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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上午9时许，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的大门外，一米多高的铁马（铁栅栏）将支持和反对政改的人群隔开。
81岁的林广兆也加入了支持政改的人群，顶着烈日和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林广兆所在的人群，以中老年人为主，而反对政改的人群中，则多是衣着时尚的年轻人。
对于铁马另一边的众多年轻人，爷爷辈的林广兆理解他们的一些诉求，但更多是担忧。一天后，在香港标志性建筑中银大厦的办公室，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林广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两个多小时过程中他多次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抓发展经济和多关注民生，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但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的想法和期望值不要与香港的现实脱节。
在林广兆看来，年轻人还没给社会做贡献，就对社会现象有过于强烈的不满，那就等于脱离社会、脱离现实了。
81岁的林广兆至今退而不休，每周一到周五都和公司所有员工一样到公司正常上班。他走路和用餐的速度也丝毫不比年轻人慢。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香港当前所面临的分歧？
林广兆：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在政改问题上争论不休。在争论过程中，还出现“占中”事件等等，这是不正常的。香港是法治社会，你有不同意见，政府有渠道让你来表达意见。“占中”占了几个月，居民正常的生活工作、商业正常的运营都受到了影响，到现在还恢复不了。而且还有反常的举动，骂游客、打游客。出现这些现象有历史原因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香港教育在回归以后没有从英国教育模式转变过来。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但一些人反对，在许多学校就开展不下去。如今香港的很多年轻人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年轻人缺乏国家认同的原因是什么？
林广兆：对年纪大的老一辈来说，他们受过日本侵略，受过港英统治，他们深有体会，对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感到欣慰。但年轻人对旧社会的遭遇甚至香港在日本统治三年多所遭遇的大规模灾难，都没有经历过，因此就对现在的生活不珍惜，加上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和国家就越来越隔阂。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没什么特别的社会福利，年轻人的社会境遇也比现在差得多。当时如果你埋怨政府、骂政府，政治部可能就请你去喝咖啡。而对于国家，那个时候是觉得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还把美国都打败了，对国家是非常敬仰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香港回归以后到2003年这个阶段，是香港人对内地的好感最多的一个阶段，是这样么？
林广兆：可以这么说。香港跟内地的关系，没有回归之前是亲戚关系，大家互相尊重。回归以后就是一家人，但也有人不认同，不认同多了就出现矛盾了。
2003年算是一个拐点。当时香港的经济陷入低潮，受非典的影响，人心恐慌。加上地价下跌，以及亚洲经济萧条，香港经济状况非常不好。香港为了加快恢复经济，希望内地能够多去一些人到香港旅游，中央政府很快就开通了自由行，对香港旅游业乃至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香港年轻人说，内地游客来港是对香港经济有帮助，但确实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自己家小孩的奶粉难买了，房价也更高了。香港本来面积不大，人口只有几百万，是不是这种自由行也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好。多进口奶粉，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和过程。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得更加周全？
林广兆：政府应该知道什么事有所为，什么事有所不为。另外因为香港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房地产价格上升得太快了，很多居民工作了一辈子还买不了一套房子。这确实是导致很多年轻人对社会不满的一个原因。在上一任特首（曾荫权）当政时，在公屋和居屋方面基本上是建设停滞的，由于供不应求，导致房屋欠缺，低收入居民就有些看不到希望。
首任特首董建华当政时，公屋和居屋方面的规划是比较大。现在的特首梁振英上来时，也加大了力度，但因为在曾荫权手上基本停建了，现在矛头都指向梁振英这一届政府。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现实，没怎么受过苦。不可能一进入社会就去买房子。创业难，也肯定要先创业，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你还没有给社会做出贡献，就要求社会给你回报，那不可能。生活待遇方面有些不能满足，是个人期望值跟实际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别。
中国新闻周刊：总体上看，回归后香港经济的发展态势基本面是稳定的。但年轻人会说，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就拿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工资跟十年前相比涨得不多，但物价翻番了，收入没跑赢CPI。
林广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发财。这是客观存在的。房地产涨幅太高，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但总的来说，房价是要由市场来决定的，香港就是这种自由社会、自由经济。物价上涨，政府对弱视群体有福利政策。但年轻人还没给社会做贡献，就对社会现象有强烈不满，这是脱离社会、脱离现实了。
中国新闻周刊：也有年轻人说，我奋斗了，每天都很辛苦地上班，但日子还是过不好，压力大。
林广兆：压力大这个是自然，但是要将压力变动力。自己要敢于创新，香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你在香港不行，可以到内地去发展，现在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也可以去海外，机会也很多，事在人为。
在香港，真正有困难的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屋，虽然要抽签排队，但总是有希望的。我认为，在香港这个地方，不会没有生活出路，现在有最低工资保障，也有相应的福利措施。但是，年轻人不能刚进入社会就期望太高，不能只顾着坐享其成。
一个人出生在亿万富翁家庭，那就是富人，出生在贫苦的家庭就是穷人，首先要认清这种先天性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你经济条件不好，你要努力奋斗，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认为我的命不好就要向社会去求助，就对社会强烈不满。现在香港年轻人就面临这个问题。
应该说香港敬业乐业的青年还是很多，那种激进的对社会埋怨的是少数。所以尽管出现了“占中”，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明白道理的，不讲道理还是少数。
中国一句老话，天道酬勤，商道酬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家道要融和，家和万事兴，这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在哪些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为，哪些方面有所不为？
林广兆：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多关注民生，经济上加强跟内地的有机结合。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政策，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跟内地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强联系。对过去的一些矛盾，应该尽量消除，比如说反对内地旅客来港，这些就不应该再发生。
政府一方面要推动香港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也要对青年群体更多关注，在就业方面多开通一些渠道，不要让他们毕业就失业。对失业者要给予辅导，也要给他们在生活方面应有的照顾。这些就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就是不要用政府的政策去过多干预自由市场。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经济就是积极不干预的。这样就形成一个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社会，强者存、弱者汰，政府过多去干预总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该治的就要治，不治就等于助长不正风气，正气得不到发扬。但香港在执法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冲击立法会、打骂警察，抓了之后却没有依法判。
香港明明有基本法，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涉及到国家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的，都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基本法。只有执行好基本法，政府才有威信。
也就是说，政府首先要通过坚定地执行基本法来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要向民生方面倾斜，安抚民心，这样才会有利于香港社会的安定。
（实习生江奇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广兆：
1934年出生于福建，1959年前往香港中国银行工作，现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
81岁的林广兆也加入了支持政改的人群，顶着烈日和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林广兆所在的人群，以中老年人为主，而反对政改的人群中，则多是衣着时尚的年轻人。
对于铁马另一边的众多年轻人，爷爷辈的林广兆理解他们的一些诉求，但更多是担忧。一天后，在香港标志性建筑中银大厦的办公室，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林广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两个多小时过程中他多次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抓发展经济和多关注民生，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但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的想法和期望值不要与香港的现实脱节。
在林广兆看来，年轻人还没给社会做贡献，就对社会现象有过于强烈的不满，那就等于脱离社会、脱离现实了。
81岁的林广兆至今退而不休，每周一到周五都和公司所有员工一样到公司正常上班。他走路和用餐的速度也丝毫不比年轻人慢。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香港当前所面临的分歧？
林广兆：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在政改问题上争论不休。在争论过程中，还出现“占中”事件等等，这是不正常的。香港是法治社会，你有不同意见，政府有渠道让你来表达意见。“占中”占了几个月，居民正常的生活工作、商业正常的运营都受到了影响，到现在还恢复不了。而且还有反常的举动，骂游客、打游客。出现这些现象有历史原因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香港教育在回归以后没有从英国教育模式转变过来。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但一些人反对，在许多学校就开展不下去。如今香港的很多年轻人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年轻人缺乏国家认同的原因是什么？
林广兆：对年纪大的老一辈来说，他们受过日本侵略，受过港英统治，他们深有体会，对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感到欣慰。但年轻人对旧社会的遭遇甚至香港在日本统治三年多所遭遇的大规模灾难，都没有经历过，因此就对现在的生活不珍惜，加上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和国家就越来越隔阂。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没什么特别的社会福利，年轻人的社会境遇也比现在差得多。当时如果你埋怨政府、骂政府，政治部可能就请你去喝咖啡。而对于国家，那个时候是觉得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还把美国都打败了，对国家是非常敬仰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香港回归以后到2003年这个阶段，是香港人对内地的好感最多的一个阶段，是这样么？
林广兆：可以这么说。香港跟内地的关系，没有回归之前是亲戚关系，大家互相尊重。回归以后就是一家人，但也有人不认同，不认同多了就出现矛盾了。
2003年算是一个拐点。当时香港的经济陷入低潮，受非典的影响，人心恐慌。加上地价下跌，以及亚洲经济萧条，香港经济状况非常不好。香港为了加快恢复经济，希望内地能够多去一些人到香港旅游，中央政府很快就开通了自由行，对香港旅游业乃至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香港年轻人说，内地游客来港是对香港经济有帮助，但确实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自己家小孩的奶粉难买了，房价也更高了。香港本来面积不大，人口只有几百万，是不是这种自由行也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好。多进口奶粉，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和过程。政府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是否应该考虑得更加周全？
林广兆：政府应该知道什么事有所为，什么事有所不为。另外因为香港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房地产价格上升得太快了，很多居民工作了一辈子还买不了一套房子。这确实是导致很多年轻人对社会不满的一个原因。在上一任特首（曾荫权）当政时，在公屋和居屋方面基本上是建设停滞的，由于供不应求，导致房屋欠缺，低收入居民就有些看不到希望。
首任特首董建华当政时，公屋和居屋方面的规划是比较大。现在的特首梁振英上来时，也加大了力度，但因为在曾荫权手上基本停建了，现在矛头都指向梁振英这一届政府。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现实，没怎么受过苦。不可能一进入社会就去买房子。创业难，也肯定要先创业，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你还没有给社会做出贡献，就要求社会给你回报，那不可能。生活待遇方面有些不能满足，是个人期望值跟实际的要求有一定的差别。
中国新闻周刊：总体上看，回归后香港经济的发展态势基本面是稳定的。但年轻人会说，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就拿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工资跟十年前相比涨得不多，但物价翻番了，收入没跑赢CPI。
林广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谁能抓住机遇谁就能发财。这是客观存在的。房地产涨幅太高，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但总的来说，房价是要由市场来决定的，香港就是这种自由社会、自由经济。物价上涨，政府对弱视群体有福利政策。但年轻人还没给社会做贡献，就对社会现象有强烈不满，这是脱离社会、脱离现实了。
中国新闻周刊：也有年轻人说，我奋斗了，每天都很辛苦地上班，但日子还是过不好，压力大。
林广兆：压力大这个是自然，但是要将压力变动力。自己要敢于创新，香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你在香港不行，可以到内地去发展，现在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也可以去海外，机会也很多，事在人为。
在香港，真正有困难的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屋，虽然要抽签排队，但总是有希望的。我认为，在香港这个地方，不会没有生活出路，现在有最低工资保障，也有相应的福利措施。但是，年轻人不能刚进入社会就期望太高，不能只顾着坐享其成。
一个人出生在亿万富翁家庭，那就是富人，出生在贫苦的家庭就是穷人，首先要认清这种先天性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你经济条件不好，你要努力奋斗，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认为我的命不好就要向社会去求助，就对社会强烈不满。现在香港年轻人就面临这个问题。
应该说香港敬业乐业的青年还是很多，那种激进的对社会埋怨的是少数。所以尽管出现了“占中”，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明白道理的，不讲道理还是少数。
中国一句老话，天道酬勤，商道酬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家道要融和，家和万事兴，这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在哪些方面政府应该有所为，哪些方面有所不为？
林广兆：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多关注民生，经济上加强跟内地的有机结合。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政策，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跟内地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强联系。对过去的一些矛盾，应该尽量消除，比如说反对内地旅客来港，这些就不应该再发生。
政府一方面要推动香港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也要对青年群体更多关注，在就业方面多开通一些渠道，不要让他们毕业就失业。对失业者要给予辅导，也要给他们在生活方面应有的照顾。这些就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就是不要用政府的政策去过多干预自由市场。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经济就是积极不干预的。这样就形成一个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社会，强者存、弱者汰，政府过多去干预总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该治的就要治，不治就等于助长不正风气，正气得不到发扬。但香港在执法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冲击立法会、打骂警察，抓了之后却没有依法判。
香港明明有基本法，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涉及到国家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的，都要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基本法。只有执行好基本法，政府才有威信。
也就是说，政府首先要通过坚定地执行基本法来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要向民生方面倾斜，安抚民心，这样才会有利于香港社会的安定。
（实习生江奇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广兆：
1934年出生于福建，1959年前往香港中国银行工作，现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