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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13点50分，名为“陈歌辛&陈钢父子的音乐奇缘”的音乐会开始了。这是作曲家陈钢这些年所开的“父子音乐会”中普通的一场。
女中音独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
（陈歌辛作曲；王维倩演唱）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陈歌辛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上世纪四十年代，“红得太厉害”（首唱者姚莉）。这首歌是1940年拍摄的电影《天涯歌女》中的插曲。后来，《玫瑰玫瑰我爱你》被译为英文，经美国歌手弗兰克·莱恩演唱后成为世界名曲。英国导演格林纳威儿时的记忆里就包括父亲每天早晨在浴室里哼着这首歌的情景，后来，他在电影《枕边书》的开头和结尾都用它作了主题曲。
1934年，20岁的“穷书生”陈歌辛结了婚，妻子是上海吴宫饭店经理的千金小姐金娇丽，她觉得“他‘穷’就是好”。婚后的第二年陈钢出生，“小家”的生活是幸福的。陈歌辛经常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家中或霞飞路的咖啡馆与朋友们聚会，谈艺术，聊理想。这些朋友中有夏衍、吴祖光、欧阳予倩、端木蕻良等。那时，陈歌辛所组织的实验音乐社常在自己家中排练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幼年的陈钢便乘机跳上凳子，“指挥”队员们唱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随即展开了对文化界的大搜捕，创作了《不准敌人通过》、《度过这冷的冬天》的陈歌辛亦在搜捕对象之列。多年以后，陈钢依然清晰地记得，1941年12月16日父亲被带走的深夜里，射醒他的手电筒强光，以及那阵粗重的脚步声。
陈歌辛的创作生涯此时正处于巅峰状态，它并没有因为那场持续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而中断。陈钢记得，父亲经常半夜叫醒已熟睡的母亲，向其展示自己刚写好的作品，并得意地说，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正如陈歌辛所预期的那样，一首首歌曲就此流行开来。《永远的微笑》、《秋的怀念》、《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等一批至今仍广为传唱的歌曲均由陈歌辛在1940年到1945年间创作。陈歌辛也因为这些兼具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经典之作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大师。
大半个多世纪以后，陈钢这样解释父亲当年成功的原因：“那个时候有两种文化，一个是租界文化，一个是城隍庙的本土文化。租界文化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在政治上有殖民者的色彩，但从文化上讲，它是新文化进来，进来后就打破了整个的格局。就拿音乐来讲，爵士的音乐进了，舞厅的音乐进来了，伦巴探戈进来了。因为有租界，才有鲁迅。鲁迅有个《且介亭杂文》，租界的亭子间里才写得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你到别的地方不是要被抓起来了吗？他骂这个骂那个，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还有一个多元的空间，有法国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艺术创作必须要在这个土壤中才能出来。”
女中音独唱
夜上海
（陈歌辛作曲；王维倩演唱）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
乐声响
歌舞升平
只见她
笑脸迎
谁知她内心苦闷
夜生活
都为了衣食住行
酒不醉人人自醉
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
《夜上海》与《花样的年华》同为影片《长相思》的插曲，创作这两首歌曲时，陈歌辛已经到了香港。1946年，身在香港的夏衍托人看望陈歌辛，邀请他南下。其时香港聚集了郭沫若、夏衍、丁聪、吴祖光等一批进步文人，陈歌辛在那里过了四年“春意盎然”的生活。在香港的陈歌辛仍然新作不断，除了俨然成为老上海经典符号的《夜上海》，他还创作了《莫负青春》、《小小洞房》、《大拜年》等许多歌曲。
自1941年末起，日本人控制了上海的唱片业和电影业。出狱之后，陈歌辛一度彷徨，“感到像处在冬天一样”。尽管此后几年里，他流行的作品一首接着一首，但表面风光，冷暖自知。抗战胜利后，陈歌辛为了表达他难抑的喜悦之情，创作了《恭喜恭喜》。但他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国民党政府将他抓去关了一周，“无罪保释”之后，没有工作的他只能靠与几位好友结伴卖唱度日。由他作曲的《究竟是谁的胜利》也许可以表达他彼时的愤怒：“我们养了贪官污吏/他们学得变本加厉/对我们好像对待奴隶/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少年时的陈钢耳濡目染之下，也满腔革命的热情。初中时，他经常阅读左派书刊。上海解放前夕，他偷偷地听广播，急切地想知道解放军打到哪儿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十四岁的陈钢带着弟弟妹妹，到舅舅家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传单。经过延安路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装甲车正在那里打着暗枪。陈钢一点也不害怕，蹑手蹑脚地爬了过去。两个月后，陈钢将自己初中肄业证书上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岁，唱着《国际歌》参加了解放军。
奔赴部队的陈钢觉得神圣极了，他在“追求一个新世界”。到了部队后，陈钢觉得自己更“革命”，“很了不起”，于是在给父亲的信中炫耀自己可以“挑担子”了。陈歌辛很认真地回信说：“你会挑担子，我会挑音符。”年轻气盛的陈钢明白父亲的意思，心里咯噔了一下，却也不以为意。
远在香港的陈歌辛与儿子一样，同样充满了对新世界的渴盼。北京一解放，他就与端木蕻良合写了《北平来》，描绘解放后北京的一派好风光。上海解放前夕，他与公刘合写了《渡过长江》。而上海这边刚解放，他便回到了故土。一日他在上海街头与陈蝶衣相遇，陈蝶衣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夏伯（即夏衍）催我回来！”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961年，自己会以“右派”的身份，因“心力衰竭”孤独地死在安徽白茅岭。 小提琴独奏
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陈钢作曲；黄蒙拉演奏，薛颖佳钢琴伴奏）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这场音乐会中时间最长的曲目。
24岁的陈钢想必不会料到，《梁祝》会影响他的一生。当年，他与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何占豪合作，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梁祝》。这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最初何占豪提出的题材有三个：“大炼钢铁”、“女民兵”、“梁祝”。显然前两个更符合时代的主旋律。但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毅然拍板定了最后这个“凑数”的“梁祝”。陈钢始终将《梁祝》的诞生与成功归于一个字：纯。不为名利，只是真诚地“想为中国的交响音乐事业抛出一块响亮的砖”。
在创作《梁祝》之前，音乐的世界已经彻底变了模样。陈歌辛此前创作的那些经典名曲，统统成了“黄色歌曲”，但陈钢还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踏上了音乐之路。自幼学习钢琴但更爱文学的陈钢在部队里阴差阳错地进了文工团，演奏钢琴和手风琴。1950年，他写的歌曲《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在报上发表了。陈钢意识到自己在音乐知识上的匮乏后，开始如饥似渴地“补课”。五年后，陈钢响应周恩来“干部考大学”的号召，准备了三个月的高中文化课，然后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学校还在西南郊区的漕河泾。在幽静美丽的校园里，年轻的陈钢跟随丁善德、阿尔扎马诺夫等前辈踏实地学习作曲、和声与曲式，每天小跑着来回于琴房、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他所在的作曲系，连星期日都不叫星期日，而是叫星期七。
这样宁静的日子并不长。1957年之后，反右、下乡等各种政治运动搅动了整个校园。当然，受到搅动的绝不仅仅是校园。“没讲什么话”的陈歌辛，一夜之间成了“右派”，陈钢也在反右后期受到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
不过，这些“挫折”丝毫没有打消陈钢的热情。《梁祝》这首流传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正是在那时诞生的。《梁祝》与陈歌辛的流行音乐一样，有着鲜明的海派特色：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源于时代却又超越时代。1959年11月16日《新民晚报》报道，一位在现场欣赏了《梁祝》的苏丹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表示，这部作品“在音乐中贯串了自己民族的风格，并吸取了西洋音乐的优点，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在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的陈歌辛在广播里听到了儿子创作的《梁祝》，欣喜万分，立刻写信给上海的妻子，要她让儿子给自己寄一份签名的总谱。他想给儿子提提意见。陈钢考虑到父亲“右派”的身份，犹豫再三，最终也没有在总谱上签名；而父亲的意见，他也永远未能听到。
小提琴独奏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陈钢作曲；黄蒙拉演奏，薛颖佳钢琴伴奏）
陈凯歌在拍摄《和你在一起》时，写信给陈钢：“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我极希望使用您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来表达少年的激情和才华，使用该曲可以很好地契合当时的场景，并能渲染出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苗岭的早晨》、《鼓与歌》等“红色小提琴”系列作品均是由陈钢在1973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里创作的。当时，小提琴家潘寅林在音乐会上几乎无曲可奏，便找到已从“牛棚”出来、“被冷落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陈钢，希望陈钢为他创作几首曲子。
《梁祝》大获成功之后，在上海音乐学院留校任助教的陈钢想进一步地探索“中西合璧”的创作形式。他在为喜剧电影《球迷》作曲时，借鉴了西方现代作曲技巧，却因为这被送往大别山“改造”三个月。
“文革”爆发后，陈钢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批被关进“牛棚”的人，《梁祝》也成了“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毒汁”的“大毒草”。院长贺绿汀第一个被打倒。当年反右斗争中，贺绿汀曾因为陈毅保了他而躲过一劫，然后，“右派”的帽子便由陈钢的父亲戴了。与陈钢一起关进“牛棚”的有范继森、于会泳等。范继森曾任钢琴系主任，当时已身患绝症，因为一句“我最怕辨证法，辩来辩去都是他们对”而闯了祸。于会泳是教陈钢民族音乐的老师，因受到江青的赏识，旋即走出“牛棚”，抓样板戏，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文革”后期更是官至文化部部长。
1966年9月的一天，陈钢从“牛棚”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住在他楼上的李翠贞开煤气自杀了。李翠贞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极具艺术才华，当时的贺绿汀院长将她从英国请了回来。陈钢记得，她常常撑着把伞，在校园里优雅地散步。“文革”开始后，李翠贞从骨子里所散发的那股贵族气为红卫兵所不容。由于不堪侮辱，李翠贞选择了离开。自杀前，她穿上美丽的旗袍和高跟鞋，精心地化好妆，留下了一张纸条：“我需要休息”。陈钢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她要带着尊严与美丽离开这不平的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是“文革”中的“重灾区”。这座不大的校园里，像李翠贞一样自杀的教师有十多位，陈钢是那场劫难中的“幸存者”。“牛棚”里的生活持续了近三年时间。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已经停止招生，教学处于停滞状态。从“牛棚”出来后的陈钢呆在家中，无所事事。他找到何占豪，在很短的时间内，合作写成了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曲子《翻身道情》。但是，这首曲子并没有像《梁祝》一样广为流传，只演出一次便销声匿迹了。陈钢觉得，“经历了许多人事之后，我们都已经不‘纯’，再也写不出《梁祝》那样的作品了”。
女高音独唱
梦中人
（陈歌辛词曲，陈钢改编；王作欣演唱，陈钢钢琴伴奏）
月色那样模糊
大地笼上夜雾
我的梦中的人儿呀
你在何处
远听海潮起伏 松风正在哀诉
我的梦中的人儿呀 你在何处
……
2005年1月，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陈歌辛的名曲《梦中人》，陈钢将父亲的这首抒情短歌改编成了歌剧咏叹调式的大曲。彼时，陈钢的“父子音乐会”有了现在的名字：玫瑰与蝴蝶。玫瑰代表《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作者陈歌辛，而蝴蝶则代表《梁祝》（英文译为Butterfly lovers）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陈钢。
“文革”结束后，禁演了十年的《梁祝》重新在排练厅响起，陈歌辛也得以平反。1981年，陈钢代表中国的作曲家第一批赴美国访问。从美国回来之后，陈钢就琢磨起了开“父子音乐会”的事儿。1985年，这一想法终于成了现实。三场“父子仨音乐会”接连在香港举行，陈钢对《玫瑰玫瑰我爱你》、《渔家女》、《恭喜恭喜》等多首父亲的代表作进行了重新整理和配器，由旅居美国的弟弟陈东现场演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父子音乐会”，用陈钢的话说，还“不成气候”。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父子音乐会”面世。2002年，陈钢先后在新天地和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两场“父亲与我”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之前的“父子仨”音乐会有了较大的变动：演出的曲目不再局限于陈歌辛的作品，陈钢的《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红色小提琴”系列作品以及经典之作《梁祝》也都加入其中；演出者也不再局限于陈家人，王作欣、周进华等“外面”的歌唱家开始参与进来。
“玫瑰与蝴蝶”音乐会自2005年在广州首演后，“父子音乐会”基本形成了既定的编排形式。演奏的都是陈歌辛与陈钢父子俩的作品，有的是二人的作品穿插上演，有的则是上下半场各演奏一人作品。参演的团队也基本稳定下来，除了王作欣之外，后来又相继加入了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小提琴家潘寅林、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青年钢琴家薛颖佳等人。每逢重要的场次，陈钢的男中音歌唱家弟弟陈东也会到现场助阵。
音乐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常州、济南、南通、西安、香港、纽约、柏林、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国内外多个城市演出。在陈钢的印象中，往往是海外的观众更热情。2010年，《世界日报》主办的纽约专场中，“不少老夫妻拄着拐杖，或由儿女们搀扶着来，还有坐着轮椅进场的”，其中还有位103岁的老人。这位名叫王希文的老人也曾是“右派”，与陈歌辛有过相同的命运。2002年，陈钢还与著名词人陈蝶衣的儿子陈燮阳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凤凰于飞”的音乐会，《凤凰于飞》是陈歌辛与陈蝶衣第一次合作创作的歌曲。那场演出结束后，现场听众全体起立，齐声唱起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反而在上海，人们对“父子音乐会”反应平平。2001年，陈钢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最大的支持者却仍来自海外。帮着张罗的是香港导演吴思远；现场演唱陈歌辛作品的是台湾歌手蔡琴；听众则从四面八方赶来：香港的，台北的，美国的，加拿大的。他们听得泪眼婆娑。而上海却有人质疑，大剧院怎么可以演这样的流行音乐呢？
陈钢觉得“上海已经不再上海了”。1949年以后，海派文化不断受到批判，几无生存的空间。但海派文化并未真正消亡，而是南迁到了香港和台湾。台湾作家龙应台刚认识陈钢时问他，你知道《永远的微笑》吗？陈钢回答，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龙应台告诉陈钢，在她只有两个酱油瓶高，拉着母亲的裙角上菜场时，她的母亲唱这首歌；后来，母亲老了，她牵着母亲的手过马路时，母亲还唱这首歌。
陈钢总是强调，他的“父子音乐会”不是普通的音乐会，而是历史和情感的聚会。上海的音乐会现场，尽管不像海外的那般反响强烈，却也可以见到参与“历史和情感的聚会”的听众。听众席里的一位老人，在近一百分钟的音乐会中，不停地随着音乐的节拍拍手、晃动。
2013年1月17日15点25分，最后一个音符停止了跃动，音乐会结束。还有八天，就到陈歌辛52周年的忌日了。
女中音独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
（陈歌辛作曲；王维倩演唱）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陈歌辛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上世纪四十年代，“红得太厉害”（首唱者姚莉）。这首歌是1940年拍摄的电影《天涯歌女》中的插曲。后来，《玫瑰玫瑰我爱你》被译为英文，经美国歌手弗兰克·莱恩演唱后成为世界名曲。英国导演格林纳威儿时的记忆里就包括父亲每天早晨在浴室里哼着这首歌的情景，后来，他在电影《枕边书》的开头和结尾都用它作了主题曲。
1934年，20岁的“穷书生”陈歌辛结了婚，妻子是上海吴宫饭店经理的千金小姐金娇丽，她觉得“他‘穷’就是好”。婚后的第二年陈钢出生，“小家”的生活是幸福的。陈歌辛经常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家中或霞飞路的咖啡馆与朋友们聚会，谈艺术，聊理想。这些朋友中有夏衍、吴祖光、欧阳予倩、端木蕻良等。那时，陈歌辛所组织的实验音乐社常在自己家中排练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幼年的陈钢便乘机跳上凳子，“指挥”队员们唱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随即展开了对文化界的大搜捕，创作了《不准敌人通过》、《度过这冷的冬天》的陈歌辛亦在搜捕对象之列。多年以后，陈钢依然清晰地记得，1941年12月16日父亲被带走的深夜里，射醒他的手电筒强光，以及那阵粗重的脚步声。
陈歌辛的创作生涯此时正处于巅峰状态，它并没有因为那场持续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而中断。陈钢记得，父亲经常半夜叫醒已熟睡的母亲，向其展示自己刚写好的作品，并得意地说，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正如陈歌辛所预期的那样，一首首歌曲就此流行开来。《永远的微笑》、《秋的怀念》、《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等一批至今仍广为传唱的歌曲均由陈歌辛在1940年到1945年间创作。陈歌辛也因为这些兼具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经典之作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大师。
大半个多世纪以后，陈钢这样解释父亲当年成功的原因：“那个时候有两种文化，一个是租界文化，一个是城隍庙的本土文化。租界文化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在政治上有殖民者的色彩，但从文化上讲，它是新文化进来，进来后就打破了整个的格局。就拿音乐来讲，爵士的音乐进了，舞厅的音乐进来了，伦巴探戈进来了。因为有租界，才有鲁迅。鲁迅有个《且介亭杂文》，租界的亭子间里才写得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你到别的地方不是要被抓起来了吗？他骂这个骂那个，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还有一个多元的空间，有法国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艺术创作必须要在这个土壤中才能出来。”
女中音独唱
夜上海
（陈歌辛作曲；王维倩演唱）
夜上海
夜上海
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
乐声响
歌舞升平
只见她
笑脸迎
谁知她内心苦闷
夜生活
都为了衣食住行
酒不醉人人自醉
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
……
《夜上海》与《花样的年华》同为影片《长相思》的插曲，创作这两首歌曲时，陈歌辛已经到了香港。1946年，身在香港的夏衍托人看望陈歌辛，邀请他南下。其时香港聚集了郭沫若、夏衍、丁聪、吴祖光等一批进步文人，陈歌辛在那里过了四年“春意盎然”的生活。在香港的陈歌辛仍然新作不断，除了俨然成为老上海经典符号的《夜上海》，他还创作了《莫负青春》、《小小洞房》、《大拜年》等许多歌曲。
自1941年末起，日本人控制了上海的唱片业和电影业。出狱之后，陈歌辛一度彷徨，“感到像处在冬天一样”。尽管此后几年里，他流行的作品一首接着一首，但表面风光，冷暖自知。抗战胜利后，陈歌辛为了表达他难抑的喜悦之情，创作了《恭喜恭喜》。但他盼望的“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国民党政府将他抓去关了一周，“无罪保释”之后，没有工作的他只能靠与几位好友结伴卖唱度日。由他作曲的《究竟是谁的胜利》也许可以表达他彼时的愤怒：“我们养了贪官污吏/他们学得变本加厉/对我们好像对待奴隶/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少年时的陈钢耳濡目染之下，也满腔革命的热情。初中时，他经常阅读左派书刊。上海解放前夕，他偷偷地听广播，急切地想知道解放军打到哪儿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十四岁的陈钢带着弟弟妹妹，到舅舅家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传单。经过延安路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的装甲车正在那里打着暗枪。陈钢一点也不害怕，蹑手蹑脚地爬了过去。两个月后，陈钢将自己初中肄业证书上的年龄改成了十八岁，唱着《国际歌》参加了解放军。
奔赴部队的陈钢觉得神圣极了，他在“追求一个新世界”。到了部队后，陈钢觉得自己更“革命”，“很了不起”，于是在给父亲的信中炫耀自己可以“挑担子”了。陈歌辛很认真地回信说：“你会挑担子，我会挑音符。”年轻气盛的陈钢明白父亲的意思，心里咯噔了一下，却也不以为意。
远在香港的陈歌辛与儿子一样，同样充满了对新世界的渴盼。北京一解放，他就与端木蕻良合写了《北平来》，描绘解放后北京的一派好风光。上海解放前夕，他与公刘合写了《渡过长江》。而上海这边刚解放，他便回到了故土。一日他在上海街头与陈蝶衣相遇，陈蝶衣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夏伯（即夏衍）催我回来！”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961年，自己会以“右派”的身份，因“心力衰竭”孤独地死在安徽白茅岭。 小提琴独奏
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陈钢作曲；黄蒙拉演奏，薛颖佳钢琴伴奏）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这场音乐会中时间最长的曲目。
24岁的陈钢想必不会料到，《梁祝》会影响他的一生。当年，他与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何占豪合作，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梁祝》。这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最初何占豪提出的题材有三个：“大炼钢铁”、“女民兵”、“梁祝”。显然前两个更符合时代的主旋律。但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毅然拍板定了最后这个“凑数”的“梁祝”。陈钢始终将《梁祝》的诞生与成功归于一个字：纯。不为名利，只是真诚地“想为中国的交响音乐事业抛出一块响亮的砖”。
在创作《梁祝》之前，音乐的世界已经彻底变了模样。陈歌辛此前创作的那些经典名曲，统统成了“黄色歌曲”，但陈钢还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踏上了音乐之路。自幼学习钢琴但更爱文学的陈钢在部队里阴差阳错地进了文工团，演奏钢琴和手风琴。1950年，他写的歌曲《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在报上发表了。陈钢意识到自己在音乐知识上的匮乏后，开始如饥似渴地“补课”。五年后，陈钢响应周恩来“干部考大学”的号召，准备了三个月的高中文化课，然后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学校还在西南郊区的漕河泾。在幽静美丽的校园里，年轻的陈钢跟随丁善德、阿尔扎马诺夫等前辈踏实地学习作曲、和声与曲式，每天小跑着来回于琴房、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他所在的作曲系，连星期日都不叫星期日，而是叫星期七。
这样宁静的日子并不长。1957年之后，反右、下乡等各种政治运动搅动了整个校园。当然，受到搅动的绝不仅仅是校园。“没讲什么话”的陈歌辛，一夜之间成了“右派”，陈钢也在反右后期受到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
不过，这些“挫折”丝毫没有打消陈钢的热情。《梁祝》这首流传最广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正是在那时诞生的。《梁祝》与陈歌辛的流行音乐一样，有着鲜明的海派特色：中西合璧，雅俗共赏，源于时代却又超越时代。1959年11月16日《新民晚报》报道，一位在现场欣赏了《梁祝》的苏丹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表示，这部作品“在音乐中贯串了自己民族的风格，并吸取了西洋音乐的优点，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在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的陈歌辛在广播里听到了儿子创作的《梁祝》，欣喜万分，立刻写信给上海的妻子，要她让儿子给自己寄一份签名的总谱。他想给儿子提提意见。陈钢考虑到父亲“右派”的身份，犹豫再三，最终也没有在总谱上签名；而父亲的意见，他也永远未能听到。
小提琴独奏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陈钢作曲；黄蒙拉演奏，薛颖佳钢琴伴奏）
陈凯歌在拍摄《和你在一起》时，写信给陈钢：“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我极希望使用您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来表达少年的激情和才华，使用该曲可以很好地契合当时的场景，并能渲染出震撼人心的感染力。”
《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苗岭的早晨》、《鼓与歌》等“红色小提琴”系列作品均是由陈钢在1973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里创作的。当时，小提琴家潘寅林在音乐会上几乎无曲可奏，便找到已从“牛棚”出来、“被冷落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陈钢，希望陈钢为他创作几首曲子。
《梁祝》大获成功之后，在上海音乐学院留校任助教的陈钢想进一步地探索“中西合璧”的创作形式。他在为喜剧电影《球迷》作曲时，借鉴了西方现代作曲技巧，却因为这被送往大别山“改造”三个月。
“文革”爆发后，陈钢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批被关进“牛棚”的人，《梁祝》也成了“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毒汁”的“大毒草”。院长贺绿汀第一个被打倒。当年反右斗争中，贺绿汀曾因为陈毅保了他而躲过一劫，然后，“右派”的帽子便由陈钢的父亲戴了。与陈钢一起关进“牛棚”的有范继森、于会泳等。范继森曾任钢琴系主任，当时已身患绝症，因为一句“我最怕辨证法，辩来辩去都是他们对”而闯了祸。于会泳是教陈钢民族音乐的老师，因受到江青的赏识，旋即走出“牛棚”，抓样板戏，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文革”后期更是官至文化部部长。
1966年9月的一天，陈钢从“牛棚”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住在他楼上的李翠贞开煤气自杀了。李翠贞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极具艺术才华，当时的贺绿汀院长将她从英国请了回来。陈钢记得，她常常撑着把伞，在校园里优雅地散步。“文革”开始后，李翠贞从骨子里所散发的那股贵族气为红卫兵所不容。由于不堪侮辱，李翠贞选择了离开。自杀前，她穿上美丽的旗袍和高跟鞋，精心地化好妆，留下了一张纸条：“我需要休息”。陈钢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她要带着尊严与美丽离开这不平的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是“文革”中的“重灾区”。这座不大的校园里，像李翠贞一样自杀的教师有十多位，陈钢是那场劫难中的“幸存者”。“牛棚”里的生活持续了近三年时间。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已经停止招生，教学处于停滞状态。从“牛棚”出来后的陈钢呆在家中，无所事事。他找到何占豪，在很短的时间内，合作写成了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曲子《翻身道情》。但是，这首曲子并没有像《梁祝》一样广为流传，只演出一次便销声匿迹了。陈钢觉得，“经历了许多人事之后，我们都已经不‘纯’，再也写不出《梁祝》那样的作品了”。
女高音独唱
梦中人
（陈歌辛词曲，陈钢改编；王作欣演唱，陈钢钢琴伴奏）
月色那样模糊
大地笼上夜雾
我的梦中的人儿呀
你在何处
远听海潮起伏 松风正在哀诉
我的梦中的人儿呀 你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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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女高音歌唱家演唱了陈歌辛的名曲《梦中人》，陈钢将父亲的这首抒情短歌改编成了歌剧咏叹调式的大曲。彼时，陈钢的“父子音乐会”有了现在的名字：玫瑰与蝴蝶。玫瑰代表《玫瑰玫瑰我爱你》的作者陈歌辛，而蝴蝶则代表《梁祝》（英文译为Butterfly lovers）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陈钢。
“文革”结束后，禁演了十年的《梁祝》重新在排练厅响起，陈歌辛也得以平反。1981年，陈钢代表中国的作曲家第一批赴美国访问。从美国回来之后，陈钢就琢磨起了开“父子音乐会”的事儿。1985年，这一想法终于成了现实。三场“父子仨音乐会”接连在香港举行，陈钢对《玫瑰玫瑰我爱你》、《渔家女》、《恭喜恭喜》等多首父亲的代表作进行了重新整理和配器，由旅居美国的弟弟陈东现场演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父子音乐会”，用陈钢的话说，还“不成气候”。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父子音乐会”面世。2002年，陈钢先后在新天地和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两场“父亲与我”音乐会。这两场音乐会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之前的“父子仨”音乐会有了较大的变动：演出的曲目不再局限于陈歌辛的作品，陈钢的《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红色小提琴”系列作品以及经典之作《梁祝》也都加入其中；演出者也不再局限于陈家人，王作欣、周进华等“外面”的歌唱家开始参与进来。
“玫瑰与蝴蝶”音乐会自2005年在广州首演后，“父子音乐会”基本形成了既定的编排形式。演奏的都是陈歌辛与陈钢父子俩的作品，有的是二人的作品穿插上演，有的则是上下半场各演奏一人作品。参演的团队也基本稳定下来，除了王作欣之外，后来又相继加入了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小提琴家潘寅林、青年小提琴家黄蒙拉、青年钢琴家薛颖佳等人。每逢重要的场次，陈钢的男中音歌唱家弟弟陈东也会到现场助阵。
音乐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常州、济南、南通、西安、香港、纽约、柏林、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国内外多个城市演出。在陈钢的印象中，往往是海外的观众更热情。2010年，《世界日报》主办的纽约专场中，“不少老夫妻拄着拐杖，或由儿女们搀扶着来，还有坐着轮椅进场的”，其中还有位103岁的老人。这位名叫王希文的老人也曾是“右派”，与陈歌辛有过相同的命运。2002年，陈钢还与著名词人陈蝶衣的儿子陈燮阳共同举办了一场名为“凤凰于飞”的音乐会，《凤凰于飞》是陈歌辛与陈蝶衣第一次合作创作的歌曲。那场演出结束后，现场听众全体起立，齐声唱起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反而在上海，人们对“父子音乐会”反应平平。2001年，陈钢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最大的支持者却仍来自海外。帮着张罗的是香港导演吴思远；现场演唱陈歌辛作品的是台湾歌手蔡琴；听众则从四面八方赶来：香港的，台北的，美国的，加拿大的。他们听得泪眼婆娑。而上海却有人质疑，大剧院怎么可以演这样的流行音乐呢？
陈钢觉得“上海已经不再上海了”。1949年以后，海派文化不断受到批判，几无生存的空间。但海派文化并未真正消亡，而是南迁到了香港和台湾。台湾作家龙应台刚认识陈钢时问他，你知道《永远的微笑》吗？陈钢回答，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龙应台告诉陈钢，在她只有两个酱油瓶高，拉着母亲的裙角上菜场时，她的母亲唱这首歌；后来，母亲老了，她牵着母亲的手过马路时，母亲还唱这首歌。
陈钢总是强调，他的“父子音乐会”不是普通的音乐会，而是历史和情感的聚会。上海的音乐会现场，尽管不像海外的那般反响强烈，却也可以见到参与“历史和情感的聚会”的听众。听众席里的一位老人，在近一百分钟的音乐会中，不停地随着音乐的节拍拍手、晃动。
2013年1月17日15点25分，最后一个音符停止了跃动，音乐会结束。还有八天，就到陈歌辛52周年的忌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