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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朝以来，‘圣贤与豪杰’就是湖湘人士的精神动力。无论是被中国历史正面影响也好，负面影响也罢，这些都与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有关系。”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近期一直在做一个关于湖湘文化的课题，涉及了好几个方面。这是他一直想要研究的事情，关于湖湘文化的历史构建，湖湘学术形态的发展。在挖掘湖南人才的思想根源的过程中，朱汉民发现湖湘人士特别注重“圣贤与豪杰”相统一，他们追求这种理想人格。
“‘圣贤豪杰’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对人格的普遍性理想。当然在普遍性的理想当中，每个地域又会有不同的追求。比如说有的更注重“豪杰”，有的更注重内心的身心修养，那么湖南这批仕大夫的胸怀是希望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只有结合才能够成就人才，他们是把圣贤作为最根本的人格价值，然后通过圣贤的人格追求来现实豪杰的视野。”
2013年12月21日，新一期的芒果大讲堂在中欣·楚天逸品楼盘会所举行。朱汉民为大家讲述了“圣贤未有不豪杰——湖湘士人人格理想的探微”。现场读者们纷纷表示听了朱汉民的这场讲座，受益匪浅。
Q&A《芒果画报》对话朱汉民
平民化时代，理想是一个正能量
《芒果画报》：“圣贤”和“豪杰”很多时候都无法达到统一，那么在湖湘人士中有两者结合得很好的人吗？
朱汉民：我觉得“圣贤”和“豪杰”能够结合起来是一种非常高的理想，这种理想要真正能够实现确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很高，很难，这就使得湖湘人士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苛刻，动力确实也很大，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轻易满足自己，都会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出现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是好的，但是这种结合在中国这种独特的环境下，有一些负面的问题。因为这种“豪杰”，意味着你将是最高的政治人物，那么又是“圣贤”，你需要掌握文字的真理，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你会很自负。
湖湘人士在追求过程中，把两者都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包括黄兴、蔡锷、陈天华这样一批人物，其实他们一方面有豪杰精神，要他们带兵打仗就能带兵打仗，要能参与政治就能参与政治，要能够经邦济世就能经邦济世，能够为国家为民族立功立言，另外一方面，他们确实对自己有自身的要求，都对自己的道德人格要求很高，像曾国藩一辈子都是自我修炼，对自己总是不满意。包括青年毛泽东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实质上，他们已经到达圣贤豪杰这个高度。
《芒果画报》：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人们是否“圣贤豪杰”这样的标准？
朱汉民：“圣贤豪杰”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人都是有缺点的，在一个历史条件下，有不足，通常我们讲圣贤，他通常是比较完美的，只能说他们朝这些目标走得更多一些。换句话来说，做圣贤豪杰不是一个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追求的过程，甚至说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就像雷锋，我们所设定的雷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事实上，真实的雷锋是有不完美的，有缺点的，所以后人总结雷锋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缺点，真实的人和我们所塑造的雷锋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圣贤的条件来设定雷锋，会出现这样一个偏差。
《芒果画报》：圣贤豪杰这种理想人格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朱汉民：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去追求圣贤豪杰，作为一个文化理想，它在历史上有它的局限，现在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这样的高理想对社会还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可以倡导，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想重新来了解湖湘文化这个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从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大家都来做圣贤豪杰，但是无论是“豪杰”精神，还是“圣贤”精神，都是掌握它里面的精髓，比如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要开拓我的企业，让它越做越大，那就是一种“豪杰”精神，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一种气魄，需要一些谋略，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如果事业发展真正到了一个高度，往往是企业家将“圣贤、豪杰”统一起来的，把外在的事业开拓和内心的修身，自我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更有意义。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近期一直在做一个关于湖湘文化的课题，涉及了好几个方面。这是他一直想要研究的事情，关于湖湘文化的历史构建，湖湘学术形态的发展。在挖掘湖南人才的思想根源的过程中，朱汉民发现湖湘人士特别注重“圣贤与豪杰”相统一，他们追求这种理想人格。
“‘圣贤豪杰’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对人格的普遍性理想。当然在普遍性的理想当中，每个地域又会有不同的追求。比如说有的更注重“豪杰”，有的更注重内心的身心修养，那么湖南这批仕大夫的胸怀是希望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只有结合才能够成就人才，他们是把圣贤作为最根本的人格价值，然后通过圣贤的人格追求来现实豪杰的视野。”
2013年12月21日，新一期的芒果大讲堂在中欣·楚天逸品楼盘会所举行。朱汉民为大家讲述了“圣贤未有不豪杰——湖湘士人人格理想的探微”。现场读者们纷纷表示听了朱汉民的这场讲座，受益匪浅。
Q&A《芒果画报》对话朱汉民
平民化时代，理想是一个正能量
《芒果画报》：“圣贤”和“豪杰”很多时候都无法达到统一，那么在湖湘人士中有两者结合得很好的人吗？
朱汉民：我觉得“圣贤”和“豪杰”能够结合起来是一种非常高的理想，这种理想要真正能够实现确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很高，很难，这就使得湖湘人士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苛刻，动力确实也很大，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轻易满足自己，都会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出现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是好的，但是这种结合在中国这种独特的环境下，有一些负面的问题。因为这种“豪杰”，意味着你将是最高的政治人物，那么又是“圣贤”，你需要掌握文字的真理，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你会很自负。
湖湘人士在追求过程中，把两者都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包括黄兴、蔡锷、陈天华这样一批人物，其实他们一方面有豪杰精神，要他们带兵打仗就能带兵打仗，要能参与政治就能参与政治，要能够经邦济世就能经邦济世，能够为国家为民族立功立言，另外一方面，他们确实对自己有自身的要求，都对自己的道德人格要求很高，像曾国藩一辈子都是自我修炼，对自己总是不满意。包括青年毛泽东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实质上，他们已经到达圣贤豪杰这个高度。
《芒果画报》：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人们是否“圣贤豪杰”这样的标准？
朱汉民：“圣贤豪杰”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人都是有缺点的，在一个历史条件下，有不足，通常我们讲圣贤，他通常是比较完美的，只能说他们朝这些目标走得更多一些。换句话来说，做圣贤豪杰不是一个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追求的过程，甚至说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就像雷锋，我们所设定的雷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事实上，真实的雷锋是有不完美的，有缺点的，所以后人总结雷锋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缺点，真实的人和我们所塑造的雷锋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圣贤的条件来设定雷锋，会出现这样一个偏差。
《芒果画报》：圣贤豪杰这种理想人格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朱汉民：我并不主张大家都去追求圣贤豪杰，作为一个文化理想，它在历史上有它的局限，现在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这样的高理想对社会还是一个正能量的事情，可以倡导，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想重新来了解湖湘文化这个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从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大家都来做圣贤豪杰，但是无论是“豪杰”精神，还是“圣贤”精神，都是掌握它里面的精髓，比如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要开拓我的企业，让它越做越大，那就是一种“豪杰”精神，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一种气魄，需要一些谋略，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如果事业发展真正到了一个高度，往往是企业家将“圣贤、豪杰”统一起来的，把外在的事业开拓和内心的修身，自我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