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东晋末年，频繁的战乱打破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为权势者不仅仅是高门士族和地方豪姓，连年的战争培养了一批特殊的群体——权势将领。而刘裕作为权势将领的一员，最终代晋而建宋。
【关键词】：晋末战乱；权势将领；刘裕；称帝
东晋末年，战事连年，统治集团因频繁的战争日益衰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门阀政治也逐步遭到破坏。欲为权势从政者不再仅是出身于高门大姓，被高门大族鄙视的军事才能也成為一种新标准，很多低级士族和寒门通过战争脱颖而出，出现了一些权势将领。而本文旨在探讨晋末的战乱、刘裕称帝以及权势将领们在历史选择中走向不同的结局。
一
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陷会稽”爆发了孙恩起义。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绍而自立。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王朝内部危机加剧。各处危机为什么同时爆发呢？第一，东晋王朝自身逐步衰弱，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晋安帝“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没有处理政务和控制朝堂的能力，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变弱；第二，统治者内部之间的矛盾加剧，高门士族和皇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各地有实力者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利和资源不惜发动战争；第三，司马元显于隆安三年在江南诸君征发“免奴为客”者引发的农民暴动被孙恩合流，进行了大规模起义。在诸多内部危机之中，司马氏致力于平定孙恩起义，派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而刘牢之请刘裕参府军事。四年五月，“会稽内史谢琰为孙恩所败，死之”，镇压孙恩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就剩下刘牢之所领导的北府兵。六月，“辅国司马刘裕破恩于南山”，五年春，“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孙恩攻句章的时候，刘裕屡次获胜。刘裕在与孙恩的战争中，展现了卓越的智谋和行军作战能力，而所带之军又别于其它将领所带之兵，“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受到广大百姓的拥戴。而北府将领刘牢之更是在孙恩一战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元兴元年，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战争爆发，三月，刘牢之叛变降于桓玄，“辛未，王师败绩于新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壬申，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以桓谦为尚书仆射，迁太傅、会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自此，玄控制了朝政，总揽大权。 同年三月，“孙恩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生见获，乃于临海投水死”。
自孙恩起义到临海战败，东晋王朝倾其北府兵力镇压起义，获得了初步胜利。在国家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到战争上，除了战争自身的损耗外，大部分国家的力量转变成了将领的个人力量，国家因战争而变弱的过程中诸将却在参战过程中积累了力量，自身实力变强。在这个时期，国家和武事将领逐步形成了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平定孙恩起义、桓玄与宗室的这两次大战，给寒门和低级士族提供了参战的机会，也出现了一批与东晋门阀政治格格不入的权势武将。如刘牢之、刘裕、桓玄之流。桓玄虽出身高门大姓，但其实力增长还是归因于其参加了晋末的多次战役，增加了其军事实力。
二
元兴二年，孙恩投水而亡后“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缉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复遣高祖东征”桓玄任用刘裕击孙恩军，“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陽”，十二月，玄篡晋位。三年二月，“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刘裕以东晋正统的名义反桓玄。五月，“督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京口起义获得成功，桓玄党逐步被刘裕诛杀殆尽。
元兴三年，刘裕举义旗成功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稳固东晋朝政。自桓玄干涉朝政后，政局变得更为动荡，“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一、部分地区闹饥荒，百姓食不果腹，人人不能安其业，“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稆，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二、南方的卢循、徐道覆军虽被暂时安抚，仍然蠢蠢欲动，时时威胁着东晋的政权，“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三、东晋统治内部分地区仍未平乱，部分人物仍有作乱的现象，“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义熙三年，“府将骆冰谋作乱”，后“豫州主簿袁兴国反叛，据历阳以应贼”。
思考到这些问题，刘裕在义熙年间所作的事情便是开始解决内忧外患，在稳固东晋局势的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力。一、继续镇压卢循、徐道覆军，“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窥窬之志，劝卢循乘虚而出”，卢循“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时平齐问未至，既驰使征公”，当时刘裕受制于北伐，还未来得及南下，与卢循、徐道覆战时中央军大受挫败，“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荆州刺史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循所败”不仅何无忌战死，刘裕异母弟刘道规战败，连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终刘裕南下平定卢循，稳住了朝堂局势。义熙七年，“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夏四月，卢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卢循、徐道覆被平定，孙恩、卢循起义自此结束；二、实行土断之法；义熙九年，刘裕上表“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刘裕上表的内容被批准实施，“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刘裕效仿桓温实行土断，有利于增加百姓的收入，也有利于东晋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对恢复社会经济也起到一定作用。 三、北伐南燕和后秦，义熙五年，南燕“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三月，“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义熙十二年，伐后秦，“会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公乃戒严北讨”，两次北伐取的胜利，打击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气焰，灭掉了南燕和后秦两个政权，保卫了东晋边境安全，有利于边境贸易的发展。 刘裕用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稳定了东晋的局势，对东晋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身实力也加强。但与刘裕一同在京口起义的刘毅，因“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又因刘毅文化水平较高，“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受到高门士族的青睐。刘裕“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毅至西，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伪许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谢混，并于狱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最终杀了刘毅及其党羽。
元熙二年，“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永初元年，刘裕于南郊祭天地，正是荣登大统，东晋亡。作为一代权势将领的代表刘裕，用自己的言行和军事能力一步步向权力中心靠拢，面对政军大事，他总能分析局势，权衡利益，然后待时机而发，循序渐进，故而获得大胜。
三
刘牢之，彭城人，“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刘牢之在淝水之战中初露锋芒，打响了北府兵的名号，帮助东晋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提高了东晋王朝的威望。与孙恩一战“及恩死，牢之威名转振”。刘牢之的最大失误，是元显讨伐桓玄一战。“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面临两难的局面，牢之选择降服裕桓玄，“玄至，高祖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桓玄胜后不容牢之，夺其兵权，“牢之叛走，自缢死”。刘牢之下属曾对牢之提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连桓玄下属长史卞范之也提到“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正因刘牢之的这一踌躇，不仅落得丢掉性命的下场，还在下属将领面前失去威信，给天下留下了一个不忠不义的刘牢之的形象。
“桓玄篡位，毅与刘裕、何无忌、魏咏之等起义兵”，刘毅，彭城人也，在京口起义以及后平定桓玄余党立大功，但在与卢循的战争中，“抚军将军刘毅抗表南征”，“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刘裕“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刘毅终为刘裕诛。刘毅的失误则在于太急于求成，为立功抗表南下平定卢循，又自是清高，他曾公然斥责从弟刘蕃“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多次当面驳斥刘裕，不同意其观点，终引起刘裕的猜忌，将他杀害。
桓玄，桓温之子，来自于谯国桓氏。东晋末，高门大姓大多被挤出历史舞台，即使从政，也不关心甚至鄙视武事，然桓玄则利用高门大姓的社会威望吸纳人才，通过军事和战争走上东晋历史舞臺。桓玄与司马元显一战，得到刘牢之的叛变而轻松的获胜。获胜后，他一方面入京师“矫诏曰："义旗云集，罪在元显。太傅已别有教，其解严息甲，以副义心。"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甲杖二百人上殿”，巩固自己的权利，控制东晋朝廷；另一方面铲除异己，“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连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也为他所杀，又诛杀北府旧将，，“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刚控制东晋局势不久，内政还为稳定，卢循、徐道覆仍是威胁之时，桓玄又急于篡位，“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引起“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的局面。元兴三年，刘裕、刘毅等举义旗反桓玄，桓玄亡。桓玄之败，主要是其控制朝政后终日享受奢豪的生活，无心政事，置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有一分帝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而刘裕，出身微寒，“恒以卖履为业”一身经历了多次大战，也面临了复杂艰险的政治局势。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局，刘裕总能预算事件的发展和走向，而又屡屡化险为夷，最终代晋自立为帝。刘牢之与桓玄的对弈中；牢之请刘裕北去广陵举事，“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讳当反复还京口耳”，刘裕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劝何无忌与其一起回京口等待桓玄的任用，“"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二是京口起义的成功；桓玄篡后，因指望刘裕平定内乱，对刘裕“每游集，辄引接殷勤，赠赐甚厚”，但刘裕“愈恶之”。即使如此，刘裕仍不动声色，待到元兴三年，才反玄。三是两次北伐的成功；刘裕通过北伐灭掉了南燕和后秦两个政权，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震慑，为东晋和南宋的短暂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促进了边境贸易和民族融合；从刘裕个人来讲，“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也增加了他想得到的威望。刘裕自从军以来，可谓步步计划与谋算，才能从一个司马做到一国之君，对东晋的灭亡及刘宋的建立和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东晋末年的几次战争，平定孙恩、卢循起义、卢循与司马元显的权利之争、京口起义、北伐南燕和北伐后秦，等。在这些大小不同的战役中，东晋王朝不但给地方军军队、军费等支持，在军队人员不足时还允许他们征兵作战。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各军队将领都培养了自己的军队，加之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约束力本来就很弱，增加将领的权势。如此一来，国家因战争变得越来越贫穷，地方将领或军队将领的个人威望越高，权力越大。刘牢之、刘裕、刘毅、桓玄等，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而刘裕，在这群权势将领中脱颖而出，打破军事将领一角色限制转化为帝王的角色。从将领到帝王这个过程中，刘裕兢兢业业，很好的扮演了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最终获得胜利，荣登九五。而包括刘裕在内的这一群为战争所壮大的权势将领，在面临军国大事时会根据自身条件、内外环境进行评估后做出不同选择，正是这些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也使他们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他们所做的选择，不仅对个人的人生产生了影响，还对东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作为个体的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对历史事件作出的选择，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清）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祝总斌.刘裕门第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9]祝总斌.素族、庶族解[J].北京大学学报，1984（3）.
[10]陶贤都.刘裕霸府政治述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3）.
[11]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关键词】：晋末战乱；权势将领；刘裕；称帝
东晋末年，战事连年，统治集团因频繁的战争日益衰弱，社会经济遭到破坏，门阀政治也逐步遭到破坏。欲为权势从政者不再仅是出身于高门大姓，被高门大族鄙视的军事才能也成為一种新标准，很多低级士族和寒门通过战争脱颖而出，出现了一些权势将领。而本文旨在探讨晋末的战乱、刘裕称帝以及权势将领们在历史选择中走向不同的结局。
一
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陷会稽”爆发了孙恩起义。十二月，“桓玄袭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蛮校尉杨佺期并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绍而自立。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王朝内部危机加剧。各处危机为什么同时爆发呢？第一，东晋王朝自身逐步衰弱，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晋安帝“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没有处理政务和控制朝堂的能力，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变弱；第二，统治者内部之间的矛盾加剧，高门士族和皇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各地有实力者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利和资源不惜发动战争；第三，司马元显于隆安三年在江南诸君征发“免奴为客”者引发的农民暴动被孙恩合流，进行了大规模起义。在诸多内部危机之中，司马氏致力于平定孙恩起义，派遣“卫将军谢琰、辅国将军刘牢之逆击”，而刘牢之请刘裕参府军事。四年五月，“会稽内史谢琰为孙恩所败，死之”，镇压孙恩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就剩下刘牢之所领导的北府兵。六月，“辅国司马刘裕破恩于南山”，五年春，“孙恩频攻句章，高祖屡摧破之”，孙恩攻句章的时候，刘裕屡次获胜。刘裕在与孙恩的战争中，展现了卓越的智谋和行军作战能力，而所带之军又别于其它将领所带之兵，“于时东伐诸帅，御军无律，士卒暴掠，甚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亲赖焉”，受到广大百姓的拥戴。而北府将领刘牢之更是在孙恩一战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号。
元兴元年，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战争爆发，三月，刘牢之叛变降于桓玄，“辛未，王师败绩于新亭，骠骑大将军、会稽王世子元显，东海王彦璋，冠军将军毛泰，游击将军毛邃并遇害。壬申，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以桓谦为尚书仆射，迁太傅、会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称太尉、扬州牧，总百揆，以琅邪王德文为太宰”。自此，玄控制了朝政，总揽大权。 同年三月，“孙恩自奔败之后，徒旅渐散，惧生见获，乃于临海投水死”。
自孙恩起义到临海战败，东晋王朝倾其北府兵力镇压起义，获得了初步胜利。在国家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到战争上，除了战争自身的损耗外，大部分国家的力量转变成了将领的个人力量，国家因战争而变弱的过程中诸将却在参战过程中积累了力量，自身实力变强。在这个时期，国家和武事将领逐步形成了你强我弱、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平定孙恩起义、桓玄与宗室的这两次大战，给寒门和低级士族提供了参战的机会，也出现了一批与东晋门阀政治格格不入的权势武将。如刘牢之、刘裕、桓玄之流。桓玄虽出身高门大姓，但其实力增长还是归因于其参加了晋末的多次战役，增加了其军事实力。
二
元兴二年，孙恩投水而亡后“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缉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太守。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复遣高祖东征”桓玄任用刘裕击孙恩军，“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覆于东陽”，十二月，玄篡晋位。三年二月，“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刘裕以东晋正统的名义反桓玄。五月，“督护冯迁斩桓玄于貊盘洲”，京口起义获得成功，桓玄党逐步被刘裕诛杀殆尽。
元兴三年，刘裕举义旗成功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稳固东晋朝政。自桓玄干涉朝政后，政局变得更为动荡，“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一、部分地区闹饥荒，百姓食不果腹，人人不能安其业，“时会稽饥荒，玄令赈贷之。百姓散在江湖采稆，内史王愉悉召之还。请米，米既不多，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二、南方的卢循、徐道覆军虽被暂时安抚，仍然蠢蠢欲动，时时威胁着东晋的政权，“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三、东晋统治内部分地区仍未平乱，部分人物仍有作乱的现象，“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义熙三年，“府将骆冰谋作乱”，后“豫州主簿袁兴国反叛，据历阳以应贼”。
思考到这些问题，刘裕在义熙年间所作的事情便是开始解决内忧外患，在稳固东晋局势的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力。一、继续镇压卢循、徐道覆军，“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窥窬之志，劝卢循乘虚而出”，卢循“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时平齐问未至，既驰使征公”，当时刘裕受制于北伐，还未来得及南下，与卢循、徐道覆战时中央军大受挫败，“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荆州刺史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循所败”不仅何无忌战死，刘裕异母弟刘道规战败，连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终刘裕南下平定卢循，稳住了朝堂局势。义熙七年，“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夏四月，卢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卢循、徐道覆被平定，孙恩、卢循起义自此结束；二、实行土断之法；义熙九年，刘裕上表“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刘裕上表的内容被批准实施，“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刘裕效仿桓温实行土断，有利于增加百姓的收入，也有利于东晋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对恢复社会经济也起到一定作用。 三、北伐南燕和后秦，义熙五年，南燕“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三月，“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义熙十二年，伐后秦，“会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公乃戒严北讨”，两次北伐取的胜利，打击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气焰，灭掉了南燕和后秦两个政权，保卫了东晋边境安全，有利于边境贸易的发展。 刘裕用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稳定了东晋的局势，对东晋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身实力也加强。但与刘裕一同在京口起义的刘毅，因“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又因刘毅文化水平较高，“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受到高门士族的青睐。刘裕“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毅至西，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伪许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谢混，并于狱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最终杀了刘毅及其党羽。
元熙二年，“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邪第”；永初元年，刘裕于南郊祭天地，正是荣登大统，东晋亡。作为一代权势将领的代表刘裕，用自己的言行和军事能力一步步向权力中心靠拢，面对政军大事，他总能分析局势，权衡利益，然后待时机而发，循序渐进，故而获得大胜。
三
刘牢之，彭城人，“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刘牢之在淝水之战中初露锋芒，打响了北府兵的名号，帮助东晋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提高了东晋王朝的威望。与孙恩一战“及恩死，牢之威名转振”。刘牢之的最大失误，是元显讨伐桓玄一战。“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功盖天下，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面临两难的局面，牢之选择降服裕桓玄，“玄至，高祖请击之，不许，将遣子敬宣诣玄请和”，桓玄胜后不容牢之，夺其兵权，“牢之叛走，自缢死”。刘牢之下属曾对牢之提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连桓玄下属长史卞范之也提到“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正因刘牢之的这一踌躇，不仅落得丢掉性命的下场，还在下属将领面前失去威信，给天下留下了一个不忠不义的刘牢之的形象。
“桓玄篡位，毅与刘裕、何无忌、魏咏之等起义兵”，刘毅，彭城人也，在京口起义以及后平定桓玄余党立大功，但在与卢循的战争中，“抚军将军刘毅抗表南征”，“败绩于桑落洲，弃船步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刘裕“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刘毅终为刘裕诛。刘毅的失误则在于太急于求成，为立功抗表南下平定卢循，又自是清高，他曾公然斥责从弟刘蕃“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多次当面驳斥刘裕，不同意其观点，终引起刘裕的猜忌，将他杀害。
桓玄，桓温之子，来自于谯国桓氏。东晋末，高门大姓大多被挤出历史舞台，即使从政，也不关心甚至鄙视武事，然桓玄则利用高门大姓的社会威望吸纳人才，通过军事和战争走上东晋历史舞臺。桓玄与司马元显一战，得到刘牢之的叛变而轻松的获胜。获胜后，他一方面入京师“矫诏曰："义旗云集，罪在元显。太傅已别有教，其解严息甲，以副义心。"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钺、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甲杖二百人上殿”，巩固自己的权利，控制东晋朝廷；另一方面铲除异己，“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连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也为他所杀，又诛杀北府旧将，，“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刚控制东晋局势不久，内政还为稳定，卢循、徐道覆仍是威胁之时，桓玄又急于篡位，“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引起“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的局面。元兴三年，刘裕、刘毅等举义旗反桓玄，桓玄亡。桓玄之败，主要是其控制朝政后终日享受奢豪的生活，无心政事，置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有一分帝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而刘裕，出身微寒，“恒以卖履为业”一身经历了多次大战，也面临了复杂艰险的政治局势。但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局，刘裕总能预算事件的发展和走向，而又屡屡化险为夷，最终代晋自立为帝。刘牢之与桓玄的对弈中；牢之请刘裕北去广陵举事，“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讳当反复还京口耳”，刘裕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劝何无忌与其一起回京口等待桓玄的任用，“"镇北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今方是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二是京口起义的成功；桓玄篡后，因指望刘裕平定内乱，对刘裕“每游集，辄引接殷勤，赠赐甚厚”，但刘裕“愈恶之”。即使如此，刘裕仍不动声色，待到元兴三年，才反玄。三是两次北伐的成功；刘裕通过北伐灭掉了南燕和后秦两个政权，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震慑，为东晋和南宋的短暂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也促进了边境贸易和民族融合；从刘裕个人来讲，“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也增加了他想得到的威望。刘裕自从军以来，可谓步步计划与谋算，才能从一个司马做到一国之君，对东晋的灭亡及刘宋的建立和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东晋末年的几次战争，平定孙恩、卢循起义、卢循与司马元显的权利之争、京口起义、北伐南燕和北伐后秦，等。在这些大小不同的战役中，东晋王朝不但给地方军军队、军费等支持，在军队人员不足时还允许他们征兵作战。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各军队将领都培养了自己的军队，加之中央政府对军队的约束力本来就很弱，增加将领的权势。如此一来，国家因战争变得越来越贫穷，地方将领或军队将领的个人威望越高，权力越大。刘牢之、刘裕、刘毅、桓玄等，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而刘裕，在这群权势将领中脱颖而出，打破军事将领一角色限制转化为帝王的角色。从将领到帝王这个过程中，刘裕兢兢业业，很好的扮演了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最终获得胜利，荣登九五。而包括刘裕在内的这一群为战争所壮大的权势将领，在面临军国大事时会根据自身条件、内外环境进行评估后做出不同选择，正是这些不同的选择使他们获得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也使他们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他们所做的选择，不仅对个人的人生产生了影响，还对东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作为个体的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对历史事件作出的选择，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清）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祝总斌.刘裕门第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9]祝总斌.素族、庶族解[J].北京大学学报，1984（3）.
[10]陶贤都.刘裕霸府政治述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7（3）.
[11]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