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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国国企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我国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有专家指出，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不合适……（据2月21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年太能赚钱。2010年，国企利润已经将近2万亿，同比又疯长近4成。一边是赚得狂多，一边是缴纳分红很少。平均缴纳5%左右的“红利”，意味着一些国企私享的钱财，富庶有余。
国企很富有，国民要共享。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毕竟，在这个产权意识深得人心的年代，谁都明白国企属于公共产权，归全民所有。而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不论是国企重组，还是国企经营，都与政府权力、政策垄断紧密关联。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个取得暴利的国企帝国，背后都有纳税人的手在绵绵不绝贡献着自身力量。
也就是说，国企不能实现合理分红，本身就是权力与经济的双重不道德。遗憾的是，对这种不道德的指责说过太多次却也难以改观。现在连财政部相关人士也表示，现在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政府部门看到“不适应”，专家也看出“不合适”，公众更是一脸“不满意”，那么，这一切如何才能迅速倒逼“国企分红”走向公平正义呢？
“国企分红”本质上是一次公共利益与既得利益的博弈。太多经验告诉我们，要让既得利益轻易放下手中捞取的暴利，不容易。事实上，这几年尽管国企分红被说来说去，但至今为止，却依旧未有劲道十足的制度支撑。如果仍然不能把国企分红纳入到制度正义的轨道中，这件承载着强烈民意吁求的好事，恐怕依旧难为。
现在的国企被权力养得太肥了，似乎已拥有可以与强大民意进行博弈的底气了。只要盘点“国企分红”的历程，不难发现，面对全民共享的民意吁求，一些权力与国企不停地玩弄政策与文字游戏，来紧紧捂住装满利润的钱袋子。比如，深受诟病的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现象，就严重不合理。它表明，尽管国企利润丰厚，但还是只愿意交给国家一点点，而且就连这一点点，也要交完了还要再拿回去“发展自己”。扛着“分红”的名义，老百姓却什么都得不着，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多红利被种种手段“私吞”。
既然全民共享是“国企分红”无法绕行的选择，那么，在国企分红的问题上，就不应该留存着太多的“空白地带”与“弹性空间”。以前一说到那些红利，就总是掉进国企“改革重组”、“扶持研發”之类的说词中，最后绕来绕去，还绕回到那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格局中。我们认为，国企红利必须被真正收归国有，成为公共财政，让全体国民拥有这些红利的最终收益权，来完整实现“国企分红”的公平与正义。当前必须把“国企分红”纳入到公共财政体系中，以法律制度来保证其收缴渠道畅通，同时，还要通过人大的预算程序批准使用，同时将这些红利使用纳入到相关审计体系中。
“国企分红”是一件涉及到太多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改革，它是公共话语权与既得利益及其代言者之间的深度博弈。过去人们对“国企分红”不满，不仅体现在不满于垄断企业贪婪上，也包括对国资委在内的一些公权力未能最大程度基于公共利益立场履行职责有关。现在，如果还是不能迅速厘清“国企分红”背后的权力、市场与公众的利益关系，以充分制度建设来保障“国企分红”始终处于程序正义中，来实现全民共享的社会需求，恐怕在权力与利益组成的那双贪婪之手搅动下，普通公众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捞不着。
（摘自《重庆时报》 作者：单士兵）
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些年太能赚钱。2010年，国企利润已经将近2万亿，同比又疯长近4成。一边是赚得狂多，一边是缴纳分红很少。平均缴纳5%左右的“红利”，意味着一些国企私享的钱财，富庶有余。
国企很富有，国民要共享。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毕竟，在这个产权意识深得人心的年代，谁都明白国企属于公共产权，归全民所有。而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常识，也告诉我们，不论是国企重组，还是国企经营，都与政府权力、政策垄断紧密关联。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个取得暴利的国企帝国，背后都有纳税人的手在绵绵不绝贡献着自身力量。
也就是说，国企不能实现合理分红，本身就是权力与经济的双重不道德。遗憾的是，对这种不道德的指责说过太多次却也难以改观。现在连财政部相关人士也表示，现在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政府部门看到“不适应”，专家也看出“不合适”，公众更是一脸“不满意”，那么，这一切如何才能迅速倒逼“国企分红”走向公平正义呢？
“国企分红”本质上是一次公共利益与既得利益的博弈。太多经验告诉我们，要让既得利益轻易放下手中捞取的暴利，不容易。事实上，这几年尽管国企分红被说来说去，但至今为止，却依旧未有劲道十足的制度支撑。如果仍然不能把国企分红纳入到制度正义的轨道中，这件承载着强烈民意吁求的好事，恐怕依旧难为。
现在的国企被权力养得太肥了，似乎已拥有可以与强大民意进行博弈的底气了。只要盘点“国企分红”的历程，不难发现，面对全民共享的民意吁求，一些权力与国企不停地玩弄政策与文字游戏，来紧紧捂住装满利润的钱袋子。比如，深受诟病的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现象，就严重不合理。它表明，尽管国企利润丰厚，但还是只愿意交给国家一点点，而且就连这一点点，也要交完了还要再拿回去“发展自己”。扛着“分红”的名义，老百姓却什么都得不着，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多红利被种种手段“私吞”。
既然全民共享是“国企分红”无法绕行的选择，那么，在国企分红的问题上，就不应该留存着太多的“空白地带”与“弹性空间”。以前一说到那些红利，就总是掉进国企“改革重组”、“扶持研發”之类的说词中，最后绕来绕去，还绕回到那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格局中。我们认为，国企红利必须被真正收归国有，成为公共财政，让全体国民拥有这些红利的最终收益权，来完整实现“国企分红”的公平与正义。当前必须把“国企分红”纳入到公共财政体系中，以法律制度来保证其收缴渠道畅通，同时，还要通过人大的预算程序批准使用，同时将这些红利使用纳入到相关审计体系中。
“国企分红”是一件涉及到太多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改革，它是公共话语权与既得利益及其代言者之间的深度博弈。过去人们对“国企分红”不满，不仅体现在不满于垄断企业贪婪上，也包括对国资委在内的一些公权力未能最大程度基于公共利益立场履行职责有关。现在，如果还是不能迅速厘清“国企分红”背后的权力、市场与公众的利益关系，以充分制度建设来保障“国企分红”始终处于程序正义中，来实现全民共享的社会需求，恐怕在权力与利益组成的那双贪婪之手搅动下，普通公众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捞不着。
（摘自《重庆时报》 作者：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