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学术与政治”，是我读了几位前辈的回忆录之后，在脑海中闪现的一道“韦伯式”的题目。
1982年，一个留美归国人员告诉韦君宜，他在美国见到了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美国“地位极高”。其中一位说：“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韦君宜听了这番话，感慨万千。因为她当年正是学习出色的学生，父母也愿意送她去美国留学，但她为了追求心中的信仰，“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饱经政治运动磨难的韦君宜，在晚年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心情无比沉痛。她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思痛录》）
与韦君宜不同，熊式一在回望前尘时，恐怕感到更多的是幸运。20世纪30年代，由于不符合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条件，熊式一无法取得在大学担任正教授的资格，一气之下，跑去英国“镀金”，由此结识了巴里、萧伯纳、威尔斯、约翰·梅斯菲尔德等众多享誉世界的文豪。他改编的英文剧《王宝川》在英国连演3年，一共900多场，在美、法、德、捷克、瑞典、荷兰等国上演后，也是好评如潮，轰动一时。他翻译的《西厢记》得到萧伯纳的高度赞扬，他创作的话剧《大学教授》与萧伯纳的作品同台演出，他写的小说《天桥》问世后“一纸风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国文字的译本，英文版纸贵洛阳，很多年以来都是极受称赞的畅销书”。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熊式一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愚蠢规定不以为仇，反以为德：“我这一生实在要感激这种岂有此理的部令！……我在国内南北各大专院校担任了9年教师之后，假如是得着了一个稍微合意的职位，那我就决不会冒险跑到英国去，留在国内，等到‘文化大革命’时，谁能免受辱于红卫兵？不让他们弄死，一定会自杀的！”（《八十回忆》）
齐邦媛的一生，则似乎是幸运与沉痛交织的一生。这是我读了她在耄耋之年出版的回忆录《巨流河》后获得的印象。当然，她的幸运并不像熊式一那样出于“偶然”，而是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大学时期，本来亲密无间的同学，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冰炭不相容的仇敌，这使齐邦媛“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她看来，“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翻脸无情，出卖朋友”。她不愿涉足政治，最终走上了一条尽管艰难曲折却又往往绝处逢生的学术之路。齐邦媛的沉痛，不是韦君宜那种充满忏悔和自责的沉痛，而是对时代悲剧的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她在书中写道：“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煎熬之中。”“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50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80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195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敛藏着深深的悲情，足以让任何一个局外人感到震撼，当事者的切肤之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与政治，本来只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人的志趣不同，选择也不同，有的偏爱学术，有的热中政治，纯属个人自由。在山河板荡、民族危亡之际，学术与政治均有振国兴邦的责任与功用，各显其能，殊途同归。韦君宜、熊式一和齐邦媛所走的人生道路虽不相同，但他们心系家国、心忧天下的情怀却是一致的。可惜政治比较容易沦为权术，沦为阴谋，沦为买卖，沦为筹码，遂至肮脏不堪，昏暗不已，甚至變成吞噬生灵的血盆大口，酿成无数人间惨剧。没有光明磊落、清澈坦荡的政治，耿直的知识分子惟有视学术为生命，希望以日积月累之功，对世道人心产生长久的潜移默化的补益，他们也因此得以成就一段与“政治工具”完全不同的斑斓人生。佛家有言，种何因得何果，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摘自《杂文报》 作者：徐强）
1982年，一个留美归国人员告诉韦君宜，他在美国见到了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美国“地位极高”。其中一位说：“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韦君宜听了这番话，感慨万千。因为她当年正是学习出色的学生，父母也愿意送她去美国留学，但她为了追求心中的信仰，“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饱经政治运动磨难的韦君宜，在晚年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心情无比沉痛。她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思痛录》）
与韦君宜不同，熊式一在回望前尘时，恐怕感到更多的是幸运。20世纪30年代，由于不符合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条件，熊式一无法取得在大学担任正教授的资格，一气之下，跑去英国“镀金”，由此结识了巴里、萧伯纳、威尔斯、约翰·梅斯菲尔德等众多享誉世界的文豪。他改编的英文剧《王宝川》在英国连演3年，一共900多场，在美、法、德、捷克、瑞典、荷兰等国上演后，也是好评如潮，轰动一时。他翻译的《西厢记》得到萧伯纳的高度赞扬，他创作的话剧《大学教授》与萧伯纳的作品同台演出，他写的小说《天桥》问世后“一纸风行”，“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国文字的译本，英文版纸贵洛阳，很多年以来都是极受称赞的畅销书”。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熊式一对国民党教育当局的愚蠢规定不以为仇，反以为德：“我这一生实在要感激这种岂有此理的部令！……我在国内南北各大专院校担任了9年教师之后，假如是得着了一个稍微合意的职位，那我就决不会冒险跑到英国去，留在国内，等到‘文化大革命’时，谁能免受辱于红卫兵？不让他们弄死，一定会自杀的！”（《八十回忆》）
齐邦媛的一生，则似乎是幸运与沉痛交织的一生。这是我读了她在耄耋之年出版的回忆录《巨流河》后获得的印象。当然，她的幸运并不像熊式一那样出于“偶然”，而是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大学时期，本来亲密无间的同学，由于政治立场不同，一夜之间变成了冰炭不相容的仇敌，这使齐邦媛“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她看来，“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翻脸无情，出卖朋友”。她不愿涉足政治，最终走上了一条尽管艰难曲折却又往往绝处逢生的学术之路。齐邦媛的沉痛，不是韦君宜那种充满忏悔和自责的沉痛，而是对时代悲剧的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她在书中写道：“我在经济日渐繁荣的台湾教英国文学的时候，朱光潜老师和吴宓老师正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与煎熬之中。”“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50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80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195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敛藏着深深的悲情，足以让任何一个局外人感到震撼，当事者的切肤之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与政治，本来只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人的志趣不同，选择也不同，有的偏爱学术，有的热中政治，纯属个人自由。在山河板荡、民族危亡之际，学术与政治均有振国兴邦的责任与功用，各显其能，殊途同归。韦君宜、熊式一和齐邦媛所走的人生道路虽不相同，但他们心系家国、心忧天下的情怀却是一致的。可惜政治比较容易沦为权术，沦为阴谋，沦为买卖，沦为筹码，遂至肮脏不堪，昏暗不已，甚至變成吞噬生灵的血盆大口，酿成无数人间惨剧。没有光明磊落、清澈坦荡的政治，耿直的知识分子惟有视学术为生命，希望以日积月累之功，对世道人心产生长久的潜移默化的补益，他们也因此得以成就一段与“政治工具”完全不同的斑斓人生。佛家有言，种何因得何果，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摘自《杂文报》 作者：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