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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目前为止，中国唯一一名获得朝鲜政府许可进行拍摄的中国艺术家，王国锋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摄影师，更多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名导演，借助美术、影像或者媒体等各种媒介，来综合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与思想。
再往前追溯，王国锋的学术背景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毕业后，他觉得宋元山水里的古人心境不再够承载时代的沉重与深刻，便开始走出从小浸染其中的水墨氤氲，一头扎进了现实与历史。
2011年，王国锋第一次来到朝鲜。
在此之前，他从没有来过这个国家。他与大部分中国人对朝鲜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与众不同，但又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熟悉感。
第一次到朝鲜，走下飞机，这个国家留给王国锋的第一印象是“陌生又熟识，亲切又疏离”。
在机场，他没有看到熙熙攘攘的各国旅客，却看到清一色穿着黄绿色系制服、样式类似军装的工作人员，他们看起来很年轻，但略带稚气的脸上却挂着统一的肃穆神情。后来王国锋了解到，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并不是职业军人，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务职业制服都与军装类似。
而坐在从机场前往的酒店的车上，一片片似曾相识的风景从车窗外缓缓掠过，空旷的街道，穿着灰色与蓝色制服的行人出现在大幅标语与宣传画的背景之上，这些都让他觉得有点恍惚。
在首次朝鲜之旅正式成行之前，王国锋已经花了几乎三年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与这个国家进行沟通。
在中国，王国锋是独立艺术家，并没有隶属于某一个官方单位或者团体，他以个人名义与朝鲜官方进行联系。王国锋拿着自己的个人资料和拍摄计划跑遍了朝鲜驻华的一切机构，每个部门对待他的态度全都不一样，但答复都是石沉大海。
最终，通过一个偶然获得的、由朋友牵线的非正式渠道，王国锋送上了之前所拍摄的作品以及自己的拍摄理念资料，并得到了认可。
“等待真是一种磨难。”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真正亲临朝鲜，“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被安排住在平壤高丽大酒店，那是仅次于朝鲜羊角岛国际饭店的另外一个涉外高级酒店。与他同住一楼层的，除了王国锋自己带来的三个助手之外，还有朝方派来的一位中文翻译以及四位工作人员。在随后的在朝时间段内，王国锋不被允许单独外出行动，五个朝方人员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并且，这些朝方工作人员的食宿费用，都需要王国锋方面承担。而朝鲜虽然本国消费水准不高，但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的旅店与饭店，价格却很昂贵，物价并不亚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
“上报”与“集体”是王国锋对于在朝鲜展开工作的第一感受。
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王国锋已经提前两三个月提供给朝鲜方面一份详细的拍摄报告，一一列出自己希望拍摄到的朝鲜各个建筑物。而到酒店入住，简单的寒暄之后，朝方工作人员立刻就工作计划与王国锋进行正式沟通，告诉他，经过严格审查的结果，哪些可以拍摄，哪些则必须取消。而那些被允许拍摄的对象，具体的时间和细节也经由官方一一确定核实。“他们不会告诉我原因，只是说，可以，或者不可以。”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在到达需要拍摄的建筑物之时，朝方随行工作人员会提前拿出类似“介绍信”之类的文件，与当地专属的管理者再次进行沟通，经过一系列核对交接后，王国锋等人才被相关人士接待进入。而最让他惊讶的一点是，与之前在国内拍摄北京站或者美术馆等建筑时周围永远人潮汹涌的情形不同的是，朝鲜的拍摄现场一片空旷，不是因为朝鲜本身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而是因为朝方人员在接到通知之时，早已经进行了现场清场。
在拍摄现场，随着王国锋一次次按下快门，朝鲜方面的工作人员不时会把相机拿过来，检查他的拍摄结果。遇到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情况，他们会立刻要求王国锋删除，而某些被保留的成片，在层层递交给更高级的官方审查过之后，也会再次给王国锋一些建议，比如“领袖金正恩的形象在照片中显得不够突出”。
王国锋的随行助理曾拍摄了一张王国锋工作时的照片，戴着黑框眼镜的他端坐在三脚架支撑起的相机前面，面无表情，看起来还有点麻木;而在他的后面，团团围着四个朝方工作人员，一人在扬手指挥，表情激动，另外三人端着手臂，表情凝重。
那几乎是一个缩影，概括出了他整个朝鲜之行的工作样貌。
政治、建筑、人
在去朝鲜拍摄之前，王国锋最被人熟知的作品是以中国和前苏联、东德、波兰等建筑物为主要拍摄载体的“乌托邦”系列。
在拍摄时，王国锋近距离对准拍摄对象，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移动视点进行前期素材拍摄，类似一种传统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后期再通过计算机进行编辑、拼贴合成，将整个画面全部由巨大的建筑本身所占满，而所有拍摄时出现的人物，都通过数码技术抹掉。
在那些作品中，因为没有多余的树木或者人物，所以没有办法判断出天气和季节，因而看起来永远像是在冬天，天空广阔而阴郁，仿佛正有风呼啸而过。由胶片进行拍摄、随后组合拼贴在一起的硕大建筑上，带着微弱的颗粒质感，看起来硕大而肃穆，而在每一个细节上，仿佛都在流露出整齐划一、沉静无言的气息。
在王国锋看来，那些他透过取景框长时间凝视过的建筑：北京站、中国美术馆、莫斯科大学、前苏联外交部大楼、波兰华沙被废弃的前苏联领事馆……都是一座座在很久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被树立起来的纪念碑，承载着远远超越它们实际应用功能的意义与语境。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社会与政治，它就像弥漫在空气里的微尘，或者是另一种味道。”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他拍摄“乌托邦”系列的初衷，“通过这一系列作品我思考的是那一段社会历史：它们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的是什么。” 但在第一次朝鲜之行结束后，王国锋开始将注意力由建筑本身，转移到了人们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在强大的政治与时代语境笼罩下生活着的人们。他的作品在冷冰冰的建筑之外，逐渐有了人物出现。一开始是在庞大建筑的掩映下，那些在看似不经意间被收拢进去的小小生命个体。比如在拍摄平壤某国家级会议中心之时，正赶上修缮维护期间，于是建筑工人与正在慰问的朝鲜女兵文艺团体演出的画面就被收拢进了镜头中，并且在放大之后，几乎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工人或者女兵脸上凝固在快门按下那一刻的神情。
射击场女教练员，2015.
随后，在接下来两年的朝鲜之行中，王国锋拍摄了更多由人群组成的大型集体活动与人物合影，并最终落点在一个一个单独的人物肖像上。虽然在一切活动都要“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朝鲜，真正由艺术家主观意愿进行的创作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王国锋尽可能地在一种由国家力量所掌控的强劲氛围中，微妙地融入一些并不易被察觉的“主观性”，并最终将个人意图隐晦地表达出来。
在王国锋看来，拍摄朝鲜，这件事情本身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以一个个体的身份，与一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合作，而作品实施过程的意义可能要大于完成作品本身的意义。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并提醒自己始终不忘主观判断，“如果我被动地去拍摄他们所安排组织好的对象，则就有被权力利用的可能;如果我想获得主观认可的图像，则是一种充满风险与博弈的结果。”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曾经向朝方提出要求，拍摄一所大学。最终他被带到了位于平壤的金策工业大学的电子图书馆中，一些穿戴整齐、统一戴着枣红色领带的男大学生们早已经提前处于“规定情境”中，聚精会神地紧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进行操作。
王国锋向翻译提出，可否要求学生们转过头来，集体面对镜头，不带任何表情地完成一张集体肖像。
翻译随后与朝方随行人员商量，再与学校方面对接联系。获得许可后，由学校老师与工作人员统一“指挥”，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操作，集体朝向王国锋，随后他摁下了快门，一间带有纵向纵深感的教室，两行穿着正装端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孩子们，他们没有笑，表情凝重，仿佛空气都凝滞了。
除了大学外，王国锋还拍摄了大量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孩子，其中有位于平壤的朝鲜直属机关幼儿园，城市少年宫以及一些郊区与农村的孩子。虽然都是“摆拍”，他们大都端端正正地面对着镜头，但将这些照片最后摆放到一起，依然能够从孩子们的衣着、表情或者面色中，捕捉到一些类似阶层差异的痕迹。
在进行人物拍摄的时候，王国锋依然延续着他中国画式“散点透视”的美学观念。他曾拍摄了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一家人，夫妇二人与他们的女儿。这家人是朝鲜的“荣誉家庭”，经常有机会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媒体，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也曾去家中拜访过他们，并赠送了一台电视机。在王国锋为他们拍摄的合影中，电视机也作为背景入镜。而最后将成片放在电脑中放大，逐步扫描每一个细节，你会看清图中每个人胸前佩戴的领导人肖像徽章，他们并不放松的双手，以及作为背景的电视机上，那张从未被撕下的包装塑料薄膜。
按照摄影师的习惯，王国锋下意识地与拍摄人物进行沟通，但随后就被严厉禁止。而几次进入朝鲜之后，他与随行翻译和指派的陪同人员早已熟悉，在工作之外，他也会经常请他们吃饭、喝酒。酒酣饭饱之后，放松下来的他们也会一起开一些家长里短的玩笑，但一旦涉及一点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会如同被触碰了开关一样，立刻严肃起来。
在王国锋的工作室中，还保留着一个类似于霓虹灯广告牌的环形装置艺术作品，上面用中文与英文循环往复地写着“食物有思想”“食物没有思想”。
这件作品来源于一次王国锋在北京接待几个朝鲜来访人员时候的对话。当时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尝试韩式料理还有肯德基。
在听到韩国与KFC这样的词汇时，朝鲜朋友们的脸上出现了短暂的犹疑，随后，他们像在心里轻轻地说服着自己，自言自语道，“食物又没有思想”。
再往前追溯，王国锋的学术背景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国画系，毕业后，他觉得宋元山水里的古人心境不再够承载时代的沉重与深刻，便开始走出从小浸染其中的水墨氤氲，一头扎进了现实与历史。
“集体”与“上报”
2011年，王国锋第一次来到朝鲜。
在此之前，他从没有来过这个国家。他与大部分中国人对朝鲜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与众不同，但又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熟悉感。
第一次到朝鲜，走下飞机，这个国家留给王国锋的第一印象是“陌生又熟识，亲切又疏离”。
在机场，他没有看到熙熙攘攘的各国旅客，却看到清一色穿着黄绿色系制服、样式类似军装的工作人员，他们看起来很年轻，但略带稚气的脸上却挂着统一的肃穆神情。后来王国锋了解到，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并不是职业军人，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务职业制服都与军装类似。
而坐在从机场前往的酒店的车上，一片片似曾相识的风景从车窗外缓缓掠过，空旷的街道，穿着灰色与蓝色制服的行人出现在大幅标语与宣传画的背景之上，这些都让他觉得有点恍惚。
在首次朝鲜之旅正式成行之前，王国锋已经花了几乎三年时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与这个国家进行沟通。
在中国，王国锋是独立艺术家，并没有隶属于某一个官方单位或者团体，他以个人名义与朝鲜官方进行联系。王国锋拿着自己的个人资料和拍摄计划跑遍了朝鲜驻华的一切机构，每个部门对待他的态度全都不一样，但答复都是石沉大海。
最终，通过一个偶然获得的、由朋友牵线的非正式渠道，王国锋送上了之前所拍摄的作品以及自己的拍摄理念资料，并得到了认可。
“等待真是一种磨难。”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真正亲临朝鲜，“挑战”才刚刚开始。
他被安排住在平壤高丽大酒店，那是仅次于朝鲜羊角岛国际饭店的另外一个涉外高级酒店。与他同住一楼层的，除了王国锋自己带来的三个助手之外，还有朝方派来的一位中文翻译以及四位工作人员。在随后的在朝时间段内，王国锋不被允许单独外出行动，五个朝方人员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并且，这些朝方工作人员的食宿费用，都需要王国锋方面承担。而朝鲜虽然本国消费水准不高，但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的旅店与饭店，价格却很昂贵，物价并不亚于一些欧洲发达国家。
“上报”与“集体”是王国锋对于在朝鲜展开工作的第一感受。
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王国锋已经提前两三个月提供给朝鲜方面一份详细的拍摄报告，一一列出自己希望拍摄到的朝鲜各个建筑物。而到酒店入住，简单的寒暄之后，朝方工作人员立刻就工作计划与王国锋进行正式沟通，告诉他，经过严格审查的结果，哪些可以拍摄，哪些则必须取消。而那些被允许拍摄的对象，具体的时间和细节也经由官方一一确定核实。“他们不会告诉我原因，只是说，可以，或者不可以。”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在到达需要拍摄的建筑物之时，朝方随行工作人员会提前拿出类似“介绍信”之类的文件，与当地专属的管理者再次进行沟通，经过一系列核对交接后，王国锋等人才被相关人士接待进入。而最让他惊讶的一点是，与之前在国内拍摄北京站或者美术馆等建筑时周围永远人潮汹涌的情形不同的是，朝鲜的拍摄现场一片空旷，不是因为朝鲜本身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而是因为朝方人员在接到通知之时，早已经进行了现场清场。
在拍摄现场，随着王国锋一次次按下快门，朝鲜方面的工作人员不时会把相机拿过来，检查他的拍摄结果。遇到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情况，他们会立刻要求王国锋删除，而某些被保留的成片，在层层递交给更高级的官方审查过之后，也会再次给王国锋一些建议，比如“领袖金正恩的形象在照片中显得不够突出”。
王国锋的随行助理曾拍摄了一张王国锋工作时的照片，戴着黑框眼镜的他端坐在三脚架支撑起的相机前面，面无表情，看起来还有点麻木;而在他的后面，团团围着四个朝方工作人员，一人在扬手指挥，表情激动，另外三人端着手臂，表情凝重。
那几乎是一个缩影，概括出了他整个朝鲜之行的工作样貌。
政治、建筑、人
在去朝鲜拍摄之前，王国锋最被人熟知的作品是以中国和前苏联、东德、波兰等建筑物为主要拍摄载体的“乌托邦”系列。
在拍摄时，王国锋近距离对准拍摄对象，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移动视点进行前期素材拍摄，类似一种传统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方式，后期再通过计算机进行编辑、拼贴合成，将整个画面全部由巨大的建筑本身所占满，而所有拍摄时出现的人物，都通过数码技术抹掉。
在那些作品中，因为没有多余的树木或者人物，所以没有办法判断出天气和季节，因而看起来永远像是在冬天，天空广阔而阴郁，仿佛正有风呼啸而过。由胶片进行拍摄、随后组合拼贴在一起的硕大建筑上，带着微弱的颗粒质感，看起来硕大而肃穆，而在每一个细节上，仿佛都在流露出整齐划一、沉静无言的气息。
在王国锋看来，那些他透过取景框长时间凝视过的建筑：北京站、中国美术馆、莫斯科大学、前苏联外交部大楼、波兰华沙被废弃的前苏联领事馆……都是一座座在很久之前由于种种原因被树立起来的纪念碑，承载着远远超越它们实际应用功能的意义与语境。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社会与政治，它就像弥漫在空气里的微尘，或者是另一种味道。”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他拍摄“乌托邦”系列的初衷，“通过这一系列作品我思考的是那一段社会历史：它们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的是什么。” 但在第一次朝鲜之行结束后，王国锋开始将注意力由建筑本身，转移到了人们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在强大的政治与时代语境笼罩下生活着的人们。他的作品在冷冰冰的建筑之外，逐渐有了人物出现。一开始是在庞大建筑的掩映下，那些在看似不经意间被收拢进去的小小生命个体。比如在拍摄平壤某国家级会议中心之时，正赶上修缮维护期间，于是建筑工人与正在慰问的朝鲜女兵文艺团体演出的画面就被收拢进了镜头中，并且在放大之后，几乎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工人或者女兵脸上凝固在快门按下那一刻的神情。
随后，在接下来两年的朝鲜之行中，王国锋拍摄了更多由人群组成的大型集体活动与人物合影，并最终落点在一个一个单独的人物肖像上。虽然在一切活动都要“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朝鲜，真正由艺术家主观意愿进行的创作几乎不可能实现，但王国锋尽可能地在一种由国家力量所掌控的强劲氛围中，微妙地融入一些并不易被察觉的“主观性”，并最终将个人意图隐晦地表达出来。
在王国锋看来，拍摄朝鲜，这件事情本身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以一个个体的身份，与一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合作，而作品实施过程的意义可能要大于完成作品本身的意义。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并提醒自己始终不忘主观判断，“如果我被动地去拍摄他们所安排组织好的对象，则就有被权力利用的可能;如果我想获得主观认可的图像，则是一种充满风险与博弈的结果。”王国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曾经向朝方提出要求，拍摄一所大学。最终他被带到了位于平壤的金策工业大学的电子图书馆中，一些穿戴整齐、统一戴着枣红色领带的男大学生们早已经提前处于“规定情境”中，聚精会神地紧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进行操作。
王国锋向翻译提出，可否要求学生们转过头来，集体面对镜头，不带任何表情地完成一张集体肖像。
翻译随后与朝方随行人员商量，再与学校方面对接联系。获得许可后，由学校老师与工作人员统一“指挥”，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操作，集体朝向王国锋，随后他摁下了快门，一间带有纵向纵深感的教室，两行穿着正装端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孩子们，他们没有笑，表情凝重，仿佛空气都凝滞了。
除了大学外，王国锋还拍摄了大量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孩子，其中有位于平壤的朝鲜直属机关幼儿园，城市少年宫以及一些郊区与农村的孩子。虽然都是“摆拍”，他们大都端端正正地面对着镜头，但将这些照片最后摆放到一起，依然能够从孩子们的衣着、表情或者面色中，捕捉到一些类似阶层差异的痕迹。
在进行人物拍摄的时候，王国锋依然延续着他中国画式“散点透视”的美学观念。他曾拍摄了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一家人，夫妇二人与他们的女儿。这家人是朝鲜的“荣誉家庭”，经常有机会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媒体，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也曾去家中拜访过他们，并赠送了一台电视机。在王国锋为他们拍摄的合影中，电视机也作为背景入镜。而最后将成片放在电脑中放大，逐步扫描每一个细节，你会看清图中每个人胸前佩戴的领导人肖像徽章，他们并不放松的双手，以及作为背景的电视机上，那张从未被撕下的包装塑料薄膜。
按照摄影师的习惯，王国锋下意识地与拍摄人物进行沟通，但随后就被严厉禁止。而几次进入朝鲜之后，他与随行翻译和指派的陪同人员早已熟悉，在工作之外，他也会经常请他们吃饭、喝酒。酒酣饭饱之后，放松下来的他们也会一起开一些家长里短的玩笑，但一旦涉及一点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他们的态度会如同被触碰了开关一样，立刻严肃起来。
在王国锋的工作室中，还保留着一个类似于霓虹灯广告牌的环形装置艺术作品，上面用中文与英文循环往复地写着“食物有思想”“食物没有思想”。
这件作品来源于一次王国锋在北京接待几个朝鲜来访人员时候的对话。当时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尝试韩式料理还有肯德基。
在听到韩国与KFC这样的词汇时，朝鲜朋友们的脸上出现了短暂的犹疑，随后，他们像在心里轻轻地说服着自己，自言自语道，“食物又没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