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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邹斯履、邹德真、邹德慈三兄妹随父母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远赴美国留学。
其父邹秉文，时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执行委员，曾与茅以升、杨杏佛共同任教东南大学，人称“东南三杰”。此前，邹家子女中的大哥邹斯颐、大姐邹德范和二姐邹德华都已先行赴美。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大约有三千余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于建设需要，先后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等，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出国。
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意安排和支持一批知识分子出国，为将来作准备，要求他们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广交朋友”，其中也包括邹斯颐和邹斯履。
1949年，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和颠沛流离之苦、热盼祖国和平富强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回国已是大势所趋。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大批留美学人归国效力，堪称建国后留学生归国的一次“千人行动”。
赴美之前的1946年，邹斯履参加新四军后，在去往延安时被捕。经父亲多方活动，他得以获释，回到上海家中。在养伤的这段时间，他常常跟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妹妹邹德真和邹德慈聊天，讲行军的艰苦，和蒋介石政权的腐朽。
“我们那时就猜到他是共产党员了，但并没当面问他。”邹德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八十余岁的她语调轻快，举止言谈仍有年轻时的干练。
抵达美国后，邹斯履先在密苏里州的派克大学半工半读，随后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
邹德真姐妹一开始跟随大姐邹德范住在波士顿，就读于当地中学。邹德范在威尔斯利女子文理学院和辛森学院先后获得体育教育和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但因家务繁重，工作后不久即辞职在家做全职主妇。其夫何惠棠在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所工作，与钱学森、华罗庚交往甚密。
1948年邹秉文辞职，赴美经商，在纽约长岛租了一套公寓，邹德慈即随父母居住。大哥邹斯颐与他们住得很近。彼时邹斯颐已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经党组织批准，在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一直到50年代初，邹德真姐妹才偶然得知，大哥与二哥邹斯履一样，早在1939年即加入中共。
邹斯颐有个要好的朋友徐鸣。“徐鸣胖胖的，爱吃，常来我大哥家吃中国饭。我们都叫他徐胖子。”邹德慈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她才知道，徐鸣是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圣诞节前，徐鸣来美，在波士顿附近一所不怎么知名的克拉克大学研究生院读国际关系和美国史。后来常常有人问他：“你拿的是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啊？”他总是满不在乎地笑道：“我是博士学位候选人。”
徐鸣是中国在美最活跃、持续时间最长的留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简称CSCA）的中坚分子。
此协会成立于1909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资助，中国学生自我管理，其初衷在于传播基督教思想和生活方式。协会设有东部、中西部和西部分会，各分会每年都会组织三次大型聚会：夏令营、冬令营和春令会。三个分会中，东部分会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纽约支会影响最大。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这个原本政治中立的组织日渐分化，一部分学生支持国民党，一部分支持或倾向中共，还有一部分持观望态度。各方都积极竞选各分会的会长、副会长，举行各种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徐鸣曾任东部分会会长。受身边人的影响，邹德慈来美不久就加入了CSCA，常常参加东部分会的活动。
邹德真加入CSCA，是1948年寒假，她去纽约探望正在朱丽叶音乐学院主修歌剧的二姐邹德华时。
二姐带她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时事座谈会，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形势时，会上发生了争执。有人大肆攻击中共，徐鸣等人立刻起身驳斥，对方哑口无言。
邹德真深受震撼，立刻报名参加了当年CSCA东部分会的冬令会。冬令会的主题是“我们在一个变革的中国担负的任务”，会后，邹德真找到会议发言人之一、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浦寿山请教，浦详细地为她讲解了中共的性质、任务，回答了是谁挑起内战的疑问。
1949年初，在时任CSCA东部分会会长陈一鸣位于纽约123街的公寓里，部分成员发起成立了“星期日聚餐会”。邹德华和邹德慈都是固定成员。有人画了一张动物园的漫画，将每个成员的头像移植过去，因此他们也戏称自己为“星期日马戏团”。
每周日，他们聚集在一起，轮流做饭，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
“学习《论联合政府》时，对未来真的是非常向往，觉得中国要变好了，将来一定要回国参加建设。”邹德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是一种非常简单朴素的爱国情感吧。”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那天正好是星期日，大家决定横渡纽约哈德逊河，以示庆祝。十余人从纽约坐轮船到新泽西州，再坐回来，天已很晚，但每个人都很兴奋。
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夜宿大街的严整军容通过报纸、家信传到大洋彼岸，让留学生们震撼不已。邹德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是在那时，她暗暗下定了回国的决心。
不久，邹德真得知国内在为南下服务团招兵买马，遂给二哥邹斯履写信，但久不见回音。于是，她又给当时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美洲华侨日报》去信，谈了内心的疑惑：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又是留美学生，不知道革命要不要我？不久，她收到了回信：“不是革命要不要你，是你要不要革命。”后来邹德真才知道，二哥早已休学，当时正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她收到的信就是二哥起草的。
“星期日聚餐会”成员：陈一鸣（后排站立者左一）、邹德慈（后排站立者左四）、邹德华（前排蹲坐者左三）以及邹斯履、邹德真（前排靠坐者右一、右二）。图/ 受访者提供
在CSCA的活动上，邹德慈与邹德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邹德真记得，东部分会副会长、比大家都年长的侯祥麟曾教大家跳美国的四方舞，他在一旁“左左、右右”地指挥。“他跳舞特好，人也很活泼，善于团结人。”邹德真回忆。
侯祥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拿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化工系的博士学位之后，考虑到波士顿名校集中，就于1949年1月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谋得了副研究员的职位，以便“在学生中多做一些团结工作”。
在波士顿，侯祥麟与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张钦楠等CSCA学员，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座谈会”。
如今82岁的张钦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47年国内“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期间，父母决定将他送到美国读书。
当时不到20岁的张钦楠，个子不高，性格羞涩。他自嘲主要是给侯祥麟当“跑腿的”，比如登记会员名单、申请会议室等。
每周六下午，他们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小会议室聚会，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传阅《中国文摘》（乔冠华在香港创办，是中共面向海外发行的第一份刊物）。
“波士顿有一个进步书店，美共办的，里面有一些中共的理论书籍，《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那里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看不懂，没想到是这样的。”张钦楠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们还常讨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展望自己的未来。在张钦楠的印象里，他身边的人中，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回国，三分之一的人准备留下，三分之一的人还在观望。
座谈会成员共十余人，包括后来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的周廷冲、卢肇钧、张兴钤和黄翠芬。林戊荪和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的兄长林鸿荪也在其中。
林戊荪所在的达特茅斯大学离波士顿有几百英里，每周六上午上完课，他会买一个“热狗”，然后到路边招手拦车。
“当时这在美国青年中很流行，叫hitch-hike。有时中途需要换几辆车才能到波士顿市区。”86岁的林戊荪嗓音洪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座谈会之后，会在侯祥麟家聚餐。侯祥麟租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太的房子里，正好位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之间。因为来往的人太多，房间总是很乱，德国老太太经常一边打扫一边打趣他：你人缘那么好，有那么多女朋友，也不帮你收拾收拾！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国内战争局势已经完全明朗。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周恩来就作出指示：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而且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
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薛葆鼎受命赴美。他在匹兹堡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化学工程期间，创办了读书团体“建社”。“建社”的名称为周恩来亲自改定，为“建设社会主义”之意。
与此同时，芝加哥的中国留美学生创建了芝社，明尼苏达州建立了明社，三社之间经常交流。
1948年底，三社的重要成员二三十余人在薛葆鼎和徐鸣的住处开会。《美洲华侨日报》社社长、后曾代表新中国出任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也出席了，给大家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最后决定，以三社为基础，在美国中西部成立“美中科协”。
“建社”成员、当年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求学的傅君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90岁高龄，但记性好，思维清晰。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起草科协章程时，他们专门去征求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授的华罗庚的意见。“其实芝社成立时就想邀请华罗庚参加，他不太支持，觉得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但这次，华罗庚积极参与，还发来了贺信。
之后，美国各地陆续建立了留美科协区会。1949年6月18日，十三个区会的代表在匹兹堡召开会议，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侯祥麟担任第一届干事会常务干事，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朱光亚等人陆续加入了协会。
至1950年3月，留美科协会员已达到700人，其中许多人同时也是CSCA的会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中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接待事宜。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年底，在CSCA东部分会的冬令会上，协会负责人宣读了已归国同学的来信，讲解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气氛热烈。
1950年1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周恩来领导下，竺可桢、李四光等1945年在重庆发起成立）发函给留美科协，称“亟盼火速回国参加工作”，并表示：“特设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并在北京设有招待所，供给临时食宿，并负责介绍工作。”
留美科协号召会员，“于最近日期”回国。留美科协海湾区会与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一道，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提供各种帮助，并协助解决由香港北上的船票问题。
2月27日，留美科协成员、日后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朱光亚以CSCA中西部分会会长的名义，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学生中征集签名。朱光亚等人还用《打倒列强》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指挥大家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
3月，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到达香港。在港期间，华罗庚写下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发出。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封信刊登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当时，邹德真才刚念大二，邹德慈还在读高中，父亲认为她们学业未尽，不主张她们回国。在哥哥们的再三劝说下，父亲终于勉强同意。 1950年初，邹斯履、邹德华、邹德真、邹德慈兄妹陆续回国。邹斯颐也经组织同意回国，进入对外经贸部工作。只有已在美国成家的大姐未归。邹斯履回国后，先进入中宣部毛选英译委员会任秘书长，后进入《人民日报》任国际评论员。邹德华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独唱演员。邹德真进入北京新闻学校就读，邹德慈则按父亲叮嘱考入大学，继续学习。
但大部分同学还在计划或观望中。
林戊荪的妻子张庆年时任CSCA中西部分会副会长。为了帮助大家做好回国的心理准备，从小喜欢演戏的她与哥哥张祥年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戏，内容是关于回国后可能在物质上、思想上遇到的困难的。
演出在同学会中引起了震动，也遭到了左派同学的批评。“因为当时是鼓励大家回国，许多人都在犹豫，结果你来了这个。”张庆年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
在CSCA东部分会波士顿支会创办的刊物《中国学生意见》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高眉的自述》（“高眉”指代高级知识分子），称自己非常想回国，但有许多顾虑。“我喜欢拉小提琴，回国后还能拉小提琴吗？我喜欢的西洋音乐还能听吗？”
林戊荪的哥哥林鸿荪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说，听肯定没问题，但在生活上要有和人民同甘苦的心理准备。
1950年6月25日，傅君诏去纽约送留美科协的一位同学回国，在唐人街吃完饭出来，在街上看到《号外》，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
“看到金日成向南进攻，就有一种感觉，中美两国可能会干起来。当时觉得，此时不回国，可能就回不去了。”傅君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第一时间拿着学校的介绍信赶到华盛顿，去美国国务院申请回国。
国共内战期间，在如何对待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上，美国政府内部不统一，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人员，美国国务院则想把他们留在美国，因此，政策时松时紧。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援助欧州的资金（ECA）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补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几年间，这些资助花费共达800万美元左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倾向逐渐明确，就是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大陆。政府一度买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船票，中国公民只有凭美国国务院的证明才能购买。
傅君诏好说歹说，对方以安全问题为由，就是不肯发给证明。
他听说可以取道苏联回国，跑去苏联大使馆咨询，但被告知，从旧金山到苏联的船票需要上千美金。这比“克利夫兰总统号”200多美金的船票价格高出太多，难以承受。
不久，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略有放松，傅君诏立刻赶到华盛顿，几经周折，拿到了证明。1950年9月，他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取道香港回国，被安排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林戊荪、张庆年、张钦楠都于这期间回国。张钦楠被安排去了上海的华东建筑设计院，林戊荪到英文《人民中国》半月刊任编辑，张庆年去了国际新闻局英语口播部。两个月后，林鸿荪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国，分配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后协助钱伟长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
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
1951初夏，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东部、中西、西部三个分会的负责人商议决定，为了保护学员安全，自行解散。
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其司法文书称：“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 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从1949年9月，至颁布禁令，一年间约有20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共约千人。
1954年，中国政府通过与美方的日内瓦会谈，为留美学者争取到返国的权利。不少高级科学家实现了回国参加建设的愿望，包括钱学森、郭永怀等人。
1986年，中组部下发（84）7号文《关于归侨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称：“在国外接受我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经中共党员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从接受党的任务之日算起。”根据这一规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邹德华、邹德真与邹德慈三姐妹相继退休时，都按照“离休”办理。
其父邹秉文，时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执行委员，曾与茅以升、杨杏佛共同任教东南大学，人称“东南三杰”。此前，邹家子女中的大哥邹斯颐、大姐邹德范和二姐邹德华都已先行赴美。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大约有三千余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出于建设需要，先后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等，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出国。
与此同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有意安排和支持一批知识分子出国，为将来作准备，要求他们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广交朋友”，其中也包括邹斯颐和邹斯履。
1949年，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和颠沛流离之苦、热盼祖国和平富强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回国已是大势所趋。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大批留美学人归国效力，堪称建国后留学生归国的一次“千人行动”。
“星期日马戏团”
赴美之前的1946年，邹斯履参加新四军后，在去往延安时被捕。经父亲多方活动，他得以获释，回到上海家中。在养伤的这段时间，他常常跟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妹妹邹德真和邹德慈聊天，讲行军的艰苦，和蒋介石政权的腐朽。
“我们那时就猜到他是共产党员了，但并没当面问他。”邹德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八十余岁的她语调轻快，举止言谈仍有年轻时的干练。
抵达美国后，邹斯履先在密苏里州的派克大学半工半读，随后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
邹德真姐妹一开始跟随大姐邹德范住在波士顿，就读于当地中学。邹德范在威尔斯利女子文理学院和辛森学院先后获得体育教育和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但因家务繁重，工作后不久即辞职在家做全职主妇。其夫何惠棠在哈佛大学计算机实验所工作，与钱学森、华罗庚交往甚密。
1948年邹秉文辞职，赴美经商，在纽约长岛租了一套公寓，邹德慈即随父母居住。大哥邹斯颐与他们住得很近。彼时邹斯颐已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经党组织批准，在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一直到50年代初，邹德真姐妹才偶然得知，大哥与二哥邹斯履一样，早在1939年即加入中共。
邹斯颐有个要好的朋友徐鸣。“徐鸣胖胖的，爱吃，常来我大哥家吃中国饭。我们都叫他徐胖子。”邹德慈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她才知道，徐鸣是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圣诞节前，徐鸣来美，在波士顿附近一所不怎么知名的克拉克大学研究生院读国际关系和美国史。后来常常有人问他：“你拿的是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啊？”他总是满不在乎地笑道：“我是博士学位候选人。”
徐鸣是中国在美最活跃、持续时间最长的留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简称CSCA）的中坚分子。
此协会成立于1909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资助，中国学生自我管理，其初衷在于传播基督教思想和生活方式。协会设有东部、中西部和西部分会，各分会每年都会组织三次大型聚会：夏令营、冬令营和春令会。三个分会中，东部分会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纽约支会影响最大。
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这个原本政治中立的组织日渐分化，一部分学生支持国民党，一部分支持或倾向中共，还有一部分持观望态度。各方都积极竞选各分会的会长、副会长，举行各种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徐鸣曾任东部分会会长。受身边人的影响，邹德慈来美不久就加入了CSCA，常常参加东部分会的活动。
邹德真加入CSCA，是1948年寒假，她去纽约探望正在朱丽叶音乐学院主修歌剧的二姐邹德华时。
二姐带她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时事座谈会，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形势时，会上发生了争执。有人大肆攻击中共，徐鸣等人立刻起身驳斥，对方哑口无言。
邹德真深受震撼，立刻报名参加了当年CSCA东部分会的冬令会。冬令会的主题是“我们在一个变革的中国担负的任务”，会后，邹德真找到会议发言人之一、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浦寿山请教，浦详细地为她讲解了中共的性质、任务，回答了是谁挑起内战的疑问。
1949年初，在时任CSCA东部分会会长陈一鸣位于纽约123街的公寓里，部分成员发起成立了“星期日聚餐会”。邹德华和邹德慈都是固定成员。有人画了一张动物园的漫画，将每个成员的头像移植过去，因此他们也戏称自己为“星期日马戏团”。
每周日，他们聚集在一起，轮流做饭，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
“学习《论联合政府》时，对未来真的是非常向往，觉得中国要变好了，将来一定要回国参加建设。”邹德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是一种非常简单朴素的爱国情感吧。”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那天正好是星期日，大家决定横渡纽约哈德逊河，以示庆祝。十余人从纽约坐轮船到新泽西州，再坐回来，天已很晚，但每个人都很兴奋。
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夜宿大街的严整军容通过报纸、家信传到大洋彼岸，让留学生们震撼不已。邹德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是在那时，她暗暗下定了回国的决心。
不久，邹德真得知国内在为南下服务团招兵买马，遂给二哥邹斯履写信，但久不见回音。于是，她又给当时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美洲华侨日报》去信，谈了内心的疑惑：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又是留美学生，不知道革命要不要我？不久，她收到了回信：“不是革命要不要你，是你要不要革命。”后来邹德真才知道，二哥早已休学，当时正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她收到的信就是二哥起草的。
中国问题座谈会
在CSCA的活动上，邹德慈与邹德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邹德真记得，东部分会副会长、比大家都年长的侯祥麟曾教大家跳美国的四方舞，他在一旁“左左、右右”地指挥。“他跳舞特好，人也很活泼，善于团结人。”邹德真回忆。
侯祥麟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拿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化工系的博士学位之后，考虑到波士顿名校集中，就于1949年1月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谋得了副研究员的职位，以便“在学生中多做一些团结工作”。
在波士顿，侯祥麟与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张钦楠等CSCA学员，成立了一个“中国问题座谈会”。
如今82岁的张钦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47年国内“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期间，父母决定将他送到美国读书。
当时不到20岁的张钦楠，个子不高，性格羞涩。他自嘲主要是给侯祥麟当“跑腿的”，比如登记会员名单、申请会议室等。
每周六下午，他们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小会议室聚会，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传阅《中国文摘》（乔冠华在香港创办，是中共面向海外发行的第一份刊物）。
“波士顿有一个进步书店，美共办的，里面有一些中共的理论书籍，《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那里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看不懂，没想到是这样的。”张钦楠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们还常讨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展望自己的未来。在张钦楠的印象里，他身边的人中，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回国，三分之一的人准备留下，三分之一的人还在观望。
座谈会成员共十余人，包括后来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的周廷冲、卢肇钧、张兴钤和黄翠芬。林戊荪和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的兄长林鸿荪也在其中。
林戊荪所在的达特茅斯大学离波士顿有几百英里，每周六上午上完课，他会买一个“热狗”，然后到路边招手拦车。
“当时这在美国青年中很流行，叫hitch-hike。有时中途需要换几辆车才能到波士顿市区。”86岁的林戊荪嗓音洪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座谈会之后，会在侯祥麟家聚餐。侯祥麟租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太的房子里，正好位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之间。因为来往的人太多，房间总是很乱，德国老太太经常一边打扫一边打趣他：你人缘那么好，有那么多女朋友，也不帮你收拾收拾！
留美科协的成立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国内战争局势已经完全明朗。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周恩来就作出指示：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而且从现在起就要注意培养。
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薛葆鼎受命赴美。他在匹兹堡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化学工程期间，创办了读书团体“建社”。“建社”的名称为周恩来亲自改定，为“建设社会主义”之意。
与此同时，芝加哥的中国留美学生创建了芝社，明尼苏达州建立了明社，三社之间经常交流。
1948年底，三社的重要成员二三十余人在薛葆鼎和徐鸣的住处开会。《美洲华侨日报》社社长、后曾代表新中国出任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也出席了，给大家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最后决定，以三社为基础，在美国中西部成立“美中科协”。
“建社”成员、当年在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求学的傅君诏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90岁高龄，但记性好，思维清晰。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起草科协章程时，他们专门去征求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授的华罗庚的意见。“其实芝社成立时就想邀请华罗庚参加，他不太支持，觉得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但这次，华罗庚积极参与，还发来了贺信。
之后，美国各地陆续建立了留美科协区会。1949年6月18日，十三个区会的代表在匹兹堡召开会议，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侯祥麟担任第一届干事会常务干事，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朱光亚等人陆续加入了协会。
至1950年3月，留美科协会员已达到700人，其中许多人同时也是CSCA的会员。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中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接待事宜。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年底，在CSCA东部分会的冬令会上，协会负责人宣读了已归国同学的来信，讲解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气氛热烈。
1950年1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周恩来领导下，竺可桢、李四光等1945年在重庆发起成立）发函给留美科协，称“亟盼火速回国参加工作”，并表示：“特设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并在北京设有招待所，供给临时食宿，并负责介绍工作。”
留美科协号召会员，“于最近日期”回国。留美科协海湾区会与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一道，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提供各种帮助，并协助解决由香港北上的船票问题。
2月27日，留美科协成员、日后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朱光亚以CSCA中西部分会会长的名义，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学生中征集签名。朱光亚等人还用《打倒列强》的曲调自编了《赶快回国歌》，每次聚会都要指挥大家齐唱：“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回国去，回国去！祖国建设需要你，组织起来回国去，快回去，快回去！”
3月，朱光亚、华罗庚等人到达香港。在港期间，华罗庚写下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发出。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封信刊登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当时，邹德真才刚念大二，邹德慈还在读高中，父亲认为她们学业未尽，不主张她们回国。在哥哥们的再三劝说下，父亲终于勉强同意。 1950年初，邹斯履、邹德华、邹德真、邹德慈兄妹陆续回国。邹斯颐也经组织同意回国，进入对外经贸部工作。只有已在美国成家的大姐未归。邹斯履回国后，先进入中宣部毛选英译委员会任秘书长，后进入《人民日报》任国际评论员。邹德华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独唱演员。邹德真进入北京新闻学校就读，邹德慈则按父亲叮嘱考入大学，继续学习。
但大部分同学还在计划或观望中。
林戊荪的妻子张庆年时任CSCA中西部分会副会长。为了帮助大家做好回国的心理准备，从小喜欢演戏的她与哥哥张祥年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戏，内容是关于回国后可能在物质上、思想上遇到的困难的。
演出在同学会中引起了震动，也遭到了左派同学的批评。“因为当时是鼓励大家回国，许多人都在犹豫，结果你来了这个。”张庆年对《中国新闻周刊》笑道。
在CSCA东部分会波士顿支会创办的刊物《中国学生意见》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高眉的自述》（“高眉”指代高级知识分子），称自己非常想回国，但有许多顾虑。“我喜欢拉小提琴，回国后还能拉小提琴吗？我喜欢的西洋音乐还能听吗？”
林戊荪的哥哥林鸿荪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说，听肯定没问题，但在生活上要有和人民同甘苦的心理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5日，傅君诏去纽约送留美科协的一位同学回国，在唐人街吃完饭出来，在街上看到《号外》，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
“看到金日成向南进攻，就有一种感觉，中美两国可能会干起来。当时觉得，此时不回国，可能就回不去了。”傅君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第一时间拿着学校的介绍信赶到华盛顿，去美国国务院申请回国。
国共内战期间，在如何对待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上，美国政府内部不统一，美国移民局希望赶走这些人员，美国国务院则想把他们留在美国，因此，政策时松时紧。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援助欧州的资金（ECA）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补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几年间，这些资助花费共达800万美元左右。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倾向逐渐明确，就是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大陆。政府一度买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船票，中国公民只有凭美国国务院的证明才能购买。
傅君诏好说歹说，对方以安全问题为由，就是不肯发给证明。
他听说可以取道苏联回国，跑去苏联大使馆咨询，但被告知，从旧金山到苏联的船票需要上千美金。这比“克利夫兰总统号”200多美金的船票价格高出太多，难以承受。
不久，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略有放松，傅君诏立刻赶到华盛顿，几经周折，拿到了证明。1950年9月，他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取道香港回国，被安排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林戊荪、张庆年、张钦楠都于这期间回国。张钦楠被安排去了上海的华东建筑设计院，林戊荪到英文《人民中国》半月刊任编辑，张庆年去了国际新闻局英语口播部。两个月后，林鸿荪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回国，分配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后协助钱伟长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
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
1951初夏，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东部、中西、西部三个分会的负责人商议决定，为了保护学员安全，自行解散。
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其司法文书称：“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 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
从1949年9月，至颁布禁令，一年间约有20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共约千人。
1954年，中国政府通过与美方的日内瓦会谈，为留美学者争取到返国的权利。不少高级科学家实现了回国参加建设的愿望，包括钱学森、郭永怀等人。
1986年，中组部下发（84）7号文《关于归侨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称：“在国外接受我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经中共党员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从接受党的任务之日算起。”根据这一规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邹德华、邹德真与邹德慈三姐妹相继退休时，都按照“离休”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