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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许不是年纪最大的上访者，但至少是级别最高的——副部级。8月29日，一则新闻把这位92岁的老人的生活彻底打乱了，家里座机成了热线，一拨拨来访者纷至沓来，尽管老人不得不重复着同样的话，可他仍不急不徐，乐此不疲。毕竟，这是他一直期待的一天。
他叫杨维骏，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那条新闻是：8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杨维骏1993年退休，白恩培2001年方才调至云南，实际上毫无交集的两人，最终的身份定格在举报者和被举报者。
退休二十多年，杨维骏一直作为一个退而不休、“挑刺找茬”的另类官员存在。
“我总提意见，白（恩培）很讨厌我”
杨维骏的家位于昆明二环边上的一处干部小区。多年的举报以及频繁的接触媒体，让老人早已成了小区里的“名人”。8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入小区前，进行例行登记。工作人员边开门条边说：“找杨老一般都是来采访的。”
因为老伴有午休的习惯，他大都在下午三点后会客。杨维骏会亲自为访客开门，虽然动作迟缓，稍有驼背，但他思维敏捷，说话逻辑清晰，并不像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此时，距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免职过去了十多天，云南官场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在杨维骏的举报材料中也曾涉及张。“听说张田欣举报有功，所以后面应该有‘大老虎’。”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让杨维骏没有料到的是，“大老虎”来得如此之快。25天之后，他举报材料中主角之一的白恩培应声落马。
2001年10月，白恩培自青海省委书记任上调至云南。退休8年的杨维骏起初对白的印象并不差，在春节团拜会、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会逐一向老干部问候，并征求大家对省委以及云南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而杨维骏也从不客气，主动发言，直陈积弊。
杨维骏从来都是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官员，有他出席的会议很难在“和谐气氛”中进行。退休前，他曾兼任云南省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副组长，大家不想得罪人，在会上默不作声，他直言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他得知某任省委书记的儿子靠批条子倒卖香烟赚取巨额差价，遂向上级反映；省政协主席要求在政协系统开展“评先进活动”，杨维骏认为违背了政协角色定位，跳出来反对，“在政协委员中评选先进，不利于团结。”
从2003年起，昆明迎来了以滇池为中心的“一湖四环，一湖四片”的造城大动作。
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显然令领导反感，可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我总是提意见，白很讨厌我。”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
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很快，党内和民主党派的老干部的座谈会不再一起开，每次发言，他也被安排在最后，可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超时，主持人便结束会议。自知被领导厌烦的杨维骏在开会前都会做两手准备，拟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数份书面材料。一次，下午两点开会，他在上午11点接到电话通知，下午会议的发言已排满。“没关系，我准备了书面材料。”杨维骏对工作人员说。
下午的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白恩培象征性地问：“杨老，还有什么意见吗？”“我的书面意见在开会前已经交给你们了。”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抗议。
不过，杨维骏有的建议确能立竿见影。
2008年之后，昆明逐渐进入大规模“城中村”改造，而不属于“城中村”改造范畴的云南省广电局小区94号院以及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片区也被列入之中，有26个单位的职工住房面临被拆的危险。
与此同时，圆通寺的一座藏经楼，由于资金匮乏，年久失修，但市政要求其一个月内修缮完毕，否则按烂尾楼处理。僧人多方求助无果，找到了杨维骏。
杨维骏将上述两个问题写成材料。在2009年新春团拜会上，杨维骏起初打算等白恩培来敬酒时将材料递给他，“但他肯定会顺手交给秘书，起不到效果。”杨维骏改了主意，利用白恩培上台致辞的机会，他走到主桌，将事先打印好的材料分别交给在座的每一位省委常委。等白回到座位上时，桌上正摆着这份材料。最终，两件事都得到妥善解决。
不是所有反映的问题处理结果都能尽如人意。杨维骏对于调查人员“找官不找民”的工作做法极为不满。一位省纪委领导说：“你要相信组织。”杨维骏立马反问道：“组织是人构成的，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尽管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杨维骏对白仍未产生好感。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2008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组长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表示感谢。2008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头版的一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向我省省级领导班子通报情况》的报道中，房凤友讲到云南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积极探索对矿业权设置和转让的有效途径，建立和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的良好秩序。”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 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实名举报现任省委书记，消息在高层和老干部圈内不胫而走，他还收到匿名信，除了表达敬佩，还提醒他注意安全。但妻子不解，对他的举报颇有微辞，甚至担心他被人利用。可杨维骏不容家人置喙，依然如故。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从不会选择沉默。
不过，杨维骏为公众熟知，还是因为他公车上访的“创举”。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坐着他的车牌为云AA9135的奥迪A6，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在云南，云AA9开头的车牌为省领导的专配用车。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用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并不合适。“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杨维骏反问道。
或许是因为示范效应，自此之后，不少失地农民都会找杨维骏。在无法获得补偿，上访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杨维骏成了他们的某种希望。而杨维骏也都来者不拒。
2013年5月13日下午，昆明市晋宁县广济村民召开“保护农田群众大会”，邀请杨维骏参加。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出席，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
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车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
2013年夏秋之交，杨维骏准备赴京治疗眼疾，但在出发前，被通知到省政协开会。事实上，近二十位与会者，而真正的主角只有他一人。
一位省领导率先发问：“你说贱卖铅锌矿案，我在省政府任副省长多年，怎么没有听说？”杨维骏答：“我是据实举报。”
领导说：“美国是讲民主的，尚且对斯诺登要严加防范限制，我们对你也要加以限制。”
把他比作斯诺登，杨维骏有些生气：“美国是假民主。”
这位领导也很不满：“你是李（公朴）闻（一多）时代的老革命，过去我对你十分敬重，现在七分敬重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要去参加晋宁农民大会？”
杨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委书记最后表态也说让我多去指导。”
领导马上接茬：“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只会直来直去。”会场笑声一片。
与杨维骏谈话的这些领导都清楚，杨维骏是个谈判高手。早在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指派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2013年，在北京治疗和休养期间，杨维骏曾先后两次赴中纪委上访，反映云南存在的问题。而他的实名举报，也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总结为三个之“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回到昆明，杨维骏也并没有放弃对白恩培的举报。事实上，白恩培在云南的口碑并不好。一位接近白恩培的内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讲，白乐于休闲，喜欢打牌。在赴地州考察时，下属们经常陪他打扑克。他的另一大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在任时，一周会打一两次，卸任省委书记后打得更为频繁。这位人士也曾到此高尔夫球场参观，球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该球场的设施是最好的，“白书记都是我们的常客。”
另一个被圈内人士诟病的是，白恩培的第二任妻子张慧清，在青海时曾是一名宾馆服务员，后调至昆明，最终成为云南电网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而张的能力也遭到质疑，一位云南资深媒体人士曾现场听张讲话，“连几页纸念下来都吃力。”这位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她逐桌敬酒，走到媒体记者桌时，未讲任何客套的祝词，举杯时只讲了四个字，“喉舌，喉舌”，随后转身离开。
对于白恩培落马，杨维骏并不意外。在此之前，他曾找到同住一个小区的某位省委主要领导，反映自己举报白恩培的情况，但这位领导以白恩培为中央管理的干部为由回绝。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落马，但杨维骏说，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他还会提下去。他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