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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健康市场就像蒙着薄纱的画像，看起来很美，但很难看得清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卓永清感叹。
2009年之前的近30年的时间里，跨国研发制药企业研发的创新药物和中国市场的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高度契合因而发展迅速，同时这些引入中国的药物也成为中国仿制药行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自2009年启动新医改至今，对于外资药企来说，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五年。一方面，乐观的前景似乎伸手可及。2013年下半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发展目标：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漫长的药品审批周期、力图控费带来的市场萎缩、不断变动的招标政策，以及一大批专利药品过期等等市场因素，又让外资药企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根据IMS的数据显示，外资制药企业在医院市场的份额已经由2007年28%降至2012年的25%。
一位外资医药公司的副总裁对此深有同感，她是这家外资企业最早的中国员工之一。她在7月中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企在中国，进入了下半场。”
新药变旧药
从今年上半年以来，很多外资药企的研发部老大就不得不放缓了中国研发项目的进度，他们被要求重新排队，等待审批文件。过去，中国对于新药一直采取两报两批制度——临床试验和药品上市都要经过审批，但是今年3、4月份左右，这种做法被改变了，“重新排队，相当于三报三批了”，卓永清抱怨说，“本来平均5-8年的药滞，再次被延长了两三年”。
这样的做法在今年3月发布的《201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有所体现。这份报告称：“鉴于专利到期药品的仿制对公众用药的重要意义，对2013年至2014年药品专利即将到期的品种进行了调研和梳理分析，共计89个品种，并对其中已申报至药品审评中心的62个品种，研究确定了相应的审评策略。”
这份报告或许在暗示，中国药品审批中心把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放在了仿制药的审批上。过去，中国的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是“重”创新“轻”仿制，很多中国的仿制药企业一直抱怨这种政策不合理。南京摩迪康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任毅就曾抱怨说，在未来20年中，仿制药仍是医保事业的主力军，所以应该加快仿制药的审评审批。
但是，不管是中国医药企业的仿制药还是外资药品企业的原研药，都受累于中国漫长的药品审批体系。作为外资研发制药企的代言人，RDPAC一直在关注中国药品的审批速度，卓永清认为，“速度似乎感觉越来越慢了。”
RDPAC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药品临床试验审批时间在10到18个月左右，这比全球很多国家都要慢得多。可以类比的是，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只需要4个月，新加坡只需要2个月，而速度最快的美国只要1个月左右。
对于那些生产专利药品的外企來说，等待的代价尤其昂贵。统计显示，每个新药在成功问世之前，其研发过程平均耗时10至15年，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这些医药企业亟需在药品上市之后，在专利到期之前享受独占市场的红利，以回笼之前的大额研发费用。
但是，中国药品审批中心也非常无奈。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监局的处理能力无法匹配医药行业创新研发的增速。比如，2008年至2010年间，临床试验申请审批的案例数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然而在此期间，药审中心的人员编制却没有相应扩充。
目前，中国药监局的药品审评中心仅有120名人员，和台湾地区人员数量相当，而其受理的审批数量则是台湾的20倍左右。可以类比的是，美国和欧盟类似部门的人数则分别达到了4677人和4500人，但其每年的审批数量却远远低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此外，中国对进口新药的一期临床试验采取了管制政策。目前，国内一期临床试验的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很大程度是由于对临床试验的监管过于严格。一位医药企业的研发高管曾抱怨道：“我愿意做更多的专门针对中国患者的药物研发工作，但现在我在中国完成‘发现’阶段的工作后，然后要去韩国或日本完成一期临床，再回到中国完成后期临床试验。这样浪费的时间太多。”
价量难两全
另一让外资药企郁闷的则是创新药难进医保目录。
在中国，创新药品如果想普及到终端用户，必须入列国家药品报销目录（NRDL），完成以省为单位的药品统一招标和以医院为单位的进药的流程。
但是，目前中国的国家药品报销目录每4到5年才更新一次，而德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则是滚动更新其报销目录，其他如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等国也至少每年更新一次。因此，那些最近几年上市的新药就没有进入目录的机会。
而且，各省药品招投标流程五花八门且难预测，有些省标耗时1到2年不等，而在其他国家，仅需半年就可以完成药品招投标工作。再加上后续医院进药流程所需耗费的时间，在中国获得市场准入时间要比其他国家晚4到8年不等。这种漫长的市场准入流程大大减少了创新类化合物的有效专利时间。
即便进入医药目录，外资药企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在医保机构力主控费的地区。目前，上海、河北、广东等地的医保机构采取了总额控费的控费手段，具体的操作路径是医保中心给所在地区医院制定指标，超支部分由医生和医院部分垫付。制度出台的初衷是为了遏制医保支出的快速上涨。不过，一些医保患者发现，每到月底或者下半个月的时候，医生会建议服用价格低廉的国产药品，原因就是为了控费。
此外，新医改之后，出台了覆盖更多人群的医保政策，促进了中国医疗医药市场的扩容。但是，市场增量更多来源于基层医疗市场。在这些市场，占据主流的是性价比更高，多数由中国药企生产的基本药物。 而原研药包括专利药只有满足发改委的最高限价，才有资格进入基本药物目录，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原研药进入目录。
为了获取基层医疗市场，一些外资医药企业希望以降价换增量，拿到基本药物目录的“通行证”，比如默沙东。
2009年5月，北京一些三甲医院收到了来自默沙东公司的邮件。邮件表示，默沙东将在2010年1月1日起统一降低舒降之（化学名为辛伐他汀的降压药）的出厂价。
实际上，默沙东降价的想法由来已久。在这之前，辛伐他汀成为唯一一个入选基本药物目录的他汀类降脂药物，而基本药物的一大特点就是性价比高，如果想在这个市场获得更大的销量，降价是必然选择。
舒降之的降幅超过50%，甚至低于一些国内药企同类药品的价格，而此次降价无疑是一场冒险，短期内默沙东的损失可能达到数亿元。
但是，知情人士透露，降价之后，舒降之的市场份额并未实现爆发式增长。
“外资药企再降价，也没有国内药企的价格便宜。”卓永清说。
除了主动降价，过去享受单独定价的原研药，可能将会丧失“单独定价”的资格。
设立“原研药”制度初衷是鼓励企业不断提高药品质量，研发新药。由于中国医药产业较为落后，因此享受這一“优惠政策”的多是外资药企。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年初宣布：将完成75个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如果再经过进一步的科学全面地评估，证实仿制药与原研药一致性无差别，则没有充分的依据证明原研药单独定价权存在的必要。
由于原研药的单独定价权并不受专利到期的制约，随着部分国内仿制药企业质量不断提升，甚至走出国门，因此对取消原研药单独定价资格的呼声很高。
不过，RDPAC认为，取消单独定价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现有的18.9万余张药品的上市许可中，超过九成的许可证于2007年实施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之前发放，远低于目前现行的上市批准标准，这些产品仿制药占绝大多数且多数没有与被仿制品进行对照性研究。因此，若按照2007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来看，目前绝大多数产品还没有被证实为“合格的仿制药”。
因此，作为外资研发制药企代言人的RDPAC，希望能够 “单独定价”政策能够延续。2012年，RDPAC发布了一份名为《全力提升中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的报告，这份报告给出几条建议，其中一条表述如下：“在中国药品的市场准入慢于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下，”“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专利期后设立几年的价格保护延续期的可行性。质量不同，价格应有差异。”而主张优质优价、反对唯低价政策的还有部分国内大药企。
让外企痛苦的还有，自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31个省可能就有31种招标方法，即便在一个省内，多个地区的招标制度亦不相同。同时由于各地普遍没有“新药备案采购”制度，如果新药的上市日期错过了当地的招标时间，那企业只好等待2到3年后的下一轮招标了。
一位外资药企人士说：“连部委之间的看法亦不相同。”比如药品的统一招标过后，医院能否进行二次议价，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部委对于政策的解读并不相同，这让那些制药企业左右为难。
在外企待了二十年左右之后，前述外资药企副总裁感叹说：“我还记得，二十多年以前外资药企进中国时，把国外的一些产品，以及一些好的先进的做法和理念引入中国，进行销售，就可以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市场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更多了。”
尽管中国医药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卓永清依然对跨国研发制药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中国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随着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蒙在画像上的轻纱终将被揭去”，让制药企业能够看得清楚并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