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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一章《国共的十年对峙》第二节《“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中首段有这么一段文字：“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向中央递交辞职书，从此他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并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次行动。”很显然，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它结束了大革命时期屡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并且为即将到来的南昌起义打下了基础。可就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议，到底是一次什么名义的会议呢？教材对此只字未提。
实际上，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指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总书记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于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７月８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事变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因而，这次重要的会议实际上应该就是1927年7月12日到26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主持下召开。中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会上，党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展示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始改变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的决策和措施，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奠定了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良好基础，这是一次我党史上重要而无名的会议。G
实际上，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指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总书记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于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７月８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事变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因而，这次重要的会议实际上应该就是1927年7月12日到26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在鲍罗廷主持下召开。中央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不服从这一决定，向党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从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实际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会上，党中央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宣言展示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始改变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确定的决策和措施，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奠定了开创中国革命新时期的良好基础，这是一次我党史上重要而无名的会议。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