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个日子都是艰难的。”对小说家来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它将会愈发艰难”。奥尔罕·帕幕克深切地体悟到这一点。他因此将文学视为每天必服的一剂药，少了这剂药，作家将成为行尸走肉，在写不下去的那些“黑暗时刻，我觉得生死之间没有界限”。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家的随笔？如果他讲的是自己，那么我们将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更为清晰地看到以往隐藏在别人故事背后的作者；如果他谈的是别人和别人的作品，我们或将发现他非凡技艺的秘密，也可将他的观感，与我们自己对这些作品的感悟做一番比较和修正，或将那些久违的感受重新唤起。
帕慕克年轻时一心成为画家，这本随笔集的书名是《别样的色彩》，并不令人意外。他也许有意借此暗示我们，在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和《黑书》之外，还有另一个帕慕克存在。红、白、黑固然是原色，但别样的色彩并不如万花筒般绚丽斑斓。
书中76篇文章仍然平实朴素，张弛有度，虽细小但不失细腻。他以本雅明断断续续的碎片化写作为楷模，因为这更像生活本身。同样，他也毫不掩饰对另一位前辈劳伦斯·斯特恩的欣赏。在他看来，充满了题外话、总是东拉西扯的《项狄传》是“一本关乎一切的书”：“斯特恩迷恋意义微小的琐事，迷恋跑题的逻辑”，因此，“在主题和形式上，《项狄传》都确切地再现了真实生活”。
同样的逻辑贯穿《别样的色彩》全书。我们看到帕慕克忆及父亲的死、女儿的童年、他的戒烟经历、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城市里的流浪狗和法兰克福的香肠。土耳其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他在街头看见一个疯子，“手里拿着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颠颠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
他不喜欢雨果，因为雨果背离了生活，“装腔作势”地追求伟大。但在这一点上，帕慕克没有说服也不能动摇我。如果你相信小说有权高于生活，而且有些时候也必须高于生活，那么我们仍需对雨果的光辉继续保持仰视。
书中有些篇目我此前已经读过。三年前，帕慕克访问北京时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见面会上为中国的地震遇难者默哀，事后我收到了他关于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两篇文章。《我父亲的手提箱》是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则为2005年秋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的致辞，也是他在北京首场演讲的内容，我有幸当面聆听他一稿两读。另一篇《受审》的起因，是他因谈及“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而被臭名昭著的刑法“三○一条款”诉入公堂，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
出庭受审前，他写下此文，刊于《纽约客》。我曾在当时的报道中引述过其中的段落。“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帕慕克写道，“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真正的土耳其作家”实非帕慕克所欲也，尽管客观上这种遭遇可能确实提高了他的国际声望，并使他在第二年以54岁的低龄获得了诺贝尔奖。相反，他总是在卫护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而刻意避免被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我理解他的不安。他对“小说家”的捍卫，也是对文学的捍卫，是对左拉以来，政治入侵文学，甚至使文学沦为政治工具之潮流的反抗。
政治挂帅的文学常常只有口号、宣传和助纣为虐的邪恶。这种文学制造血肉模糊的景观，却远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政治挂帅的作家往往缺乏耐心，难容异己，也耻于生活。政治文学在谋杀文学。
然而文学毕竟活了下来，因为我们终归要回到地面，在自然的生死之间享受短暂的人生，而非在政治的生死之间，忍受空洞与仇恨的煎熬。当风暴刮过，尘埃落定，我们会看到什么枝繁叶茂，又是什么凋萎枯败。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小说家总是能够坚守对生活的礼赞与对细节的迷恋。
还有另一种作家——那些回避生活中的问题与人生痛苦的作家。比起政治挂帅的作家来，他们更为不堪。因为前者固然空虚，却还有控诉的勇气，有时也不乏真诚，但后者什么都没有，视而不见就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这种作家会更早地受到宣判，作为行尸走肉和死亡文学的代表，他们哪怕能短暂地浮出水面，却终将被遗忘的淤泥永久覆盖。
生活的细节就是帕慕克及其小说的政治，《别样的色彩》验证了这一点。
《别样的色彩》，（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我们为什么读小说家的随笔？如果他讲的是自己，那么我们将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更为清晰地看到以往隐藏在别人故事背后的作者；如果他谈的是别人和别人的作品，我们或将发现他非凡技艺的秘密，也可将他的观感，与我们自己对这些作品的感悟做一番比较和修正，或将那些久违的感受重新唤起。
帕慕克年轻时一心成为画家，这本随笔集的书名是《别样的色彩》，并不令人意外。他也许有意借此暗示我们，在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和《黑书》之外，还有另一个帕慕克存在。红、白、黑固然是原色，但别样的色彩并不如万花筒般绚丽斑斓。
书中76篇文章仍然平实朴素，张弛有度，虽细小但不失细腻。他以本雅明断断续续的碎片化写作为楷模，因为这更像生活本身。同样，他也毫不掩饰对另一位前辈劳伦斯·斯特恩的欣赏。在他看来，充满了题外话、总是东拉西扯的《项狄传》是“一本关乎一切的书”：“斯特恩迷恋意义微小的琐事，迷恋跑题的逻辑”，因此，“在主题和形式上，《项狄传》都确切地再现了真实生活”。
同样的逻辑贯穿《别样的色彩》全书。我们看到帕慕克忆及父亲的死、女儿的童年、他的戒烟经历、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城市里的流浪狗和法兰克福的香肠。土耳其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他在街头看见一个疯子，“手里拿着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颠颠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
他不喜欢雨果，因为雨果背离了生活，“装腔作势”地追求伟大。但在这一点上，帕慕克没有说服也不能动摇我。如果你相信小说有权高于生活，而且有些时候也必须高于生活，那么我们仍需对雨果的光辉继续保持仰视。
书中有些篇目我此前已经读过。三年前，帕慕克访问北京时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见面会上为中国的地震遇难者默哀，事后我收到了他关于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两篇文章。《我父亲的手提箱》是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则为2005年秋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的致辞，也是他在北京首场演讲的内容，我有幸当面聆听他一稿两读。另一篇《受审》的起因，是他因谈及“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而被臭名昭著的刑法“三○一条款”诉入公堂，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
出庭受审前，他写下此文，刊于《纽约客》。我曾在当时的报道中引述过其中的段落。“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帕慕克写道，“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真正的土耳其作家”实非帕慕克所欲也，尽管客观上这种遭遇可能确实提高了他的国际声望，并使他在第二年以54岁的低龄获得了诺贝尔奖。相反，他总是在卫护自己“小说家”的身份，而刻意避免被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我理解他的不安。他对“小说家”的捍卫，也是对文学的捍卫，是对左拉以来，政治入侵文学，甚至使文学沦为政治工具之潮流的反抗。
政治挂帅的文学常常只有口号、宣传和助纣为虐的邪恶。这种文学制造血肉模糊的景观，却远离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政治挂帅的作家往往缺乏耐心，难容异己，也耻于生活。政治文学在谋杀文学。
然而文学毕竟活了下来，因为我们终归要回到地面，在自然的生死之间享受短暂的人生，而非在政治的生死之间，忍受空洞与仇恨的煎熬。当风暴刮过，尘埃落定，我们会看到什么枝繁叶茂，又是什么凋萎枯败。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小说家总是能够坚守对生活的礼赞与对细节的迷恋。
还有另一种作家——那些回避生活中的问题与人生痛苦的作家。比起政治挂帅的作家来，他们更为不堪。因为前者固然空虚，却还有控诉的勇气，有时也不乏真诚，但后者什么都没有，视而不见就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这种作家会更早地受到宣判，作为行尸走肉和死亡文学的代表，他们哪怕能短暂地浮出水面，却终将被遗忘的淤泥永久覆盖。
生活的细节就是帕慕克及其小说的政治，《别样的色彩》验证了这一点。
《别样的色彩》，（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