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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胜利日，日本右翼的猖狂时
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对中日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一年。
事实证明，这一年果然非常不平静。
年初，日本就开始加大“入常”力度。鉴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中国民众情绪受到严重刺激，出现百万网民联合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事态。到4月初，发展为全国数个城市发生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过激行为。
日方对此反应强烈。政府和政界要人不断公开表态，部分人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指使群众进行反日游行。日本媒体也大肆炒作，各大电视台反复播出中国民众示威游行及少数人过激行动的画面。一些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针对我驻日使领馆等机构采取过激行动。
那段时间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那段时间，稍有空闲，我便反复思考与中日关系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在想，同为二战加害国，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德国早己颁布法律严禁为纳粹法西斯翻案，而日本至今却仍允许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出版；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总理勃兰特就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日本首相却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二者的反差何其大也。中国公众无法接受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难理解。我在想，为什么近年来中、韩等国接连发生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为什么日本与周边重要邻国的关系总会出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没有正确对待历史。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对受害国民众的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中日关系正是在日本当时的执政者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日本执政者片面强调内政因素，忽视邻国感受，说什么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把邻国的国民感受视为外来干涉而一概排斥。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
正当我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时，日本最大的通讯社一共同社社长山内丰彦一行来华访问，我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把我那些天一直思考的问题一股脑地对山内社长讲了。此外，我还针对日本国内关心的一些问题坦诚、深入地谈了我的看法，希望共同社以适当的方式将我的讲话内容客观、如实地转达给日本社会。
对于中国部分民众针对日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说，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始终要求民众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中国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调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这也是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是不赞成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依法保护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在华日本企业、日本公民的安全。
我还对他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活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是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也是极为不利的。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正常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中方一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从未向群众灌输过排日、仇日情绪，而是让大家记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方从未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等同看待，也不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要为当年的侵华历史背负罪名。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对山内社长的讲话。
来而不往非礼也，李肇星严词驳斥
不久，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也到中国访问。町村2004年9月就任外相，对华态度强硬。涉日游行发生后，町村紧急约见驻日大使王毅表示遗憾和强烈抗议，要求我们道歉、赔偿损失并承诺加强警力以保护日本驻华使馆及在华公民安全。
所以，町村这次访华，可以说是带着怒气来“兴师问罪”的。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客气，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给他好好上一课。
町村4月17日下午到达北京后，就开始与李肇星外长举行会谈。
按照惯例，宾主寒暄后记者就要退场。但是，町村似乎“忘记”了这一惯例，他不等记者退场，就连珠炮一般向李外长发难。他说，中国部分城市连续出现针对日本驻华使馆、商社和日本公民的暴力行为，日方对此深表遗憾。町村要求中方向日方道歉。
现场记者拼命记录着。町村讲完后，有些记者开始准备退场。
看到这一情形，李肇星把记者们都叫住，让他们等一等，索性把中方的话记完了再走。
李肇星说，作为日本的外相，你是无法理解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给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溯本清源，不能本末倒置。希望日方正确认识历史，从根本上把产生这种麻烦的根源问题解决好。
李肇星还针对町村指责中国民众的示威活动的言论，阐明了中方立场。
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官邸和驻大阪总领事馆遭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破坏，中国银行横滨分行受到恐吓。李肇星就此当面向町村提出交涉，强烈要求日方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以史为鉴，我给町村讲讲历史
第二天下午，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町村。他又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
看到町村纠缠不休，我决定给他讲讲历史。
我对町村说，关于中日历史关系，己故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做了很好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里的“对立”是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敌对关系。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沉重灾难。当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只有清算了这段不幸的历史问题，中日两国人民才可能恢复过去的传统友好，开辟充满希望的未来。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化干戈为玉帛，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我说，中国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增进战略互信，扩大交流合作，不断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坦率地讲，导火线在你们那里。就是因为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不信守承诺，一再开倒车，中国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和愤慨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我坦率地对他说，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不存在“反日教育”问题。中国教科书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表述包括历史问题的表述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指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我们一直按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来教育民众，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现在的日本人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背负罪名。相反，我们历来是向前看的。
我向町村指出，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带来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历经千辛万苦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受到严重损伤，两国人民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友好感情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使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努力也受到阻碍。这样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不利。
我提醒町村，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日关系处于非常敏感的关键时期。希望日方在历史、台湾、钓鱼岛、东海等敏感问题上务必谨言慎行，任何不谨慎的言行都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双方应当从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加强沟通协商，冷静、务实、理智地处理出现的问题。
町村这次访问，没有得到日方想得到的东西，反而被我们上了一课。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劲雨煦风》一书）
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对中日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一年。
事实证明，这一年果然非常不平静。
年初，日本就开始加大“入常”力度。鉴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中国民众情绪受到严重刺激，出现百万网民联合签名反对日本“入常“的事态。到4月初，发展为全国数个城市发生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过激行为。
日方对此反应强烈。政府和政界要人不断公开表态，部分人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指使群众进行反日游行。日本媒体也大肆炒作，各大电视台反复播出中国民众示威游行及少数人过激行动的画面。一些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针对我驻日使领馆等机构采取过激行动。
那段时间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胡锦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那段时间，稍有空闲，我便反复思考与中日关系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在想，同为二战加害国，战后日本与德国的做法却大相径庭。德国早己颁布法律严禁为纳粹法西斯翻案，而日本至今却仍允许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教科书出版；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总理勃兰特就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日本首相却年年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二者的反差何其大也。中国公众无法接受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不难理解。我在想，为什么近年来中、韩等国接连发生针对日本的抗议活动？为什么日本与周边重要邻国的关系总会出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没有正确对待历史。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对受害国民众的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中日关系正是在日本当时的执政者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正常化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日本执政者片面强调内政因素，忽视邻国感受，说什么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把邻国的国民感受视为外来干涉而一概排斥。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
正当我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时，日本最大的通讯社一共同社社长山内丰彦一行来华访问，我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把我那些天一直思考的问题一股脑地对山内社长讲了。此外，我还针对日本国内关心的一些问题坦诚、深入地谈了我的看法，希望共同社以适当的方式将我的讲话内容客观、如实地转达给日本社会。
对于中国部分民众针对日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说，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始终要求民众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中国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调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这也是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是不赞成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依法保护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在华日本企业、日本公民的安全。
我还对他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活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是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也是极为不利的。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正常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中方一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从未向群众灌输过排日、仇日情绪，而是让大家记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中方从未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等同看待，也不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要为当年的侵华历史背负罪名。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对山内社长的讲话。
来而不往非礼也，李肇星严词驳斥
不久，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也到中国访问。町村2004年9月就任外相，对华态度强硬。涉日游行发生后，町村紧急约见驻日大使王毅表示遗憾和强烈抗议，要求我们道歉、赔偿损失并承诺加强警力以保护日本驻华使馆及在华公民安全。
所以，町村这次访华，可以说是带着怒气来“兴师问罪”的。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客气，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给他好好上一课。
町村4月17日下午到达北京后，就开始与李肇星外长举行会谈。
按照惯例，宾主寒暄后记者就要退场。但是，町村似乎“忘记”了这一惯例，他不等记者退场，就连珠炮一般向李外长发难。他说，中国部分城市连续出现针对日本驻华使馆、商社和日本公民的暴力行为，日方对此深表遗憾。町村要求中方向日方道歉。
现场记者拼命记录着。町村讲完后，有些记者开始准备退场。
看到这一情形，李肇星把记者们都叫住，让他们等一等，索性把中方的话记完了再走。
李肇星说，作为日本的外相，你是无法理解日方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给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处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溯本清源，不能本末倒置。希望日方正确认识历史，从根本上把产生这种麻烦的根源问题解决好。
李肇星还针对町村指责中国民众的示威活动的言论，阐明了中方立场。
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官邸和驻大阪总领事馆遭到一些日本右翼分子的破坏，中国银行横滨分行受到恐吓。李肇星就此当面向町村提出交涉，强烈要求日方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以史为鉴，我给町村讲讲历史
第二天下午，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町村。他又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
看到町村纠缠不休，我决定给他讲讲历史。
我对町村说，关于中日历史关系，己故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做了很好的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里的“对立”是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敌对关系。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时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野蛮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蒙受沉重灾难。当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只有清算了这段不幸的历史问题，中日两国人民才可能恢复过去的传统友好，开辟充满希望的未来。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化干戈为玉帛，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我说，中国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增进战略互信，扩大交流合作，不断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坦率地讲，导火线在你们那里。就是因为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不信守承诺，一再开倒车，中国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和愤慨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我坦率地对他说，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反日教育”的结果。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不存在“反日教育”问题。中国教科书中有关中日关系的表述包括历史问题的表述是一贯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指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我们一直按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来教育民众，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现在的日本人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背负罪名。相反，我们历来是向前看的。
我向町村指出，日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带来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历经千辛万苦才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受到严重损伤，两国人民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友好感情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使促进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努力也受到阻碍。这样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不利。
我提醒町村，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日关系处于非常敏感的关键时期。希望日方在历史、台湾、钓鱼岛、东海等敏感问题上务必谨言慎行，任何不谨慎的言行都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双方应当从切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加强沟通协商，冷静、务实、理智地处理出现的问题。
町村这次访问，没有得到日方想得到的东西，反而被我们上了一课。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劲雨煦风》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