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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苦寒行》
曹操的诗全是乐府，乐府诗的传统是“缘事而发”，一向以叙事见长，曹操遵用这样的传统，例如他那著名的《薤露行》、《蒿里行》写汉末动乱的由来和发展，即都以叙事为主，实事求是，非常具体，曾被称为“汉末实录”；而曹操诗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善于在这样的“诗史”式作品融入抒情的成分，实行了诗歌中两大传统的结合，而且非常自然，绝不生硬，为后来者提供了榜样。
《薤露行》、《蒿里行》等诗在叙事之馀抒写他的悯时悼乱之情，洋溢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感，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为一般建安诗歌所不及。后来的政治家和富于政治热情的文人写起国家大事来，大抵多走这一条路径。
但曹操还能更进一步，有时竟敢于暴露自己的弱点和内心的矛盾。例如作于建安二十年（215）征张鲁之役时的游仙式诗篇《秋胡行》二首，当写到自己用兵不利时，坦然自陈“意中迷烦”，最后才用“戚戚何所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汎汎放逸，亦同何为？”这样的精神正能量把曾经有过的消极面克服掉。这种敢于解剖自己、充满精神深度的诗历来不多见，在高端人物那里更极其罕见。曹操很懂思想和艺术的辩证法，很少一味唱高调，他不仅是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了不起的诗人。
这种辩证法也表现在曹操描写其在征战过程的其他诗篇中，在这里他也并不讳言遭受的挫折和内心的矛盾。建安十一年（206）出征降而复叛的并州刺史高干时所作《苦寒行》就是突出的一例。此诗重点描写军行之苦，其中特别提起想回故乡这样一层意思：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诗经·豳风·东山》是写追随周公征战三年的士兵在回乡途中思念家乡的名篇，民歌那样立言原是很自然的；而曹操这首诗里则全是难以忍受的艰苦——更像是一个小兵在诉苦。
作为最高统帅的曹操竟然写这样的诗很有点出人意外，以致曾经遭到很大的误解，如清朝诗论家吴淇说：“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首云‘北上太行’，冒险而行，实喻其初念，未尝不思建功于汉室。‘熊罴’云云，喻当时外有群雄，内有诸臣，以致事不克济。于是乃思退步，如周公之归东山也。然周公当周室之初，故一东山可归，今日当汉室之末，宁有东山可归耶？呜呼，当此徘徊中道，欲求一夕之栖泊而莫能，况乃如《东山》之诗云云哉？此所以喟然而悲。”此说求之过深，离开了《苦寒行》文本的实际，显然不足取。
事实上征高干一役时当隆冬，道路艰险，曹操和他的部下吃苦不少；曹操体察下情，写诗为他们诉苦，乃是表达了一种“悯劳恤下之意”。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次大家辛苦了，我与你们同在；想回老家的意思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未尝不这样想——他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是：尽管如此，这一仗还得打到底！范大士《历代诗发》卷二说：“魏武善用兵，今观其言，与士卒同甘苦如此，魏安得而不昌乎！”看来此诗表达了一种特别的心理深度，即揣度士兵的心理并表示认同——“思欲一东归”，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啊。因悯劳恤下而不惜暴露自己的动摇和矛盾——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曹操绝不是那种一味唱高调的领导人，他善于体察人心，而这正表明他不仅善于用兵，很会做思想工作，而且也很会写诗，具有绝大的本领。
曹丕《折杨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倐忽万里行。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名，赤松垂空言。
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上面这首曹丕的《折杨柳行》诗，前面讲仙人的奇迹，以及服用了仙药即可生出羽翼，轻举飞升，乘云远游，看到茫茫四海；而后则指出仙人全是假的，方仙道那一套奇谈陷于“迂怪”，完全不可信，自己只信仰“圣道”即儒家学说。
在曹丕生活的年代，方士非常活跃，关于仙人的奇迹到处传播，相信的人很多；而曹操和他的儿子们则是不相信的。《文选》卷二十四曹植《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曹操《善哉行》诗云：“痛哉世人，见欺神仙。”曹丕也在《典论》里明确指出：“夫生之必死，死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服药飞升、长生不死，全是胡说。
曹操本人延揽过大批方士，据曹植在《辨道论》中所说，这是因为方士们各有异术，“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福、栾大之徒也”，曹操将他们集中起来是因为“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羡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他又说，这些方士因为知道操的态度，所以“终不敢进虚诞之言，出非常之语”云。曹操很希望长寿，注意学习方士们所掌握的某些养生窍门，他在《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成仙不死是不可能的，争取活得长一些是可能的，这就得讲究“养怡”，他在这一方面向方士们学到不少东西。曹丕的态度大抵也是如此，他写《折杨柳行》诗正是写来“调笑”的，其诗先让迷信者自吹其信仰，然后再痛加驳斥。
在同一首中安排对唱是很古老的办法，远一点的例子如《诗经·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此诗当为男女对歌。前一章是男子之词，他说你家在东门外广场附近生着茜草的地方，那房子虽然并不远，可是人却远得很啊！后一章女子回答说，我知道你家在东门外栗子树底下，我哪里不想念你？是你不来找我啊！带有对歌性质的《楚辞·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很可能本是一首，后来才分作两首。近一点则如《古诗十九首》其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这里前四句为居者的女性之词，后四句则是行者的男子之词，两者用对唱的格局互相呼应，后来南朝民歌中更有许多赠答之作。现在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仍然讲究对歌——把赠答的两首连起来写，就成为《涉江采芙蓉》和《折杨柳行》的样子了。
傅咸《赠何劭王济诗》
傅咸（字长虞，239～294）在西晋不算什么重要的诗人，而作品又亡佚已甚，现在只能看到不多几首赠答诗。
比较重要的是一首《赠何劭王济诗》，曾被录入《文选》（卷二十五）。诗序云：“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并以明德见重于世，咸亲之重之，情犹同生，义则师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欢。咸亦庆之。然自限闇劣，虽原其缱绻，而从之末由，历试无效，且有家艰，赋诗申怀以贻之。”原来傅咸同何劭、王济两位高官都有不算远的亲戚关系。按何劭（字敬祖，236～302）是西晋开国重臣何曾之子，地位一向很高，《晋书》本传记载他“少与武帝同年，有总角之好。帝为王太子，以劭为中庶子。及即位，转散骑常侍，甚见亲待。劭雅有姿望，远客朝见，必以劭侍直。每诸方贡献，帝辄赐之……迁侍中、尚书”。他身份特殊，地位之高自是傅咸无可比拟的。王济（字武子）出于太原王氏，祖父王昶、父亲王浑都当到三公一级的高官，他本人“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书郎，以母忧去官。起为骁骑将军，累迁侍中”，也是背景硬，升迁快。傅咸写这首诗赠他们的时候，两位同时在门下省担任侍中。诗中颇多弦外之音，无非是要巴结这两位围绕在皇帝身边的要人，诗云：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赫赫大晋朝，明明闢皇闱。
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
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
携手升玉阶，并坐侍丹帷。
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
斯荣世所钦，缱绻情所希。
岂不企高踪，麟趾邈难追，
临川靡芳饵，何为空守坻。
槁叶待风飘，逝将与君违。
违君能无恋？尸素当言归。
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
进则无云补，退则恤其私。
但愿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傅咸对于两位亲戚“并坐侍丹帷”羡慕仰望之至，又说自己行将“归身蓬荜庐”，与对方的差距将更远；最后几句一方面表示谦虚，同时也颇有希望对方关照的意思。这是一首拉关系的诗。魏晋时代门阀逐渐形成，高门之间互相通婚，形成复杂的关系网，枝叶交通，盘根错节，组成了所谓上流社会，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攀高枝，拉关系自然在所不能免，只不过往往比较风雅，不那么迫不及待罢了。
司马彪《赠山涛》
人们愿意结识地位比较高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乃是人之常情；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啊。至于为了谋取出路，有时须作自我推荐，更是古今中外都要做的事情。只要不做假材料乱吹牛，或行贿营私，就不存在道德问题。这一类事情古已有之，只是具体操作有所不同。晋朝人的风雅之处在于，他们喜欢用诗歌来高攀要人或自我推荐，颇有名篇。《文选》卷二十四赠答类下有司马彪的《赠山涛》，就是一首典型的干谒求官诗，而措辞非常之风雅并且自信：
苕苕梧桐树，寄生於南岳。
上凌青云霓，下临千仞谷。
处身孤且危，於何讬余足？
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鷟。
今者绝世用，倥偬见迫束。
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
焉得成琴瑟，何由扬妙曲？
冉冉三光驰，逝者一何速！
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踯躅。
感彼孔圣叹，哀此年命促。
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
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
诗中自比挺拔高雅的梧桐树——这是可以栖息鸾凤的高贵树种，其材质往往用来制造高级乐器，可恨无人问津，不为世用，流年似水，恐将老去。
诗人自称“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鷟”并非吹牛，他的出身确实非常高贵，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进之孙，晋王朝建立后其父司马睦先后被封为中山王、丹水县侯、高阳王，作为家中的长子，司马彪继承王位是早晚的事情；可是很不幸，司马彪青年时代“好色薄行”，司马睦很不高兴，将他出继为司马懿幼弟司马敏之后，“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司马睦不仅地位相当高，而且活得比较长，只要他活着一天，司马彪就不容易凭借家族的背景实现咸鱼翻身。
经过一番打击之后，司马彪改邪归正，刻苦读书，颇有著述，注《庄子》，作《九州春秋》，又作《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志”这一部分到萧梁时被补入范晔《后汉书》，流传至今。他还订正了谯周《古史考》中的一百二十二事，多据汲冢新近出土的《竹书纪年》，表现了不俗的学术眼光，惜已失传。
除了发奋著书以外，他还得争取出仕，于是向主管官员任免的吏部尚书山涛送出此诗，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提携。山涛对此举的反应现在看不到具体的材料，但司马彪的命运确有变化，《文选·赠山涛》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司马彪……初拜骑都尉，太始中为秘书郎，转丞，后拜散骑侍郎。”其中应有山涛在起作用。
山涛长期担任吏部的主官，其后官职一再升迁，而始终负责吏部，主典选，《晋书》本传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深得晋武帝信任。本传又说，山涛“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可见他在充分尊重皇帝旨意的前提下，也确实会用人才。像司马彪这样过而能改确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担任秘书郎一类的官员是合适的。
陶渊明《拟古》诗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此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第一首。《拟古》并非组织严密的组诗，各首之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密切联系，排列的顺序也未见有何深意。这正如他的《饮酒》，据诗序所说，这里的二十首“辞无诠次”，顺序也是很随意的。陶渊明一向洒脱无拘束。
这首诗的主题在于感叹道德低落，人心不古。过去，如果外出一趟，分手时与老朋友约好不久再见，此后总会念念不忘，途中碰到新朋友，亦复真诚相待；等到回到原处，才知道老朋友已经不在了，遂觉得自己有负于彼。诗的开头以兰、柳起兴，很像《古诗十九首》的写法。曾经的“荣荣”之兰、“密密”之柳现在已经枯萎衰败，暗喻先前的友人（亦即第三句中的“君”）业已下世。人生易老，多见亲友凋谢，这是老年人常常会提到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少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面说得激昂慷慨，天花乱坠，好像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玩命相助，可是分手以后就什么感情也没有了。老年人容易产生这种感叹。
朋友是老的好。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即使几十年不联系，偶一见面，感情如旧。新结识的朋友就不大可能这样了。小时候大家都天真无邪，只有所谓“赤子之心”而无“机心”；以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有各色各样的关系，难免会有些社交场中的客套或名利场上的计算，不容易有早年那样的真挚了。
前人解说此诗，颇有喜欢往政治上拉的，特别热衷于联系晋、宋易代来立论，例如说诗中的“君”指晋王朝的国君；又有人大发议论说：“渊明初辞义熙之辟，亦谓时未可以仕耳，岂图大命遽倾，终古永诀哉。如谓未受国恩，无庸缱绻，则彼中道倾盖，遽许心交者，夫岂无人。而乃坐视枯衰，徒呼负负，国士之酬知安在？忠厚之投报皆虚。”凡此种种，皆推想过远，恐为陶渊明想像所不及。
最近看到一种新说，认为《拟古》九首都是陶渊明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曹植的生活和思想；其一这首诗表现了曹氏外戚卞兰的悲剧，表达了曹植对卞兰的深厚同情，也表现了他与杨修的深厚交谊和他的深切哀思，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汉魏时代的政治罪恶。此说颇新颖可喜，但卞兰死于曹植（192～232）身后，《三国志·魏书·卞后传》附卞兰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明帝迷信巫女的用水方，事在青龙三年（235），然则卞兰不管是病（“消渴”即糖尿病）死还是被迫自杀，均非曹植所可知——这首诗如何可能是表达曹植对卞兰悲剧的同情呢？
中古时代许多优秀的抒情诗往往抒发普泛的人生经验通感，而非以特殊事件为谜底的谜面，它们能打动后代读者的原因即在于此。读陶诗似最宜向平常处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