午,我都在批评他们写的东西。我每星期只给巴蒂50美分。你想跟我说,我没权利批评他写的东西,即使认为那东西不怎么样也不行?”
我再也受不了了,大哭着从餐厅跑出去。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我扑在床上哭了一场。这件小事本该就这样收场,但它对我的影响并没到此结束。家人之间闹别扭终究要和好,母亲又跟父亲说话了;父亲问我,想不想和他去看一场职业拳击赛——看拳击是他最喜爱的娱乐;我又开始写诗了,虽然我不敢再让父亲见到我写的诗。
几年以后,我又仔细重温了那首诗,确实写得挺糟糕的。又过了一阵子,我鼓起勇气给父亲看了另一件新东西——一篇短篇小说。父亲觉得我这东西写得太堆砌,不过不是没希望。我学会了改写。可以说,我们都在学习。那时,我快12岁了。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理解“第一首诗”带来的痛苦经历的真正含义。随着我成为一个职业作者,写书,写戏,写电影,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有多好。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会说:“巴蒂,这真是你写的吗?我觉得你写得妙极了。”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摇头否定,说一句话就让我淌眼泪:“我觉得这诗糟糕透了。”
一个作者,甚至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那一切创造都离不开的爱的力量。仅有爱的力量是不全面的,会引人误入歧途,最终会是毁灭性的。它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平衡,这就是有人不断地提醒:“看、听、检讨、改进。”
有时,你会在同事、朋友和心爱的人那里找到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但你必须在心中平衡这两种力量:首先是敢于前进,去做,有取得成就的信心;其次是用冷静的、现实的自我评价,去缓和自满的情绪。
那些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的声音,童年时代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妙极了……糟糕透了……妙极了……糟糕透了……”这就像方向相反的两股风吹着我,我尽力拨正自己的航船,以免被它们中的任何一股刮翻了船。
(摘自《智慧》2009年第12期)
那时,父亲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巨头,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头目。母亲参加了各种知识界组织的活动,帮助将“文化”带入20年代的好莱坞。
母亲看了那首小诗后,禁不住哭了。她说:“巴蒂,这首美妙的诗歌不会真是你写的吧?”
我羞涩地、结结巴巴地说是我写的,心头充满自豪。她对我大加夸奖:“哦,这首诗简直是天才的杰作!”
我喜形于色,问:“父亲什么时候回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他看这首诗。
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准备迎接他回家。我用最好的花体字把那首诗抄写了一遍,又用蜡笔在诗句周围精心勾出一个花边,以对得起诗句的精彩内容,然后充满信心地把它放在餐桌上父亲的盘子里。
父亲在晚上7点还没回家。7点一刻了,7点半了,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等待了。我崇拜父亲,喜欢到他公司的大放映室看电影的粗本。他进入电影行业时是剧本作者,会比母亲更能欣赏我这首奇妙的诗歌的。
我从来不能肯定父亲每天回家时会是什么样子。据他说,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旨在耗竭他忍耐力的大阴谋。我习惯了听父亲把最令人生畏和最富有魅力的电影明星,说成是“那些空格、空格、空格们”。
这天晚上,父亲冲进门时,似乎比往常更怒气冲冲。虽然回家时已比正常晚餐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但他还是坐不下来,手里拿着一杯酒,不停地绕着长餐桌转圈,还不断用可怕的字眼诅咒他的雇员。他一手拿一支大雪茄,一手拿着杯子,对命运之神大声呼叫着,抗议他们判罚他从事经营好莱坞影片公司这种痛苦的工作。
“我们本来今天晚上就该把这片子拍完了。”父亲喊着,“可是,那个白痴、美丽而空虚的小脑瓜子里却突发奇想,一定不肯拍最后一个镜头。于是,这傻瓜小空格甩手就走了,整个公司都得等着她而无事可做。公司等一分钟就是1000美元!现在我还得去求她回来!”
他走着走着转过身来,停下脚步,瞪眼看着他的盘子。屋里安静下来,我悬着心。
“这是什么?”他伸手去拿我的诗。
“本,出了件了不起的事,”母亲说,“巴蒂写出了他第一首诗。诗写得真美,绝对妙极……”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看看再自己下结论。”父亲说。
他读那首诗时,我俯首盯着自己的盘子。诗只有十行,可他好像读了几个小时。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能听见父亲的呼吸声,接着听到他把诗页扔回桌上。到了决定性的时刻。
“我觉得这诗写得糟糕透了。”他说。我抬不起头来,眼睛在变湿。
“本,有时候,我真不理解你,”母亲说,“他只是个小孩子,你现在不是在公司里。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写成的诗句,他需要鼓励。”
“我不同意。”父亲坚持他的观点,“世界上糟糕的诗词还不够多吗?没有哪条法律说巴蒂一定得当个诗人。”
他们争论着这件事。父亲给自己辩护:“你听我说,我给我最好的剧本作者一星期2000美元薪水。今天一下午,我都在批评他们写的东西。我每星期只给巴蒂50美分。你想跟我说,我没权利批评他写的东西,即使认为那东西不怎么样也不行?”
我再也受不了了,大哭着从餐厅跑出去。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我扑在床上哭了一场。这件小事本该就这样收场,但它对我的影响并没到此结束。家人之间闹别扭终究要和好,母亲又跟父亲说话了;父亲问我,想不想和他去看一场职业拳击赛——看拳击是他最喜爱的娱乐;我又开始写诗了,虽然我不敢再让父亲见到我写的诗。
几年以后,我又仔细重温了那首诗,确实写得挺糟糕的。又过了一阵子,我鼓起勇气给父亲看了另一件新东西——一篇短篇小说。父亲觉得我这东西写得太堆砌,不过不是没希望。我学会了改写。可以说,我们都在学习。那时,我快12岁了。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理解“第一首诗”带来的痛苦经历的真正含义。随着我成为一个职业作者,写书,写戏,写电影,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运气有多好。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会说:“巴蒂,这真是你写的吗?我觉得你写得妙极了。”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摇头否定,说一句话就让我淌眼泪:“我觉得这诗糟糕透了。”
一个作者,甚至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那一切创造都离不开的爱的力量。仅有爱的力量是不全面的,会引人误入歧途,最终会是毁灭性的。它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平衡,这就是有人不断地提醒:“看、听、检讨、改进。”
有时,你会在同事、朋友和心爱的人那里找到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但你必须在心中平衡这两种力量:首先是敢于前进,去做,有取得成就的信心;其次是用冷静的、现实的自我评价,去缓和自满的情绪。
那些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的声音,童年时代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妙极了……糟糕透了……妙极了……糟糕透了……”这就像方向相反的两股风吹着我,我尽力拨正自己的航船,以免被它们中的任何一股刮翻了船。
(摘自《智慧》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