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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一位学者。”酷6创始人李善友最终选择了走上讲台，面对记者提出有关创业的问题，李善友一再强调是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做交流。
从博士伦、摩托罗拉、搜狐、酷6，再到盛大，李善友在职场和创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回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中欧创业与投资中心主任，开始以一位学者的身份教人创业。
“垄断让创业环境越来越残酷，从整个创业氛围看，没有人鼓励创新，没有人鼓励卓尔不群的东西，所以在中国20年也出不了乔布斯。”在亲身经历创业的李善友看来，垄断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垄断的企业越来越大，新生的企业想在垄断里分得一杯羹，会越来越残酷。
尽管垄断的环境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是在李善友看来今天的创业环境和20年前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边是政府紧锣密鼓地为创业者提供各项优惠措施，一边是“创新工场”、“联想之星”等民间助力创业的机构层出不穷。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创业者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是“计划外的企业，没有生产批文”，那么，今天的创业者得到的是一种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环境，而创业者的幸运在于只要满足消费者需求，就有丰厚的回报，而这也正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效应。
但是，在“资源为王”的时代，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而成功的创业者们在享受胜利的同时，也会对创新存有一份遗憾，或是为了生存，抑或是为了不被垄断型企业吞噬。因此，在中国想要出现苹果、Facebook这样的伟大企业似乎言之尚早。
创业者唱戏 政府搭台
完善的创业“竞技场”
“如今，创业的成功者属于‘资源型’创业者。”国双科技的CEO祁国晟是这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从IT外包到搜索引擎优化，再到效果营销，在创业经历了多次转型后，祁国晟认为，创业者想要成功要么是依托优势资源创业，要么是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源后进行二次创业。
在高中时期萌生创业念头的祁国晟，就懂得运用“社团”的影响力。高中的时候，祁国晟成立了一个“社团”，他亲自组织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一起。“大家都喜欢玩电脑，编程序。”
正是这样一个非正式组织的“社团”引起了学校极大的关注。“有一天校长找到我，希望我的‘社团’代表学校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计算机大赛，如果拿到名次，就会承诺我的‘社团’合法化，并给予‘社团’更多支持。”祁国晟回忆道。
最终，祁国晟和他的团队拿到比赛的第一名，校长也信守承诺，不仅公开表扬这个“社团”，还为其配置了电脑、教室等硬件设备。
到大学，祁国晟索性把“社团”更名为“协会”，他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校内的互联网研发协会。依托这个“协会”的资源，祁国晟找到了真正的互联网协会。“在业界，我们校内这个‘协会’也颇有名气，甚至会收到互联网协会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直是祁国晟想要得到的机会。
在该协会的帮助下，祁国晟认识了很多行业内的领袖，而一切创业的机会也开始从这里诞生了。
一边是为创业做准备的人，他们往往会经历一个积累资源的过程，而聪明的创业者更善于利用资源，进而为自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创业环境；一边是政府为创业者搭台，为他们提供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基础条件。
今天，没人怀疑中关村曾经扮演的角色。在一扇国门刚被打开，人们对世界的最新进展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它给整个中国普及了关于电脑、软件、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知识，它也将这些技术与资本带入了中国。
夏颖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在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现在是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的他，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时只有IDG在中关村设有常驻机构，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也没有针对风险投资的政策。“红杉啊，金沙江啊，汉能啊，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来的，现在国际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关注中关村，大部分在中关村都有分支机构，有投资，而且是拿着大量的钱到处在找好的项目。”
中关村管委会对投资园区内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施的风险补贴政策是，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风险补贴。如今已累计为31家创业投资机构的113个项目提供风险补贴8019万元。
资料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约200多亿美元，近5年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的1/3左右。显然，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投资创业项目的产业集群。
引入风险投资机构入驻中关村的同时，中关村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聚合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夏颖奇还记得当年是如何把微软中国研究院拉到中关村的。
“说服微软入驻中关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人才。”夏颖奇甚至不用担心是否要给微软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替微软解决一些户口、办公室、周边交通。当年的希格玛，骑自行车20分钟的范围内，有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北航、北邮、人大、财大、外国语大学等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还有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学术机构。这里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密集型区域、中国最好的人才仓库。
和夏颖奇一样，当时负责中关村广场建设、担任北科建集团总经理的许强也十分看重微软落户中关村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和能量聚集作用，他说：“中关村的区域升级需要微软这样的标志企业来拉动，以鲇鱼效应激活中关村的本土企业活力。”
继微软落户之后，中关村开始诞生了新浪、搜狐、百度等互联网公司，而这里也成为了一块孕育高科技企业的沃土。这里不乏聪明的创业者，祁国晟的创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今，中关村模式已经成为其他各地政府效仿的对象。一时间，成都、大连、西安等二线城市也纷纷为创业者大开绿灯，各项优惠措施成为政府招揽创业者的砝码。
在成都创业青年陈洪彬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通讯录，上面有工商局、财政局、人事局等部门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遇到不明白的，他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对方一定会热情地给予解答和帮助。
两年前，陈洪彬满怀创业激情。他主动找上了自己所在的成都市金牛区青年（大学生）创业园。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创业园受到了热情的招待，陈洪彬的创业项目还被列入创业园“绿色通道”，甚至可以申请一定数额的免息贷款。
“入驻园区的企业根据创业创立年限将被授予100%、50%不等的租金优惠，而每个园区都有各自特色的产业。”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惠朝旭表示，成都市团组织牵头已经在成都15个区分别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园。
与此同时，一个为帮助青年创业的园区而建立起的创业融资多元模块也在成都诞生了。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邱伟介绍，目前整个帮扶青年创业的融资由5部分构成，包括政府基金、公益借款帮扶、天使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社会风险投资。
站在成功者肩膀创业
产业互助谋共荣
“就是要创业，但是直到做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如何盈利。”这是祁国晟创业之初的疑惑，或许，不少创业者想好了如何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为事业，但是当他们卷起袖管准备大干一番时，发现目标就在前方，过程却极其坎坷。
当时的祁国晟一边做着IT外包的服务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一边思考如何把自己喜欢研究的搜索引擎变成有价值的产品。
直到2008年，祁国晟遇到微软。“当时，微软正在推出一项‘创业企业扶植计划（BizSpark）’，旨在帮助从事软件开发和互联网服务的创业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快速取得成功。”祁国晟获得了微软BizSpark计划的帮助，并获得了微软开发工具和服务器产品生产许可证，以及技术支持和推广。
“BizSpark计划对于中国的创新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国双科技来说，相当于外聘了一个CTO来帮忙，我们在研发上节省了很多时间。”受益的祁国晟很快研发出了一套可以优化搜索引擎的产品，也让他撬开了效果营销的市场。
“创业者最大的瓶颈在于要不断创新，微软BizSpark计划就是要帮助创新企业运用业界领先的技术平台，吸引更多投资人的关注，实现快速成长。”微软大中华区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总经理谢恩伟表示。
据了解，微软的BizSpark计划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多项资源，包含软件和技术支持，并帮助创业企业提高知名度。目前，在大中华地区就职于650多家创新企业的近3000名开发人员正在享有BizSpark的计划带来的益处，微软已为此项目提供累计价值5000多万美元的软件支持。而像国双、UCweb等公司正是这项计划的受益者。
主动为创业者搭台的不只是微软，早在2007年底，中国科学院和联想控股就共同发起了一个人才培养计划——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并逐步形成了“创业培训+天使投资”的业务模式，力图“将科学家培养成企业家”。
在为创业青年上了几堂课之后，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王建庆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创业者很有理想，也很有激情，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怎么样才能成功’的认识和操作层面，确实是欠缺。”
从第一期开始，联想之星除配备教务长、班主任，管理教学体系、培训运营及学员管理之外，还为学员指派固定的辅导员，他们与学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参加各种学员的沙龙活动，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其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协调各种资源提供帮助和咨询。
“孵化”创业者
形成中的创业生态链
各地“传教”，从种子基金到天使投资，再到全方位孵化，从创新工场诞生的那刻起，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创业的生态链。
更多的商业机构、企业开始做着类似孵化或者投资创业的事情，21世纪天使资本立志帮助初创企业实现梦想、联想集团的联想之星设立了天使投资基金，他们都希望能在中国的科技型创业人才中找到有潜力的“千里马”。
2009年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在创新工场入驻之前，空置率约为60%～70%，随着创新工场的入驻，整个大厦的入驻率的上涨超过了90%。
在创新工场最初成立的时候，原本预计一年孵化五六个项目，人员最多到100人。但实际上，截至去年9月份，这支团队已经达到了240多人，孵化项目超过了10个。直到今天，发展了两年的创新工场已经审阅了超过2500个项目，投资孵化了30多个项目和公司，投资金额超过2.5亿元人民币，其中9家已得到A轮投资。
如今，李开复的创新工场第二个基地落户在了上海。在此之前，有人用“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来形容创新工场落沪带来的影响力。“无论是李开复的个人影响力还是创新工场的机制，都将为上海的科技创业乃至就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创新工场的“抢手”折射出的是，这种“孵化+投资”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对于各地创业孵化可能将起到“鲶鱼效应”。
今年9月初，创新工场宣布，其首只美元基金完成募集，募资1.8亿美元，大大超出预期。同时，另一只人民币基金也预计将于未来数月内募集完毕，计划募资7亿元人民币，腾讯、巨人、蓝讯、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中关村管委会引导基金等公司或政府引导基金均已确认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创新工场不仅带来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天使投资，还用一套完整、成熟的体系有效地孵化了创业项目。一个完美的模式就这样诞生了，当项目成熟后，自然剥离母公司成为独立子公司，直至最后上市或被收购，而这种模式对于周边经济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
“创新工场甚至帮创业者们去谈房租，他们更清楚中关村每一个写字楼的价位，知道该去找谁，怎样把价格更优化。在他们的扶持下，法务、财务等等事情都变得相对容易，这也是创新工场的增值。”一位入驻的企业评价道，创新工场的这些可贵之处是其着眼于培育种子期的风险企业，通过提供增值服务间接扶持初创企业发展，从企业的成长中获利。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个尤其需要眼光、风险较大，甚至还得耐得住些许寂寞的生意。
作为孵化创业的商业机构，创新工场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在创新工场的分公司落地上海时，李开复同时还宣布成立创新工场上海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募集2亿元人民币，这笔基金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市发改委以及杨浦区委区政府的支持。该引导基金属于创新工场内部人民币基金的一部分。创新工场内部人民币基金也已经获得中关村管委会引导基金的确认投资。
维稳中的“畸形”
创业易创新难？
“中国十年内可能会出现市场估值和商业模式与苹果相当的公司，但很难出现像苹果那种类型的创新。”
尽管，李开复凭借其创立的孵化器——创新工场成为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导师，但是对中国的创业环境仍然表示了担忧。
无论是李善友还是李开复，那句“中国没有乔布斯”的话语虽显得刺耳，但是却直白地道出了中国创业环境的一种“畸形”。其实中国并不缺乏高素质、高教育背景的创业者，那么为什么就不会诞生一个像苹果那样改变世界的创新企业呢？
“在美国，许多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在起步时关注的都是一个希望实现的技术构想，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考虑赚钱。”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合伙人陈涛表示，很多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履历都反映出这一更为保守的态度。像美国同行那样在大学就辍学的创业者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在创业之前，都拥有比美国同行丰富得多的从业经历。
李彦宏2000年创立百度前，曾先后在道琼斯的一个部门和Infoseek担任软件工程师。马云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之前，曾在大学里教授国际贸易课程。
奇艺的龚宇也有着相似的背景。他回忆说：“尽管上大学时我就清楚自己很想创业，但那时我感觉还没准备好。”他先到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做软件开发和维护工程师，又帮助一位朋友在美国创立的公司建立起中国分部，之后他才敢于自己创业，成立了在线门户焦点网。
反观今天那些如日中天的世界级企业领袖，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都有休学的背景，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创造了两个伟大的世界级企业。
现在，很多媒体喜欢把某某创业者喻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抑或是“中国的马克·扎克伯格”，中国创业者的悲哀在于即使学历、经验功高盖世，仍然活在那些无学历但却改变世界的创业人的阴影之中。
“如果你身处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那么看到一个管用的想法而不去模仿就太愚蠢了。”这或许不是创业者们的初衷，但是任何一个创业者想要成功，似乎都要遵循这个不成规矩的规矩。
今天，中国的网民数量目前已达5亿，在这一增长势头的支撑下，每天都有新的互联网公司孵化出来，但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在抄袭美国同行。
所以，有人把百度称为山寨版的谷歌；而人人网就是盗版的Facebook。另据估算，中国有多达5000家类似于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的网站。
“中国的创业者并不缺乏创新，只是他们必须要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问题，以及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龚宇表示，“中国互联网比美国落后了许多年，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必然会领先一步发现很多问题和需求。”
多位中国企业的创始人都同意龚宇的观点。美团网创始人王兴表示，“这件事与谁更聪明无关，而是与谁先发现有关，就像是采蘑菇。”
从博士伦、摩托罗拉、搜狐、酷6，再到盛大，李善友在职场和创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回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中欧创业与投资中心主任，开始以一位学者的身份教人创业。
“垄断让创业环境越来越残酷，从整个创业氛围看，没有人鼓励创新，没有人鼓励卓尔不群的东西，所以在中国20年也出不了乔布斯。”在亲身经历创业的李善友看来，垄断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垄断的企业越来越大，新生的企业想在垄断里分得一杯羹，会越来越残酷。
尽管垄断的环境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是在李善友看来今天的创业环境和20年前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边是政府紧锣密鼓地为创业者提供各项优惠措施，一边是“创新工场”、“联想之星”等民间助力创业的机构层出不穷。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创业者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是“计划外的企业，没有生产批文”，那么，今天的创业者得到的是一种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环境，而创业者的幸运在于只要满足消费者需求，就有丰厚的回报，而这也正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效应。
但是，在“资源为王”的时代，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而成功的创业者们在享受胜利的同时，也会对创新存有一份遗憾，或是为了生存，抑或是为了不被垄断型企业吞噬。因此，在中国想要出现苹果、Facebook这样的伟大企业似乎言之尚早。
创业者唱戏 政府搭台
完善的创业“竞技场”
“如今，创业的成功者属于‘资源型’创业者。”国双科技的CEO祁国晟是这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从IT外包到搜索引擎优化，再到效果营销，在创业经历了多次转型后，祁国晟认为，创业者想要成功要么是依托优势资源创业，要么是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源后进行二次创业。
在高中时期萌生创业念头的祁国晟，就懂得运用“社团”的影响力。高中的时候，祁国晟成立了一个“社团”，他亲自组织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一起。“大家都喜欢玩电脑，编程序。”
正是这样一个非正式组织的“社团”引起了学校极大的关注。“有一天校长找到我，希望我的‘社团’代表学校参加一场全国性的计算机大赛，如果拿到名次，就会承诺我的‘社团’合法化，并给予‘社团’更多支持。”祁国晟回忆道。
最终，祁国晟和他的团队拿到比赛的第一名，校长也信守承诺，不仅公开表扬这个“社团”，还为其配置了电脑、教室等硬件设备。
到大学，祁国晟索性把“社团”更名为“协会”，他在学校成立了一个校内的互联网研发协会。依托这个“协会”的资源，祁国晟找到了真正的互联网协会。“在业界，我们校内这个‘协会’也颇有名气，甚至会收到互联网协会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直是祁国晟想要得到的机会。
在该协会的帮助下，祁国晟认识了很多行业内的领袖，而一切创业的机会也开始从这里诞生了。
一边是为创业做准备的人，他们往往会经历一个积累资源的过程，而聪明的创业者更善于利用资源，进而为自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创业环境；一边是政府为创业者搭台，为他们提供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基础条件。
今天，没人怀疑中关村曾经扮演的角色。在一扇国门刚被打开，人们对世界的最新进展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它给整个中国普及了关于电脑、软件、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知识，它也将这些技术与资本带入了中国。
夏颖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在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现在是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的他，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时只有IDG在中关村设有常驻机构，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也没有针对风险投资的政策。“红杉啊，金沙江啊，汉能啊，等等，这些都是后来进来的，现在国际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关注中关村，大部分在中关村都有分支机构，有投资，而且是拿着大量的钱到处在找好的项目。”
中关村管委会对投资园区内初创期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实施的风险补贴政策是，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0%给予风险补贴。如今已累计为31家创业投资机构的113个项目提供风险补贴8019万元。
资料显示，活跃在中关村的创投机构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约200多亿美元，近5年来，中关村地区发生的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的1/3左右。显然，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一个投资创业项目的产业集群。
引入风险投资机构入驻中关村的同时，中关村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聚合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夏颖奇还记得当年是如何把微软中国研究院拉到中关村的。
“说服微软入驻中关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人才。”夏颖奇甚至不用担心是否要给微软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替微软解决一些户口、办公室、周边交通。当年的希格玛，骑自行车20分钟的范围内，有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北航、北邮、人大、财大、外国语大学等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还有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学术机构。这里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密集型区域、中国最好的人才仓库。
和夏颖奇一样，当时负责中关村广场建设、担任北科建集团总经理的许强也十分看重微软落户中关村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和能量聚集作用，他说：“中关村的区域升级需要微软这样的标志企业来拉动，以鲇鱼效应激活中关村的本土企业活力。”
继微软落户之后，中关村开始诞生了新浪、搜狐、百度等互联网公司，而这里也成为了一块孕育高科技企业的沃土。这里不乏聪明的创业者，祁国晟的创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如今，中关村模式已经成为其他各地政府效仿的对象。一时间，成都、大连、西安等二线城市也纷纷为创业者大开绿灯，各项优惠措施成为政府招揽创业者的砝码。
在成都创业青年陈洪彬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张通讯录，上面有工商局、财政局、人事局等部门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遇到不明白的，他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对方一定会热情地给予解答和帮助。
两年前，陈洪彬满怀创业激情。他主动找上了自己所在的成都市金牛区青年（大学生）创业园。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创业园受到了热情的招待，陈洪彬的创业项目还被列入创业园“绿色通道”，甚至可以申请一定数额的免息贷款。
“入驻园区的企业根据创业创立年限将被授予100%、50%不等的租金优惠，而每个园区都有各自特色的产业。”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惠朝旭表示，成都市团组织牵头已经在成都15个区分别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园。
与此同时，一个为帮助青年创业的园区而建立起的创业融资多元模块也在成都诞生了。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邱伟介绍，目前整个帮扶青年创业的融资由5部分构成，包括政府基金、公益借款帮扶、天使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社会风险投资。
站在成功者肩膀创业
产业互助谋共荣
“就是要创业，但是直到做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如何盈利。”这是祁国晟创业之初的疑惑，或许，不少创业者想好了如何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为事业，但是当他们卷起袖管准备大干一番时，发现目标就在前方，过程却极其坎坷。
当时的祁国晟一边做着IT外包的服务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一边思考如何把自己喜欢研究的搜索引擎变成有价值的产品。
直到2008年，祁国晟遇到微软。“当时，微软正在推出一项‘创业企业扶植计划（BizSpark）’，旨在帮助从事软件开发和互联网服务的创业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快速取得成功。”祁国晟获得了微软BizSpark计划的帮助，并获得了微软开发工具和服务器产品生产许可证，以及技术支持和推广。
“BizSpark计划对于中国的创新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国双科技来说，相当于外聘了一个CTO来帮忙，我们在研发上节省了很多时间。”受益的祁国晟很快研发出了一套可以优化搜索引擎的产品，也让他撬开了效果营销的市场。
“创业者最大的瓶颈在于要不断创新，微软BizSpark计划就是要帮助创新企业运用业界领先的技术平台，吸引更多投资人的关注，实现快速成长。”微软大中华区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总经理谢恩伟表示。
据了解，微软的BizSpark计划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多项资源，包含软件和技术支持，并帮助创业企业提高知名度。目前，在大中华地区就职于650多家创新企业的近3000名开发人员正在享有BizSpark的计划带来的益处，微软已为此项目提供累计价值5000多万美元的软件支持。而像国双、UCweb等公司正是这项计划的受益者。
主动为创业者搭台的不只是微软，早在2007年底，中国科学院和联想控股就共同发起了一个人才培养计划——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并逐步形成了“创业培训+天使投资”的业务模式，力图“将科学家培养成企业家”。
在为创业青年上了几堂课之后，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王建庆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创业者很有理想，也很有激情，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怎么样才能成功’的认识和操作层面，确实是欠缺。”
从第一期开始，联想之星除配备教务长、班主任，管理教学体系、培训运营及学员管理之外，还为学员指派固定的辅导员，他们与学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参加各种学员的沙龙活动，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其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协调各种资源提供帮助和咨询。
“孵化”创业者
形成中的创业生态链
各地“传教”，从种子基金到天使投资，再到全方位孵化，从创新工场诞生的那刻起，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创业的生态链。
更多的商业机构、企业开始做着类似孵化或者投资创业的事情，21世纪天使资本立志帮助初创企业实现梦想、联想集团的联想之星设立了天使投资基金，他们都希望能在中国的科技型创业人才中找到有潜力的“千里马”。
2009年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在创新工场入驻之前，空置率约为60%～70%，随着创新工场的入驻，整个大厦的入驻率的上涨超过了90%。
在创新工场最初成立的时候，原本预计一年孵化五六个项目，人员最多到100人。但实际上，截至去年9月份，这支团队已经达到了240多人，孵化项目超过了10个。直到今天，发展了两年的创新工场已经审阅了超过2500个项目，投资孵化了30多个项目和公司，投资金额超过2.5亿元人民币，其中9家已得到A轮投资。
如今，李开复的创新工场第二个基地落户在了上海。在此之前，有人用“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来形容创新工场落沪带来的影响力。“无论是李开复的个人影响力还是创新工场的机制，都将为上海的科技创业乃至就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创新工场的“抢手”折射出的是，这种“孵化+投资”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对于各地创业孵化可能将起到“鲶鱼效应”。
今年9月初，创新工场宣布，其首只美元基金完成募集，募资1.8亿美元，大大超出预期。同时，另一只人民币基金也预计将于未来数月内募集完毕，计划募资7亿元人民币，腾讯、巨人、蓝讯、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中关村管委会引导基金等公司或政府引导基金均已确认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创新工场不仅带来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天使投资，还用一套完整、成熟的体系有效地孵化了创业项目。一个完美的模式就这样诞生了，当项目成熟后，自然剥离母公司成为独立子公司，直至最后上市或被收购，而这种模式对于周边经济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
“创新工场甚至帮创业者们去谈房租，他们更清楚中关村每一个写字楼的价位，知道该去找谁，怎样把价格更优化。在他们的扶持下，法务、财务等等事情都变得相对容易，这也是创新工场的增值。”一位入驻的企业评价道，创新工场的这些可贵之处是其着眼于培育种子期的风险企业，通过提供增值服务间接扶持初创企业发展，从企业的成长中获利。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个尤其需要眼光、风险较大，甚至还得耐得住些许寂寞的生意。
作为孵化创业的商业机构，创新工场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与政府合作。在创新工场的分公司落地上海时，李开复同时还宣布成立创新工场上海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募集2亿元人民币，这笔基金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市发改委以及杨浦区委区政府的支持。该引导基金属于创新工场内部人民币基金的一部分。创新工场内部人民币基金也已经获得中关村管委会引导基金的确认投资。
维稳中的“畸形”
创业易创新难？
“中国十年内可能会出现市场估值和商业模式与苹果相当的公司，但很难出现像苹果那种类型的创新。”
尽管，李开复凭借其创立的孵化器——创新工场成为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导师，但是对中国的创业环境仍然表示了担忧。
无论是李善友还是李开复，那句“中国没有乔布斯”的话语虽显得刺耳，但是却直白地道出了中国创业环境的一种“畸形”。其实中国并不缺乏高素质、高教育背景的创业者，那么为什么就不会诞生一个像苹果那样改变世界的创新企业呢？
“在美国，许多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在起步时关注的都是一个希望实现的技术构想，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考虑赚钱。”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合伙人陈涛表示，很多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履历都反映出这一更为保守的态度。像美国同行那样在大学就辍学的创业者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在创业之前，都拥有比美国同行丰富得多的从业经历。
李彦宏2000年创立百度前，曾先后在道琼斯的一个部门和Infoseek担任软件工程师。马云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之前，曾在大学里教授国际贸易课程。
奇艺的龚宇也有着相似的背景。他回忆说：“尽管上大学时我就清楚自己很想创业，但那时我感觉还没准备好。”他先到日本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做软件开发和维护工程师，又帮助一位朋友在美国创立的公司建立起中国分部，之后他才敢于自己创业，成立了在线门户焦点网。
反观今天那些如日中天的世界级企业领袖，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都有休学的背景，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创造了两个伟大的世界级企业。
现在，很多媒体喜欢把某某创业者喻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抑或是“中国的马克·扎克伯格”，中国创业者的悲哀在于即使学历、经验功高盖世，仍然活在那些无学历但却改变世界的创业人的阴影之中。
“如果你身处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那么看到一个管用的想法而不去模仿就太愚蠢了。”这或许不是创业者们的初衷，但是任何一个创业者想要成功，似乎都要遵循这个不成规矩的规矩。
今天，中国的网民数量目前已达5亿，在这一增长势头的支撑下，每天都有新的互联网公司孵化出来，但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在抄袭美国同行。
所以，有人把百度称为山寨版的谷歌；而人人网就是盗版的Facebook。另据估算，中国有多达5000家类似于美国团购网站Groupon的网站。
“中国的创业者并不缺乏创新，只是他们必须要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问题，以及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龚宇表示，“中国互联网比美国落后了许多年，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必然会领先一步发现很多问题和需求。”
多位中国企业的创始人都同意龚宇的观点。美团网创始人王兴表示，“这件事与谁更聪明无关，而是与谁先发现有关，就像是采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