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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一封署名“耒阳市全体计生临时工”的举报帖引起公众关注。帖子举报，最近一次湖南耒阳事业编招考中，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录取10人，其中5人为局领导亲属。
官方调查证实，被录用者中有4人为局领导亲属。面对质疑，当地计生局局長回应，“不可能作弊，是公平、公正的……只有部分临时工对招聘不满，前两天已开会做过工作，解释清楚了。”
这样的解释反而掀起了新一轮舆论的声讨。
“拼爹”的前世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有这样一个结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如果追溯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诞生史，就不难发现，“2.1倍”的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给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干部录用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退伍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位出现空缺时，主要采取领导推荐的方式进行选拔。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举贤任命或子承父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保部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种方式能够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助于稳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1978年后提高了国家干部录用要求后，干部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降低，但‘统包统配’暴露出诸多弊端，在那时，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根本难以避免。”
亲身经历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当时，就有人提出以考试的方式录用干部。十多年来，全国代表大会不断讨论公务员录用程序设计的方案。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自此之后，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选拔一直沿用。直到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施，“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才算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考试，就有作弊。
201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公布《关于个别地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和违规进人事件的通报》，曝光了五个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
这份通报中称：上述事件虽属个案，但暴露出基层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工作中存在的“内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极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定向”是如何变形的
“这些其实是冰山一角，”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她长期研究反腐问题，也亲身见识过不大不小的“黑幕”。
去年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招收了一个编制内讲师，林喆担任考官。有一个进入面试的女生很优秀，主考官对她说：“我们更想招一个男孩儿，你再等通知吧。”
“我心里特别想告诉那个姑娘，别耽误工夫了，等了也是白等。”林喆一早就知道这个编制是留给男性的，“进入面试的唯一的男性应聘者是本校子弟。”
“这虽然不算违规，拿到编制的男孩笔试的时候成绩第一，博士毕业，人能力也很强，但这对于其他来应聘的人来说却不公平，”林喆感叹，“就是这些身边可见的小小位子都不公平，更不要说那些香饽饽一样的公务员岗位。”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林喆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
在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的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中，“屏南事件”恐怕可以称得上最“量体裁衣”的“定向招聘”。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近年来被曝光的“定向招聘”事件中可以见到的花招层出不穷。当户籍限制、年龄门槛、性别要求、专业对口等等要求不足以保障主人公子女上马时，“父亲们”就设计出区辖限制、特长要求，甚至非官子女不取的条件。
“其实定向招聘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组织部已经给‘屏南事件’定性为违规招聘，”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工作人员解释说：“定向招聘原本为了想不拘一格降人才，能够更广泛地吸收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一些以权谋私者利用。”
网络的局限
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屏南事件”事件曝光后，宁德市人事局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并取消了本次招聘。
2010年12月，屏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游代进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张功成人事局局长职务，给予游代进记大过处分、张功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诸多公务员、事业单位考录违规的事件中几乎都是和“屏南事件”相同的套路：网友举报揭发，媒体介入调查，最后舆论监督击败公权私用。
很多人担忧单单靠网络来举报打击的暗箱操作仅仅是冰山一角，林喆认为，“网络的监督虽然有效，而职能部门却缺位了。只要网上没曝光，媒体不捣乱，官二代子女照样会不公平地进入体制内工作。”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网络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近来曝光考试录用违规事件虽然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压力，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2011年12月12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2012年年初，公务员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国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公务员录用考试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这些举措又引起公众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就指出：“《公务员回避规定》是专门针对党政机关单位考试的，但有些人看准了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可以互调的机会，先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弄到相对容易进的事业单位，待升到一定级别后再调回党政机关。” 而对于国考考德的标准就更让人担忧，甚至有人怀疑“考德”给拼爹提供更大操作空间。
有人评价：“考德怎么制订客观的标准和体系，还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么以后暗箱操作岂不更加简单、更加蛮横。”
“制度建立和网络的监管虽然让权力世袭不再像以前那样唾手可得，但是无法解决根本。”林喆说。
独木桥的吸引力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为帮儿子考公务员而违规操作的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纪委书记梁国影在法庭上的辩护。
梁国影不仅根据儿子的学历水平更改考试录用标准，还两次贿赂考试机构官员更改儿子考分，并确保儿子通过面试，一路护送到名单公示。梁国影的儿子林钰成是中专学历，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一直在做临时工。而梁国影口中好的前程就是让林钰成考入中山市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这样一个位置，足够让官员父母们去违法、违规暗箱操作。
“所有人都知道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好处，”林喆分析，“除了更多的享受政策优惠和福利之外，公务员还有更为宽广的人脉资源优势。”
清华大学一项调查中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起薪比非官员子女收入高出13%。而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制作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
从2008年开始，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人数已经连续五年超过10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数量年年递增。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佳选择。”人保部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分析，“随着公务员考录提供了公平竞争机会，而就业形势又较为严峻，才让公务员成为重要选择。”
然而有些学者的看法却更为激进。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认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项改革措施常常意味着‘放权’，然而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政府时代。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能力有了广阔用武之地，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这是报考公务员热的体制基础。”
“没人怀疑进入体制内工作会得到更多好处，”林喆舉例说，月入三千元的公务员，可以拿到自建房、团购房，这就意味着省下了几十万元，相当于月入五千元工资的打工者十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还是个人情社会，进入体制内，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甚至排队要车号等等麻烦都一并解决了。”
官方调查证实，被录用者中有4人为局领导亲属。面对质疑，当地计生局局長回应，“不可能作弊，是公平、公正的……只有部分临时工对招聘不满，前两天已开会做过工作，解释清楚了。”
这样的解释反而掀起了新一轮舆论的声讨。
“拼爹”的前世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有这样一个结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如果追溯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诞生史，就不难发现，“2.1倍”的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给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干部录用主要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退伍军人、从社会上有计划地吸收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位出现空缺时，主要采取领导推荐的方式进行选拔。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举贤任命或子承父业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人保部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种方式能够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助于稳固新政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虽然1978年后提高了国家干部录用要求后，干部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降低，但‘统包统配’暴露出诸多弊端，在那时，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根本难以避免。”
亲身经历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当时，就有人提出以考试的方式录用干部。十多年来，全国代表大会不断讨论公务员录用程序设计的方案。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自此之后，国家公务员“逢进必考”的选拔一直沿用。直到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开始实施，“至此，公务员考录工作才算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考试，就有作弊。
2011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公布《关于个别地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和违规进人事件的通报》，曝光了五个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
这份通报中称：上述事件虽属个案，但暴露出基层事业单位在公开招聘工作中存在的“内部招聘“、“人情招聘”、“舞弊招聘”等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极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定向”是如何变形的
“这些其实是冰山一角，”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她长期研究反腐问题，也亲身见识过不大不小的“黑幕”。
去年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招收了一个编制内讲师，林喆担任考官。有一个进入面试的女生很优秀，主考官对她说：“我们更想招一个男孩儿，你再等通知吧。”
“我心里特别想告诉那个姑娘，别耽误工夫了，等了也是白等。”林喆一早就知道这个编制是留给男性的，“进入面试的唯一的男性应聘者是本校子弟。”
“这虽然不算违规，拿到编制的男孩笔试的时候成绩第一，博士毕业，人能力也很强，但这对于其他来应聘的人来说却不公平，”林喆感叹，“就是这些身边可见的小小位子都不公平，更不要说那些香饽饽一样的公务员岗位。”
“对于那些想让子女继承自己权力的官员来说，‘逢进必考’的选拔程序成了阻碍，”林喆说，“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如果不得不按照规定公开招聘，那就去钻制度的漏洞。‘定向招聘’就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也让世袭官员从地上走向地下。”
在2011年中组部、人保部曝光的五大事业单位违规招聘案例中，“屏南事件”恐怕可以称得上最“量体裁衣”的“定向招聘”。
2010年11月，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招聘工作人员，将招聘条件限定为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25岁以下女性。最终只有宁德市某市领导之女一人符合条件，未经考试直接聘用。
近年来被曝光的“定向招聘”事件中可以见到的花招层出不穷。当户籍限制、年龄门槛、性别要求、专业对口等等要求不足以保障主人公子女上马时，“父亲们”就设计出区辖限制、特长要求，甚至非官子女不取的条件。
“其实定向招聘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组织部已经给‘屏南事件’定性为违规招聘，”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工作人员解释说：“定向招聘原本为了想不拘一格降人才，能够更广泛地吸收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一些以权谋私者利用。”
网络的局限
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屏南事件”事件曝光后，宁德市人事局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并取消了本次招聘。
2010年12月，屏南县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游代进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张功成人事局局长职务，给予游代进记大过处分、张功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诸多公务员、事业单位考录违规的事件中几乎都是和“屏南事件”相同的套路：网友举报揭发，媒体介入调查，最后舆论监督击败公权私用。
很多人担忧单单靠网络来举报打击的暗箱操作仅仅是冰山一角，林喆认为，“网络的监督虽然有效，而职能部门却缺位了。只要网上没曝光，媒体不捣乱，官二代子女照样会不公平地进入体制内工作。”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网络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近来曝光考试录用违规事件虽然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压力，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2011年12月12日，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2012年年初，公务员局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国考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公务员录用考试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这些举措又引起公众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就指出：“《公务员回避规定》是专门针对党政机关单位考试的，但有些人看准了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可以互调的机会，先把自己的孩子走后门弄到相对容易进的事业单位，待升到一定级别后再调回党政机关。” 而对于国考考德的标准就更让人担忧，甚至有人怀疑“考德”给拼爹提供更大操作空间。
有人评价：“考德怎么制订客观的标准和体系，还不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那么以后暗箱操作岂不更加简单、更加蛮横。”
“制度建立和网络的监管虽然让权力世袭不再像以前那样唾手可得，但是无法解决根本。”林喆说。
独木桥的吸引力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为帮儿子考公务员而违规操作的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纪委书记梁国影在法庭上的辩护。
梁国影不仅根据儿子的学历水平更改考试录用标准，还两次贿赂考试机构官员更改儿子考分，并确保儿子通过面试，一路护送到名单公示。梁国影的儿子林钰成是中专学历，参加公务员考试前一直在做临时工。而梁国影口中好的前程就是让林钰成考入中山市农业局市场与经济信息科。
这样一个位置，足够让官员父母们去违法、违规暗箱操作。
“所有人都知道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好处，”林喆分析，“除了更多的享受政策优惠和福利之外，公务员还有更为宽广的人脉资源优势。”
清华大学一项调查中显示，公务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起薪比非官员子女收入高出13%。而在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制作的《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
从2008年开始，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人数已经连续五年超过10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数量年年递增。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佳选择。”人保部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分析，“随着公务员考录提供了公平竞争机会，而就业形势又较为严峻，才让公务员成为重要选择。”
然而有些学者的看法却更为激进。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认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项改革措施常常意味着‘放权’，然而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政府时代。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能力有了广阔用武之地，政府行政权力成为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源，这是报考公务员热的体制基础。”
“没人怀疑进入体制内工作会得到更多好处，”林喆舉例说，月入三千元的公务员，可以拿到自建房、团购房，这就意味着省下了几十万元，相当于月入五千元工资的打工者十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还是个人情社会，进入体制内，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甚至排队要车号等等麻烦都一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