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首先介绍了当代学者对韩非思想的研究与评价，接着引出韩非法治思想的内涵，包括法的定义、法的特征、法的功效以及法产生的根源基础，继而阐述了韩非所倡导的三大法治精神--“法术势”“法教思想”“明法与重刑”的具体内容，最后分析了韩非法治思想中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积极意义。
关键词：法治 法 法教 重刑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涵
1.法的定义
什么是“法”，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之也”1。“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比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2。“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智者弗能辩，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3。“明君之行赏，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4。由此可以推见，韩非所认为的法，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法在形式上必须是成文的；二是在程序上法必须是公开的；第三，法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第四，法具有强制力。
2.法的特征
2.1 稳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5。法，只有相对固定才能让民众得以适用，如果朝令夕改，则失去了执行的可能性，人民就无所适从，足以影响国家社会的安定。因而，法，应该是相对稳定而不易更改的。
2.2 统一性。韩非认为，法律不是为少数人而设，而是为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制定的。法应该适用于本国的所有人。韩非强调：“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6。只有统一了的法，才能齐一国之民。法应不分地位的贵贱或是人臣的区别，统一适用。
2.3 客观性。“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7。韩非认为法是可循的、有标准的，客观性不但能明“法”，而且是治国所不可或缺的。
2.4 强制性。韩非认为，法具有强制力，且适用于所有人群，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于法。“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8。
3.法的功效
3.1法可以禁奸
韩非认为法可以更好地维护君主的权威，避免臣民做出奸邪之事。对于臣子来说，“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9。“法”可以防止臣子胡作非为；对于百姓来说，“故设柙非为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10。因而，法可以从反面来制止臣民的不当行为，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君主的意志。
3.2法可以正行
法还具有“正行”的功能，即从正面指导人们以正当的方式进行活动。韩非将“法”比作铁锤和铁砧，又将“法”比作校正弓弩的工具，可以像冶铁和校弓一样纠正人们的行为，“椎锻者，所以平不夷；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11。
3.3法可以强国
韩非倡导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强国，以更好地维护君主的统治。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应该劝科农桑，奖励耕战，用法律约束所有不利于耕战的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12。同时，还应该用法律来统一国民的思想，“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13。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从而间接地加强国家的实力。
二、韩非子的法治时代精神
1.法术势
1.1法
韩非认为法是治国的核心与根本，“明主之道忠法”14。最重要的是，从维护君主权益的角度出发，君主统率臣民也必须依靠法制，“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15” 人都有好恶，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教化，只有因其好恶而行赏罚才能致治。如“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16，所以“凡治天下，必因人情”17。韩非极力推崇君主专制，主张立法权由人主独擅，所谓“言无二贵，法不两适”18，同时主张立法为公，大倡一切从公不从私、为公不为私。同时必须兼顾法的稳定性和法的适应性，反对循古泥今，而应因时变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19。法以赏罚为主要内容并作为其推行的重要手段，“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20。同时，赏罚还要以法为依据，治政从法决定了赏罚要适当。
1.2术
韩非将君主术治内容总结为七个方面，称为“七术”，即“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智而问，七曰倒言反事”21，也就是说，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观察，二要做到惩罚犯罪以显示威信，三要诚信奖赏以使受赏人能尽其所能，四要注重聆听并以此来督责下级，五要利用足以使臣下互相猜疑的命令来促使臣下谨慎从事，六要在明知的情况下去询问他人的见解，七要说些与本意相反的话并做些与实情相反的事。当然，韩非认为，想要做到真正的术治并非易事，首先要做到正名。
1.3势
“势者，胜众之资也”22“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23“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24。韩非所提出的势，指的就是君主令行禁止的权力和制服臣下、民众的资本和地位。韩非认为权势有着无可比拟的功能，一可禁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禁暴是势的第一种功能。二是绝奸，“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三为便治，“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四是行法，“势足以行法。”在与法与术的关系上，韩非认为势是人主行法用术的前提条件，它的保持和运用需以法术为保障。韩非把势比作“君之马”，谓“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25”
2.法教思想
2.1以法治国以德辅之
韩非认为不能听任仁义道德教化，而要厉行法治，实施法治教育。许多问题往往超越了道德的范围，凭借道德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的，在此种情况之下，想要治理国家，单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推行法治教育，以法教为重点，同时用道德的力量辅助法治教育的实施。“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26 ”通过“法之为道”与“仁之为道”之间的利弊权衡，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27 ” 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韩非批判儒家所称的仁义、忠孝等观点，认为这些观念会影响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削弱君王的威严。在治国上，韩非坚持以法治国，以德辅之，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绝不能单单依靠道德的力量，道德不能解决已然发生的诸多事情，因而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臣民，使之做出利国的行为。
韩非认为“德”包涵两层含义，一是具体化意义的“德”，即“德”意味着奖赏和恩惠，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德”是抽象化了的概念，即“德”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国家发展的趋势状态。在韩非看来，德治主要用在奖赏方面。“德”与“法”均是治国的方法手段，“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28。以法治国并以德辅之，是韩非的主要治国理念。
2.2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不得不说，韩非的人性恶论影响了他诸多的治国观念，由于他对人性未抱有任何善的幻想，导致他不相信仅仅依靠道德就可以教育民众，特别是对于本身没有道德觉悟的人更是不会发挥效果，只有法治教育才会产生现实的效果。即使是在家庭教育中，法的功效也是不可磨灭的。
法治是治国的工具，君主统率一国不仅仅需要工具，还需要治国的人才，韩非认为各级官吏是协助君主的好帮手，同时对官吏应有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要求。官吏要廉洁公正，“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29” 各级官吏执法要严，应不畏权势，不避权贵。如果官吏可以做到秉公守法，廉洁自律，那么国家就能被治理的秩序井然，“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30 ”同时，韩非主张官吏应是法术之士，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行修养，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31。“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32。还要有变故革新的精神，能明察与实干，“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33。只要以全体官吏为师，就能够使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广泛深入到民间，使广大民众都能够接受法治与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逐步养成守法纪与讲道德的良好思想和行为习惯。
3.明法与重刑
3.1明法
明法是为了做到令行禁止，而想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必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常说的立法为本，和“明法”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明确、科学、具体的法律并且业已公之于众，才有遵守并执行它的可能性。“法莫如显”，法律一定要公开。
谈到“明法”，韩非主张“明法”需遵守一定的原则，即制定的法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法需合于公正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谈到如何制定合理的法，就不得不与之前说到的法的特征相联系。首先，法需客观公正，立法时应放弃君主主观的喜、怒、爱、恶、智，而力求合乎客观天理，看到这我们会以为韩非终于暂时割舍了“君主为大、帝王为尊”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韩非还主张，立法具有专属性，只有君主才享有立法权，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觊觎，立法应当求功而不求全，因为世上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法。
3.2重刑
韩非的法治观中着重强调了刑治的重要性，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可能会因为利欲熏心而利令智昏，因而提出了以刑止刑的办法。“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3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刑案例。韩非认为，“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35民众容易犯小的过错，但小的过错也很容易改掉，只要在犯错的时候给予严惩，即可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减少再次犯错的可能性。韩非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重刑出道德，施以重刑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因而，施行重刑，对维护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并且能够纯净社会风气。
四、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
1.历史的局限性
回顾几千年的法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辉，但由于时代及其他因素的局限性，韩非子的思想中仍充斥着不少落后消极的内容。下面仅列三点以示说明。
1.1人主独擅
马作武曾对法家思想有此评价，“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未得法治真谛的皮毛。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一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制度与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中国古代的所谓'法治主义'其实是专制主义的别称，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36”虽然他的观点夸大了法家思想的缺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法家思想中，维护君主专权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法家主要代表的韩非子，这一点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韩非认为君主统治一切，主宰一切，享有绝对的专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要独断专行，不与他人分享权势，甚至不能与臣下分议政权，韩非子强调“势”，主张君主“独擅”。 这与为今我们倡导的平等、民主的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其实，韩非一直回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君主犯罪了，又如何处理呢？张伟仁就从此处入手37，认为法家的思想远远没有实现其原本预期的效果。至于君主，由于其是“生法者”，又是最高的司法者，若其犯罪谁又能处罚他呢？又凭什么去处罚他呢？
1.2否定德治
韩非子的基本观点是提倡法治，对德治进行否定。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38，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39同时，韩非主张“法应独尊，极力强调仁爱之不足”40，从一定程度上分析，韩非过度重视法治而致否定了德治的作用。在“以吏为师”方面，他过度地看待人性中恶的一面，认为圣人不应去亲近小民，明主不应去做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把官吏看做连接每片叶子的树干和捕鱼的工具渔网，君主只要摇动树干，使用网就能够达到目的。完全剥离了君与臣的关系，带有很强的蒙昧主义的色彩。 1.3刑罚残酷
韩非主张重刑，因而鼓励多“大刑伺候”，并且还研发了许多极其残酷的处刑手段，比如车裂、五马分尸、腰斩、凌迟、千刀万剐等等，甚是野蛮。由于韩非过度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严重影响了其赏罚观，“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41，对于这种不为主用之人，必杀之。韩非特别担心“罚”的不足，因而主张重刑。虽然他知道赏罚应当适度，“用赏过则使民，用刑过者民不畏。又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42，但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最终目的，他忽视了本应把握的“度”而施以残酷的刑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2.现实积极影响
如上，虽然谈到了韩非法家思想的一些弊端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法治思想指引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法治发展与嬗变，对于如今继续推进法治转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诸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诚如牟宗三所言，正是先秦法家推动的变革实践完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转型，其特点为“政治身份和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其政治形态为“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43。
2.1法治利于维稳，构建和谐社会
正如韩非所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4，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瓶颈。在惩治犯罪方面，法治具有超凡的功效。“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畏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邢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45” 上文在阐述韩非法家思想弊端的过程中，我提到了“重刑”，虽然重刑会带来社会恐慌等不良后果，但对于犯有重罪或是拥有权势之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剂猛药，可以有效地惩治犯罪。故而，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打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稳定，通过惩治违法犯罪，可以起到补救与恢复的效果，并给予众人以警示，较少直至消除违法犯罪行为，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氛围，为发展经济和促进文化交流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2.2确保严格执法，实现人人守法
就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而言，总体来看，韩非所主张的法治观念在执法和守法方面都具有相对进步的思想内涵。在执法方面，不能肆意妄为，而必须不枉不纵，严格执法，所以，统治者既不能因为仁爱而使“有过不罪，无功受赏46”也不能任意虐杀臣民。韩非还特别指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47” 而在守法方面，就连拥有无限权势的君主也要遵守法的规范，韩非主张君主也要受到法律制约，并要求君主带头奉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48 ”这是对韩非本身所固有的“君主至上”观念的挑战，无疑是一大进步之处。
2.3加强依法治国，兼重以德治国
目前，依法治国已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韩非法家思想正是全篇贯彻于加强法治这一主题线索之中，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的趋势相符。同时，韩非所提出的“明法”“法教”等观点对于当前条件下我国推进的法制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还应把德育提上日程，实现双管齐下，多方治理。韩非指出，通过国家的赏罚举措在社会上树立强有力的社会公共道德的良性导向，“小信诚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49 。加强诚信建设，惩恶扬善，顺应民意，稳定民心，使遵纪守法，言信行果，听令专一。由此可见，韩非的法学思想观与目前所实施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国策不谋而合。
关键词：法治 法 法教 重刑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涵
1.法的定义
什么是“法”，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之也”1。“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比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2。“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智者弗能辩，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3。“明君之行赏，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4。由此可以推见，韩非所认为的法，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法在形式上必须是成文的；二是在程序上法必须是公开的；第三，法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第四，法具有强制力。
2.法的特征
2.1 稳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5。法，只有相对固定才能让民众得以适用，如果朝令夕改，则失去了执行的可能性，人民就无所适从，足以影响国家社会的安定。因而，法，应该是相对稳定而不易更改的。
2.2 统一性。韩非认为，法律不是为少数人而设，而是为普天之下的所有人制定的。法应该适用于本国的所有人。韩非强调：“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6。只有统一了的法，才能齐一国之民。法应不分地位的贵贱或是人臣的区别，统一适用。
2.3 客观性。“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7。韩非认为法是可循的、有标准的，客观性不但能明“法”，而且是治国所不可或缺的。
2.4 强制性。韩非认为，法具有强制力，且适用于所有人群，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于法。“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8。
3.法的功效
3.1法可以禁奸
韩非认为法可以更好地维护君主的权威，避免臣民做出奸邪之事。对于臣子来说，“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9。“法”可以防止臣子胡作非为；对于百姓来说，“故设柙非为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10。因而，法可以从反面来制止臣民的不当行为，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君主的意志。
3.2法可以正行
法还具有“正行”的功能，即从正面指导人们以正当的方式进行活动。韩非将“法”比作铁锤和铁砧，又将“法”比作校正弓弩的工具，可以像冶铁和校弓一样纠正人们的行为，“椎锻者，所以平不夷；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11。
3.3法可以强国
韩非倡导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强国，以更好地维护君主的统治。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应该劝科农桑，奖励耕战，用法律约束所有不利于耕战的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12。同时，还应该用法律来统一国民的思想，“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13。整合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从而间接地加强国家的实力。
二、韩非子的法治时代精神
1.法术势
1.1法
韩非认为法是治国的核心与根本，“明主之道忠法”14。最重要的是，从维护君主权益的角度出发，君主统率臣民也必须依靠法制，“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15” 人都有好恶，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教化，只有因其好恶而行赏罚才能致治。如“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16，所以“凡治天下，必因人情”17。韩非极力推崇君主专制，主张立法权由人主独擅，所谓“言无二贵，法不两适”18，同时主张立法为公，大倡一切从公不从私、为公不为私。同时必须兼顾法的稳定性和法的适应性，反对循古泥今，而应因时变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19。法以赏罚为主要内容并作为其推行的重要手段，“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20。同时，赏罚还要以法为依据，治政从法决定了赏罚要适当。
1.2术
韩非将君主术治内容总结为七个方面，称为“七术”，即“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智而问，七曰倒言反事”21，也就是说，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观察，二要做到惩罚犯罪以显示威信，三要诚信奖赏以使受赏人能尽其所能，四要注重聆听并以此来督责下级，五要利用足以使臣下互相猜疑的命令来促使臣下谨慎从事，六要在明知的情况下去询问他人的见解，七要说些与本意相反的话并做些与实情相反的事。当然，韩非认为，想要做到真正的术治并非易事，首先要做到正名。
1.3势
“势者，胜众之资也”22“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23“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24。韩非所提出的势，指的就是君主令行禁止的权力和制服臣下、民众的资本和地位。韩非认为权势有着无可比拟的功能，一可禁暴，“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禁暴是势的第一种功能。二是绝奸，“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三为便治，“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四是行法，“势足以行法。”在与法与术的关系上，韩非认为势是人主行法用术的前提条件，它的保持和运用需以法术为保障。韩非把势比作“君之马”，谓“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25”
2.法教思想
2.1以法治国以德辅之
韩非认为不能听任仁义道德教化，而要厉行法治，实施法治教育。许多问题往往超越了道德的范围，凭借道德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的，在此种情况之下，想要治理国家，单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推行法治教育，以法教为重点，同时用道德的力量辅助法治教育的实施。“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26 ”通过“法之为道”与“仁之为道”之间的利弊权衡，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劝功则公事不犯，亲法则奸无所萌。27 ” 在法与道德的关系上，韩非批判儒家所称的仁义、忠孝等观点，认为这些观念会影响君主至尊无上的地位，削弱君王的威严。在治国上，韩非坚持以法治国，以德辅之，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绝不能单单依靠道德的力量，道德不能解决已然发生的诸多事情，因而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臣民，使之做出利国的行为。
韩非认为“德”包涵两层含义，一是具体化意义的“德”，即“德”意味着奖赏和恩惠，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德”是抽象化了的概念，即“德”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国家发展的趋势状态。在韩非看来，德治主要用在奖赏方面。“德”与“法”均是治国的方法手段，“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28。以法治国并以德辅之，是韩非的主要治国理念。
2.2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不得不说，韩非的人性恶论影响了他诸多的治国观念，由于他对人性未抱有任何善的幻想，导致他不相信仅仅依靠道德就可以教育民众，特别是对于本身没有道德觉悟的人更是不会发挥效果，只有法治教育才会产生现实的效果。即使是在家庭教育中，法的功效也是不可磨灭的。
法治是治国的工具，君主统率一国不仅仅需要工具，还需要治国的人才，韩非认为各级官吏是协助君主的好帮手，同时对官吏应有的道德素质提出了要求。官吏要廉洁公正，“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29” 各级官吏执法要严，应不畏权势，不避权贵。如果官吏可以做到秉公守法，廉洁自律，那么国家就能被治理的秩序井然，“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30 ”同时，韩非主张官吏应是法术之士，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行修养，以“公义”为宗旨，“去私心行公义”31。“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32。还要有变故革新的精神，能明察与实干，“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33。只要以全体官吏为师，就能够使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广泛深入到民间，使广大民众都能够接受法治与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逐步养成守法纪与讲道德的良好思想和行为习惯。
3.明法与重刑
3.1明法
明法是为了做到令行禁止，而想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必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常说的立法为本，和“明法”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明确、科学、具体的法律并且业已公之于众，才有遵守并执行它的可能性。“法莫如显”，法律一定要公开。
谈到“明法”，韩非主张“明法”需遵守一定的原则，即制定的法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法需合于公正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谈到如何制定合理的法，就不得不与之前说到的法的特征相联系。首先，法需客观公正，立法时应放弃君主主观的喜、怒、爱、恶、智，而力求合乎客观天理，看到这我们会以为韩非终于暂时割舍了“君主为大、帝王为尊”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韩非还主张，立法具有专属性，只有君主才享有立法权，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觊觎，立法应当求功而不求全，因为世上不存在没有副作用的法。
3.2重刑
韩非的法治观中着重强调了刑治的重要性，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可能会因为利欲熏心而利令智昏，因而提出了以刑止刑的办法。“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34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刑案例。韩非认为，“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35民众容易犯小的过错，但小的过错也很容易改掉，只要在犯错的时候给予严惩，即可起到警示的作用，从而减少再次犯错的可能性。韩非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重刑出道德，施以重刑可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因而，施行重刑，对维护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并且能够纯净社会风气。
四、对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
1.历史的局限性
回顾几千年的法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辉，但由于时代及其他因素的局限性，韩非子的思想中仍充斥着不少落后消极的内容。下面仅列三点以示说明。
1.1人主独擅
马作武曾对法家思想有此评价，“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未得法治真谛的皮毛。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一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制度与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中国古代的所谓'法治主义'其实是专制主义的别称，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36”虽然他的观点夸大了法家思想的缺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法家思想中，维护君主专权是永恒的主题，作为法家主要代表的韩非子，这一点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韩非认为君主统治一切，主宰一切，享有绝对的专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要独断专行，不与他人分享权势，甚至不能与臣下分议政权，韩非子强调“势”，主张君主“独擅”。 这与为今我们倡导的平等、民主的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其实，韩非一直回避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君主犯罪了，又如何处理呢？张伟仁就从此处入手37，认为法家的思想远远没有实现其原本预期的效果。至于君主，由于其是“生法者”，又是最高的司法者，若其犯罪谁又能处罚他呢？又凭什么去处罚他呢？
1.2否定德治
韩非子的基本观点是提倡法治，对德治进行否定。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38，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39同时，韩非主张“法应独尊，极力强调仁爱之不足”40，从一定程度上分析，韩非过度重视法治而致否定了德治的作用。在“以吏为师”方面，他过度地看待人性中恶的一面，认为圣人不应去亲近小民，明主不应去做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把官吏看做连接每片叶子的树干和捕鱼的工具渔网，君主只要摇动树干，使用网就能够达到目的。完全剥离了君与臣的关系，带有很强的蒙昧主义的色彩。 1.3刑罚残酷
韩非主张重刑，因而鼓励多“大刑伺候”，并且还研发了许多极其残酷的处刑手段，比如车裂、五马分尸、腰斩、凌迟、千刀万剐等等，甚是野蛮。由于韩非过度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严重影响了其赏罚观，“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41，对于这种不为主用之人，必杀之。韩非特别担心“罚”的不足，因而主张重刑。虽然他知道赏罚应当适度，“用赏过则使民，用刑过者民不畏。又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42，但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最终目的，他忽视了本应把握的“度”而施以残酷的刑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2.现实积极影响
如上，虽然谈到了韩非法家思想的一些弊端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法治思想指引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法治发展与嬗变，对于如今继续推进法治转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诸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诚如牟宗三所言，正是先秦法家推动的变革实践完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转型，其特点为“政治身份和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其政治形态为“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43。
2.1法治利于维稳，构建和谐社会
正如韩非所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4，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瓶颈。在惩治犯罪方面，法治具有超凡的功效。“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畏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邢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45” 上文在阐述韩非法家思想弊端的过程中，我提到了“重刑”，虽然重刑会带来社会恐慌等不良后果，但对于犯有重罪或是拥有权势之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剂猛药，可以有效地惩治犯罪。故而，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打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稳定，通过惩治违法犯罪，可以起到补救与恢复的效果，并给予众人以警示，较少直至消除违法犯罪行为，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氛围，为发展经济和促进文化交流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2.2确保严格执法，实现人人守法
就立法、执法、守法三个层面而言，总体来看，韩非所主张的法治观念在执法和守法方面都具有相对进步的思想内涵。在执法方面，不能肆意妄为，而必须不枉不纵，严格执法，所以，统治者既不能因为仁爱而使“有过不罪，无功受赏46”也不能任意虐杀臣民。韩非还特别指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47” 而在守法方面，就连拥有无限权势的君主也要遵守法的规范，韩非主张君主也要受到法律制约，并要求君主带头奉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48 ”这是对韩非本身所固有的“君主至上”观念的挑战，无疑是一大进步之处。
2.3加强依法治国，兼重以德治国
目前，依法治国已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韩非法家思想正是全篇贯彻于加强法治这一主题线索之中，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的趋势相符。同时，韩非所提出的“明法”“法教”等观点对于当前条件下我国推进的法制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还应把德育提上日程，实现双管齐下，多方治理。韩非指出，通过国家的赏罚举措在社会上树立强有力的社会公共道德的良性导向，“小信诚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49 。加强诚信建设，惩恶扬善，顺应民意，稳定民心，使遵纪守法，言信行果，听令专一。由此可见，韩非的法学思想观与目前所实施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国策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