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自治,也需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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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朋指出,中国一来无地方自治之传统,二来地方互助能推动地方自治。所谓“地方自治”,可拆解为“自”和“治”两个维度,前者看重地方之于中央政权的自主程度,后者强调地方之于当地百姓的治理模式。
  横向来看,历史上的中华帝国迥异于分崩离析的中世纪欧洲,可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朝贡体制下,中央政府常常允许边陲地区自我管理,驻地大臣往往只代表形式上的统治。
  纵向来看,古代中国尽管政治上高度统一,仍远不及现代极权体制对地方基层的渗透程度。乡绅阶层发挥着地方实际领袖的社会功能,朝廷命官需要与其合作,方可进行有效治理。乡绅阶层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方利益,同中央政府协商和谈判。
  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传统也并非全然谋求大一统。从赵陀到张献忠,渴望偏安一隅的政治家不乏其人,然而东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似乎更趋向统一政权。与此相比,从亚历山大到希特勒,欧洲人也曾热烈追求大一统,然而他们的“一统江山”在短暂成功后均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并不一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法国的中央集权与英国有别,俄国的沙皇独裁甚至被归入“东方专制主义”。
  这并非否定传统的重要性。就发达程度而言,美国的地方自治高于多数欧洲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成功转型,也受惠于幕府时期地方自治模式。进入现代社会前,中国缺乏类似的政治条件,尚不足以解释地方自治的失败。
  发达国家通过宪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权责范围,而一地自治机关多由民选产生。因此,伴随着宪政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国的地方自治程度才能逐步提高。
  罗教授提出“地方互助”的思路。在我看来,这一建议似乎更多致力于缩小地方发展差距,而非提升地方自治能力。
  针对人口流动问题,罗教授指出,“只要内地没有建立稳固的自治基础,沿海和大城市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移民压力,因而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然而,这类政策不一定会缓解移民压力。落后地区收入增长后,当地居民会了解到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能偿付迁移所需的各项花费,因此援助项目反而可能提高人口外迁率。
  即使中国内地省份实现高度自治,也不意味着它们在短期内能达到沿海地区的富裕程度,中国的移民潮依然会持续下去。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整改户口制度,将人口流动看做社会常态,将迁移本身视为发展的题中之义。
  作者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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