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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要吸引沿海的企业转移、承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经营环境搞好，这是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企业要转移到我们这个地区来，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但是我想，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吸引力，还是经营环境，也就是制度环境，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别的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优势能够吸引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浪所谓企业北移，就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企业北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浪潮很大，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主要的理由是经营环境，一个是法治环境，另外一个是治安环境。珠江三角洲发展很快，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台资企业、港资企业在开始的时候，很满足于倾斜的政策，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企业做大了以后，倾斜政策是靠不住的，因为倾斜政策往往取决于当地的领导人，而且用这种倾斜政策，都是一对一搞定的。一对一搞定，中间就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而一个企业成了规模以后，发现用钱的方法搞定，内部的规则就不能保持了，整个企业就会乱。
关于治安环境方面，大量的企业转向长江三角洲，上海有我们国家长期的工商业传统，规矩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苏南，苏南有人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就是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引进的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新加坡的全套管理软件。所谓全套管理软件，就是规则，就是法律，就是执法。他们建立了工业园区，就派几千人、几千名官员到新加坡培训，不但讲课，还上岗。所以他们的法制是做得比较好的。而苏州其他的开发区都向新加坡工业园区学习，以至于苏南的开发区都采用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这一套制度。苏州这边叫做学习办、引进办，新加坡叫软件办，就是新加坡输出软件。我认为，中西部地区把体制搞好了，在这一点上就有主动权。
另外，我想讲一层意思，就是把眼界还要开拓宽一点，就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问题是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但是“九五”计划用了十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所以到了“十一五”时期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十一五”的一条主线，到了“十一五”开头的几年，各地程度不同地都在加速。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世界金融危机，那么世界金融危机出现后，到底是要放慢转型，还是要加快转型，给我们的直接感觉，都说现在是死活问题了，不是什么粗放、集约的问题了。像去年下半年，我去了广东三趟，去浙江的次数更多了，碰到的反映都是讲转型转型，他们说现在都活不下去了，还讲什么转型。其实这两个事情需要结合起来看，确实现在这种状况，使得转型增加了一些困难，增加了一些障碍，但是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为什么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或者现在说的经济发展方式有问题，用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使得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有很多漏洞，所以外面的冲击一来，我们自身的问题就严重的暴露出来了。危机来了以后，人们直接的感觉是外来的冲击，和我们自身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能够熬，熬到西方国家复苏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从去年10月以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多数人都感到破灭了。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讨论中有一些误区，讨论时一开始就分析三驾马车，说原来的两驾马车不行了，我们就想增加内需和增加消费。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用错了一个分析框架，用短期的分析框架去对待长期问题。长期问题的分析还是要从生产函数，就是索罗改写的生产函数，有劳动投入、效率的提高，关键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现在说转型说走了样，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来说是对的，就是靠投资，靠外需，靠出口。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我们原来说的要提高教育，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方式，而是说的是靠内需、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是短期分析，怎么提高消费，其实提高消费要转变生产的方式，才能够提高消费。要国库拿钱，国库是皮包公司，到哪儿拿钱呢？所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们要克服当前的困难，使得经济今后能够持续地比较快地增长的关键问题。
现在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樊纲教授说的，怎么保持劳动力。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现在不是一个正向转移了，而是出现了民工回流。现在有一个假象，从城里回来的人手里都有一些钱，所以今年的元旦和春节的市场情况不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问题不大了，因为他们的收入用完了就完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持续地有收入，这个问题就很大，我们有没有配套措施让他们就业。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们在1998年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民间创业，发展千家万户的创业活动，当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像小额贷款，对小企业的信贷担保，还有市场准入的放开。从沿海地区回来的农民工，一方面是一个负担，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我们新的创业高潮的积极因素，但是这需要做许多具体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就是怎么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一种是消极的帮助，一种是积极的提升，要把积极的提升和消极的帮助结合起来。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发展先进制造业”，我对这个口号有误解，以为先进制造业的意思就是了不得的高新技术。所谓先进制造业，我的理解就是20世纪中期以来，含有很大的服务业成分的，或者叫服务化的制造业，或者叫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制造业。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微笑曲线，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越高越好，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有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等等。现代的制造业或先进的制造业，就是全价值链的、全供应链的、全产业链的，很完整的产业链，而且包含很多的服务业的内容。在这里，我想这样宣传微笑曲线的人，也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升级或者转型，我就说这是一个阶梯，微笑曲线产业链里面能延伸几级就延伸几级，并不是一步登天，也不是完全是高科技来做的。
第三件事情就是发展服务业。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服务业主要是流通、金融，主要的作用是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是因为经过这么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导致现在的发展不够快，如果要把武汉一天变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中心，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发展，既然他的作用是辐射、带动，根据这个地区需要辐射、带动的对象的要求，来发展我们的服务业。比如说金融业，所有的金融门类很多，都去发展很困难，我们要针对地区的需要发展。湖北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有人才和发明的数量很多，但是形不成产业，这中间就有金融起关键作用，这就是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有一个特点，是介入金融的。但是，现在不是钱的问题，现在的风险投资VC和私募基金PE，钱的数量是大量的，问题是怎么解决。金融界、经济界都做了很多的努力，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像PE、VC主要的企业形式是有限合伙制，过去法律上没有，是经过复杂修改后的法律，企业形式就没有问题了。第二个就是退出机制，金融界花了很大的力量准备看创业板，创业板为了保大量最近停了。还有双重征税，据说认定的时候卡了。地方政府也有优势，有些问题可以省里做决定，用一种变通的方法绕过去。这个地方PE、VC不多，现在各个地方，其实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有成效，这使得我们的发明产业化有很大的效果。
第四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利用有一些产业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关口，建设培育起自己的权重产业，这种权重产业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在中国的汽车业要在人家做了一百多年的领域超过人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往往就有可能，但是这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现在有好多种技术研究路线，有补充、技术辅助的各种方法，我不大赞成由国家补供方、补企业的这种办法，这种办法往往是打水漂，成亿成亿的钱打水漂。另外一个产业，我们也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信息通信产业，中国有可能成为信息通信产业强国，而不是象现在给别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