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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诗人与作家都是凭心灵去感知现实，并用语言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但这还不够，在20世纪，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与作家还需要对复杂现实的洞察力。谈及波兰诗人米沃什时，人们常常提到的就是“洞察力”这个词。
上世纪30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后来去了华沙，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51年，当局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米沃什立刻就意识到，战后的东欧社会正在走向奴役之路。他并不想离开祖国，那将意味着停止写作，但他还是决定流亡巴黎。
不久，米沃什写出《被俘获的心灵》一书。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靠美国帮助而感到愤恨，对斯大林的东方新世界则寄予希望。此书让世界从此知道了这位诗人和他笔下的另一个欧洲。在那儿，旧的世界崩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再也不能慰藉人心。历史的法则、无所不能的辩证法和集体主义精神，给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新信仰。这个新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能将过去时代的痛苦痕迹全部抹掉。米沃什将这新信仰称为“通灵药”，一个人服下去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不复存在。知识分子解决了“哲学的贫困”，将自己投身于集体事业之中，通过对必然的认识而获得自由。
然而，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呢？米沃什的朋友、“道德家”阿尔法(Alpha)战前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总是用悲剧的观念看世界。战争中，阿尔法成为地下文学界的道义权威。当苏联扶持的政府上台后，他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了一件新外衣，他作品中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这个代表从集中营归来，内心充满爱和宽容，要领导世界走向光明。
阿尔法的小说受到广泛的宣传，他也成为许多协会的委员，四处演讲，享尽殊荣。因此，当新政权要求他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放弃悲剧人生观时，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创作生命的结束，但也只好屈服，率先写出自我批评的文章，与过去决裂。
书中的“失恋者”贝塔（Beta）实际上就是布罗维茨基，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他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短篇小说残酷而有力。为了实现更大的文学抱负，战后他从西方回到波兰，新信仰给了他精神寄托，使他坚信在历史法则面前，人类个体是渺小的，并把对纳粹以至对人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憎恨。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历史法则，苏联军队曾隔岸观火，看着华沙起义者被纳粹屠杀殆尽。米沃什战后见到贝塔时，他已经不再写小说，而是热衷于写政治新闻，抨击西方社会。他看到一个更美好社会正在到来，但却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造力。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他们都是富有文学才华的作家，却自觉地成为历史法则的牺牲品。这种自觉地被奴役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
从前的信仰根据的是个人的善与恶，新信仰根据的则是历史的善与恶。知识分子受到新信仰的诱惑，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而甘心情愿接受极权统治。再也没有本国的历史，没有民族的记忆。现实不再是一个人眼睛看到的现实，而是一个人必须认识的现实。
米沃什是一位诗人，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分析人的处境。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朋友们那样，被历史法则和集体主义所禁锢，在于他坚持几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坚持传统自然社会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个人精神上的独立，这使他对极权具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
尽管他一生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出国后完成的，他与祖国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诗歌和散文通过他或别人编辑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在波兰被广泛传阅，并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
1980年，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即受邀回波兰，与那些通过“萨米亚特”阅读他作品的读者见面。那一年，正是波兰“团结工会”兴起的时候，米沃什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维护人类尊严和自由的重要。米奇尼克后来也曾谈到米沃什对他的影响，那就是自由原则对宽容的需要。1989年后，米沃什再次回到祖国，最后定居克拉科夫。2004年，他在克拉科夫家中逝世。
深刻的洞察来自精神的独立，这就是米沃什拒绝心灵被俘的力量所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上世纪30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后来去了华沙，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51年，当局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米沃什立刻就意识到，战后的东欧社会正在走向奴役之路。他并不想离开祖国，那将意味着停止写作，但他还是决定流亡巴黎。
不久，米沃什写出《被俘获的心灵》一书。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靠美国帮助而感到愤恨，对斯大林的东方新世界则寄予希望。此书让世界从此知道了这位诗人和他笔下的另一个欧洲。在那儿，旧的世界崩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再也不能慰藉人心。历史的法则、无所不能的辩证法和集体主义精神，给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新信仰。这个新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能将过去时代的痛苦痕迹全部抹掉。米沃什将这新信仰称为“通灵药”，一个人服下去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不复存在。知识分子解决了“哲学的贫困”，将自己投身于集体事业之中，通过对必然的认识而获得自由。
然而，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呢？米沃什的朋友、“道德家”阿尔法(Alpha)战前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作家，总是用悲剧的观念看世界。战争中，阿尔法成为地下文学界的道义权威。当苏联扶持的政府上台后，他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了一件新外衣，他作品中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这个代表从集中营归来，内心充满爱和宽容，要领导世界走向光明。
阿尔法的小说受到广泛的宣传，他也成为许多协会的委员，四处演讲，享尽殊荣。因此，当新政权要求他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放弃悲剧人生观时，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创作生命的结束，但也只好屈服，率先写出自我批评的文章，与过去决裂。
书中的“失恋者”贝塔（Beta）实际上就是布罗维茨基，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他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短篇小说残酷而有力。为了实现更大的文学抱负，战后他从西方回到波兰，新信仰给了他精神寄托，使他坚信在历史法则面前，人类个体是渺小的，并把对纳粹以至对人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憎恨。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历史法则，苏联军队曾隔岸观火，看着华沙起义者被纳粹屠杀殆尽。米沃什战后见到贝塔时，他已经不再写小说，而是热衷于写政治新闻，抨击西方社会。他看到一个更美好社会正在到来，但却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造力。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他们都是富有文学才华的作家，却自觉地成为历史法则的牺牲品。这种自觉地被奴役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
从前的信仰根据的是个人的善与恶，新信仰根据的则是历史的善与恶。知识分子受到新信仰的诱惑，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而甘心情愿接受极权统治。再也没有本国的历史，没有民族的记忆。现实不再是一个人眼睛看到的现实，而是一个人必须认识的现实。
米沃什是一位诗人，倾向于从道德角度分析人的处境。他之所以没有像他的朋友们那样，被历史法则和集体主义所禁锢，在于他坚持几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坚持传统自然社会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个人精神上的独立，这使他对极权具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
尽管他一生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出国后完成的，他与祖国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他的诗歌和散文通过他或别人编辑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在波兰被广泛传阅，并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
1980年，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次年即受邀回波兰，与那些通过“萨米亚特”阅读他作品的读者见面。那一年，正是波兰“团结工会”兴起的时候，米沃什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演讲中，再次强调维护人类尊严和自由的重要。米奇尼克后来也曾谈到米沃什对他的影响，那就是自由原则对宽容的需要。1989年后，米沃什再次回到祖国，最后定居克拉科夫。2004年，他在克拉科夫家中逝世。
深刻的洞察来自精神的独立，这就是米沃什拒绝心灵被俘的力量所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