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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形成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中国式宏观调控往往力图通过行政力量左右或改变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
因此，凡是宏观经济环境进入不得不靠政府调控才能维持稳定的时候，利率市场化动力立即会丧失或者转为“地下”，形成黑市。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政府控制，过分地强调利率市场化，过快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的货币信贷市场一定混乱不堪，甚至形成乱战。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群体的风险偏好指数不同，源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二元化特征，更源于中国经济的二元性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不同金融机构所处的地位不同，风险偏好也不同。
它们中间既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也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最大的阻力在哪里？谁最担心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很容易地想到国有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型垄断型企业。
但有一件更奇怪的事，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民营企业风险要小很多，有些基本不担心市场风险，但它们却很在乎利率，很在乎这个风险价格，它们在与银行博弈的过程中经常处于强势——通常要求银行贷款利率不能上浮，且要下浮，即使是在宏观调控最严厉的时期也是如此。
相反，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完全颠倒，它们即使给银行很高的出价也难以拿到贷款。说中小企业绝大多数都市场化了未必符合事实，因为中国很多中小企业是靠吃国有企业的“残羹剩饭”生存的，是国有企业的附庸，国有企业拿到项目，有了贷款，它们就有加工费和预付款，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割裂地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问题上的不同待遇。
但必须承认，很多中小企业是靠市场生存的它们往往处在市场的最前沿，什么风险高收益率高就干什么。
这批企业很难拿到银行的正常贷款，只能到体制外去“找钱”，由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指数很高，承受“高利贷”的能力也高，如果说中国存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主要源自于它们。因为这类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形不成气候。
贷款利率已趋市场化
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存在，草根经济的存在，因此资金使用的市场定价机制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活跃，甚至越来越离谱。当前利率市场化趋势主要体现在贷款市场。粗略计算，中国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大约可以分为六个层次。
最低的一层被称为日息或天息，比“驴打滚”还黑，目前大约在日息率5％左右，借这种钱的只有赌徒，借贷行为往往发生在地下赌场的门外。必须承认这种特殊的需求，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高利贷市场才会萌芽，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们引领着高利贷市场，使借贷市场的黑市利率越来越公开化。
第二层是民间钱庄或地下黑市，它们的借贷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中的高风险追逐者。在宏观经济处于较为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随着经济的升温而提升；而当宏观经济环境处于紧缩或趋冷的环境时，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则随着经济的降温趋势而提升。
这个很怪的经济现象，却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理论：黑市利率水平既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冷热程度，也能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程度。前者反映的是市场的风险偏好水平，后者反映的是市场的风险厌恶水平；前者是逐利，后者是保命，都是高利贷，性质完全不同。比如现在，民间钱庄或地下黑市（民间借贷钱会等）的贷款利率达到年息60％-100％，说明货币市场的风险已经极大。
第三层是以当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游离于体制边缘的“准”借贷市场，它们主要经营超短期的保命贷款或过桥贷款，利率要低一点，但性质与第二层差不多。目前这个市场很活跃，不仅放贷，而且开始变相吸收存款。由于它们有“准”金融许可的牌照，因此更容易成为高利贷市场的金融中介。据笔者调查，很多这类公司都在私下进行揽存业务，吸收一些有钱人尤其是有权人的存款，付给15％－20％的高息，然后以30％－40％，甚至更高的价格放贷出去。
第四层是信托公司，它们利用委托贷款模式使高利贷市场“合法化”，而且将商业银行引入了高利贷市场的逐利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信托产品三方协议：贷款人将物业抵押给银行，由银行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并提供担保，然后由信托公司合法地放贷。
最终风险还是商业银行承担。目前各类信托产品普遍以15％左右的价格发行理财产品，然后以20％以上的利率放贷，如果加上各种手续费，贷款实际利率也将近30％。一旦宏观经济遇到系统性风险，这类贷款损失率会很高。
第五层是信用社和城商行借贷市场，这类金融机构由于属于体制内，可以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因此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大影响源，为什么银行间拆解市场的利率水平会明显地高于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很多，主要是它们在起作用。这个作用是好是坏，目前很难说，但这些金融机构抬高了高利贷市场的底线却是事实，使得高利贷市场更加公开化、“合法化”也是事实。
由于它们可以高于基准利率80％左右的价格放贷，因此将完全市场化的利率水平抬高到年息12％左右，相比它们以存款和短期拆借形式形成的资金成本，利差诱人。由于这些金融机构经营上存在短期激励机制，必然加剧目前市场上的存款乱战现象，同时也助长了以短期资金来源维持中长期贷款的市场取向，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
第六层才是最广大的国有股份制银行所控制着的信贷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制，同时各家国有股份制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但由于市场的力量，国有股份制银行不可能完全置身度外，比如现在已经规模很大的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市场化的程度就非常高。
同时必须承认，现在许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高利贷市场或者通过各种名目提高贷款利率，使得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也越来越高。
存款利率市场化启动难
虽然贷款市场存在各种乱象，但毕竟还使我们看到了何谓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由于存款市场无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曰一放就乱，因此中国其实并无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存款市场难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很简单，两个原因：存款利率一放开，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将严重下降，甚至可能倒闭；存款利率一旦放开，存款大战合法化，有可能倒逼基准利率提高，推升通货膨胀。
由于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国有银行承担着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绝大部分贷款，这些贷款很多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贷款，建设周期长，收益更多地体现出发散性和综合性——即项目本身收益率未必高，但社会效益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大。
这些项目按照可行性报告预测的直接收益率，只能承受同期基准利率水平，高了根本上不了。但无数个这样的项目已经开工，所谓4万亿元投资和十几万亿元贷款也大部分投向了这些项目，形成巨大的贷款存量，而且大都是无法承受高利率的存量。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恢复正利率，还有些人主张立即实现利率市场化，那不现实，因为全社会资金价格若大幅度提高，国有银行只能停止或者收回对国有企业的“低收益”贷款。而从整个社会效益讲，这些贷款未必就是低收益。停止贷款，不仅很多项目会立即产生直接损失，银行贷款将大量形成呆账，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必将受损，很多中小企业都没有活干，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更会受到深远影响。
有人说，难道国有银行不能通过减少利差的方式维持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吗？现在大家都是股份制银行，要向全社会公开财务状况，我们的国有银行目前主要依靠利差生存，利差减少，赢利能力下降，这样的银行将很快被边缘化。
另外，存款利率市场化很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按照传统的货币理论，存款利率高，社会资金回归银行，将减少消费，减少投资，通货膨胀压力会减轻。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居民对存款利率不敏感，因为存款平均利率与通货膨胀预期差距太大。
举一个例子，现在银行业存款的主体是活期存款，利率极低，为什么不存定期呢？因为存了定期仍然是负利率，而且有可能失去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定期存款利率每一次提高0.25％，没有用，可能要提高很多才能恢复正利率。而存款利率提高很多，反而有可能推升通胀预期。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在抗通胀中没有选择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它既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承受力，更多是考虑到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但道路曲折，难题很多。要渐进有序地推进改革；要适应宏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国家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对金融业市场化必将提出更高要求，利率市场化也就水到渠成了。为此，有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建议是：
一是必须改变现有的金融结构，要建立并完善三足鼎立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化以及货币市场。减少银行体系的货币流，让银行业干自身能干，也应该干的事情，而且也容易做好分工，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必须改变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让国有企业更多地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让地方政府不要和国有企业一起“逼迫”银行超前地放贷款，超出能力放贷款。如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按照市场化的要求选择项目，很多项目是可以不立项或者晚立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规模下来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就容易了。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因此，凡是宏观经济环境进入不得不靠政府调控才能维持稳定的时候，利率市场化动力立即会丧失或者转为“地下”，形成黑市。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政府控制，过分地强调利率市场化，过快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的货币信贷市场一定混乱不堪，甚至形成乱战。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群体的风险偏好指数不同，源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二元化特征，更源于中国经济的二元性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不同金融机构所处的地位不同，风险偏好也不同。
它们中间既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也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最大的阻力在哪里？谁最担心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很容易地想到国有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型垄断型企业。
但有一件更奇怪的事，经济学家很少研究：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民营企业风险要小很多，有些基本不担心市场风险，但它们却很在乎利率，很在乎这个风险价格，它们在与银行博弈的过程中经常处于强势——通常要求银行贷款利率不能上浮，且要下浮，即使是在宏观调控最严厉的时期也是如此。
相反，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完全颠倒，它们即使给银行很高的出价也难以拿到贷款。说中小企业绝大多数都市场化了未必符合事实，因为中国很多中小企业是靠吃国有企业的“残羹剩饭”生存的，是国有企业的附庸，国有企业拿到项目，有了贷款，它们就有加工费和预付款，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割裂地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问题上的不同待遇。
但必须承认，很多中小企业是靠市场生存的它们往往处在市场的最前沿，什么风险高收益率高就干什么。
这批企业很难拿到银行的正常贷款，只能到体制外去“找钱”，由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指数很高，承受“高利贷”的能力也高，如果说中国存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主要源自于它们。因为这类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形不成气候。
贷款利率已趋市场化
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存在，草根经济的存在，因此资金使用的市场定价机制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活跃，甚至越来越离谱。当前利率市场化趋势主要体现在贷款市场。粗略计算，中国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大约可以分为六个层次。
最低的一层被称为日息或天息，比“驴打滚”还黑，目前大约在日息率5％左右，借这种钱的只有赌徒，借贷行为往往发生在地下赌场的门外。必须承认这种特殊的需求，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高利贷市场才会萌芽，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们引领着高利贷市场，使借贷市场的黑市利率越来越公开化。
第二层是民间钱庄或地下黑市，它们的借贷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中的高风险追逐者。在宏观经济处于较为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随着经济的升温而提升；而当宏观经济环境处于紧缩或趋冷的环境时，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则随着经济的降温趋势而提升。
这个很怪的经济现象，却说明了一个经济学理论：黑市利率水平既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冷热程度，也能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风险程度。前者反映的是市场的风险偏好水平，后者反映的是市场的风险厌恶水平；前者是逐利，后者是保命，都是高利贷，性质完全不同。比如现在，民间钱庄或地下黑市（民间借贷钱会等）的贷款利率达到年息60％-100％，说明货币市场的风险已经极大。
第三层是以当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担保公司为代表的游离于体制边缘的“准”借贷市场，它们主要经营超短期的保命贷款或过桥贷款，利率要低一点，但性质与第二层差不多。目前这个市场很活跃，不仅放贷，而且开始变相吸收存款。由于它们有“准”金融许可的牌照，因此更容易成为高利贷市场的金融中介。据笔者调查，很多这类公司都在私下进行揽存业务，吸收一些有钱人尤其是有权人的存款，付给15％－20％的高息，然后以30％－40％，甚至更高的价格放贷出去。
第四层是信托公司，它们利用委托贷款模式使高利贷市场“合法化”，而且将商业银行引入了高利贷市场的逐利群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信托产品三方协议：贷款人将物业抵押给银行，由银行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并提供担保，然后由信托公司合法地放贷。
最终风险还是商业银行承担。目前各类信托产品普遍以15％左右的价格发行理财产品，然后以20％以上的利率放贷，如果加上各种手续费，贷款实际利率也将近30％。一旦宏观经济遇到系统性风险，这类贷款损失率会很高。
第五层是信用社和城商行借贷市场，这类金融机构由于属于体制内，可以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因此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大影响源，为什么银行间拆解市场的利率水平会明显地高于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很多，主要是它们在起作用。这个作用是好是坏，目前很难说，但这些金融机构抬高了高利贷市场的底线却是事实，使得高利贷市场更加公开化、“合法化”也是事实。
由于它们可以高于基准利率80％左右的价格放贷，因此将完全市场化的利率水平抬高到年息12％左右，相比它们以存款和短期拆借形式形成的资金成本，利差诱人。由于这些金融机构经营上存在短期激励机制，必然加剧目前市场上的存款乱战现象，同时也助长了以短期资金来源维持中长期贷款的市场取向，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
第六层才是最广大的国有股份制银行所控制着的信贷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制，同时各家国有股份制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但由于市场的力量，国有股份制银行不可能完全置身度外，比如现在已经规模很大的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市场化的程度就非常高。
同时必须承认，现在许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高利贷市场或者通过各种名目提高贷款利率，使得这个市场的利率水平也越来越高。
存款利率市场化启动难
虽然贷款市场存在各种乱象，但毕竟还使我们看到了何谓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由于存款市场无法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或曰一放就乱，因此中国其实并无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存款市场难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很简单，两个原因：存款利率一放开，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将严重下降，甚至可能倒闭；存款利率一旦放开，存款大战合法化，有可能倒逼基准利率提高，推升通货膨胀。
由于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国有银行承担着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绝大部分贷款，这些贷款很多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贷款，建设周期长，收益更多地体现出发散性和综合性——即项目本身收益率未必高，但社会效益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大。
这些项目按照可行性报告预测的直接收益率，只能承受同期基准利率水平，高了根本上不了。但无数个这样的项目已经开工，所谓4万亿元投资和十几万亿元贷款也大部分投向了这些项目，形成巨大的贷款存量，而且大都是无法承受高利率的存量。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恢复正利率，还有些人主张立即实现利率市场化，那不现实，因为全社会资金价格若大幅度提高，国有银行只能停止或者收回对国有企业的“低收益”贷款。而从整个社会效益讲，这些贷款未必就是低收益。停止贷款，不仅很多项目会立即产生直接损失，银行贷款将大量形成呆账，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必将受损，很多中小企业都没有活干，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更会受到深远影响。
有人说，难道国有银行不能通过减少利差的方式维持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吗？现在大家都是股份制银行，要向全社会公开财务状况，我们的国有银行目前主要依靠利差生存，利差减少，赢利能力下降，这样的银行将很快被边缘化。
另外，存款利率市场化很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按照传统的货币理论，存款利率高，社会资金回归银行，将减少消费，减少投资，通货膨胀压力会减轻。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居民对存款利率不敏感，因为存款平均利率与通货膨胀预期差距太大。
举一个例子，现在银行业存款的主体是活期存款，利率极低，为什么不存定期呢？因为存了定期仍然是负利率，而且有可能失去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定期存款利率每一次提高0.25％，没有用，可能要提高很多才能恢复正利率。而存款利率提高很多，反而有可能推升通胀预期。
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在抗通胀中没有选择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它既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承受力，更多是考虑到实际效果。
综上所述，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但道路曲折，难题很多。要渐进有序地推进改革；要适应宏观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国家经济主体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对金融业市场化必将提出更高要求，利率市场化也就水到渠成了。为此，有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建议是：
一是必须改变现有的金融结构，要建立并完善三足鼎立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化以及货币市场。减少银行体系的货币流，让银行业干自身能干，也应该干的事情，而且也容易做好分工，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必须改变中国经济的二元化结构，让国有企业更多地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让地方政府不要和国有企业一起“逼迫”银行超前地放贷款，超出能力放贷款。如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按照市场化的要求选择项目，很多项目是可以不立项或者晚立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规模下来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就容易了。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