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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禁止与解禁
或许，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30多年前，“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李谷一曾是“低俗”的代表，《军港之夜》被禁，小歌手程琳被“中央大报”严厉批评为“台风不正”……“流行歌曲”当年怎样“被禁”又怎样“解禁”，或成笑谈。不过，30年后，仍不能仅以笑谈来看，仍有引人深思的必要。
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风光片《三蛱传说》，但大受欢迎又被尖锐批判、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却不是这部电视片本身内容，而是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李谷一大受欢迎的是其“气声”唱法，但招来激烈指责、批判的，也是“气声”。批判者振振有词：这种“港台明星的唱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是不正经，是离经叛道。音乐界还召开座谈会，讨伐《乡恋》，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不过，时代毕竟在进步，虽然她的歌声在“官媒”上被批被禁，但在民间依然“红火”，盒式录音机的普及使大街小巷响遍《乡恋》；李谷一参加演出时，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直到198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电话点播节目在春晚首度亮相，没想到点播量最大的竟是“禁歌”《乡恋》。面对如此强烈的民意压力，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决心难下，最终对向他请示的导演下达“播”的命令。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播出，终使被禁几年的《乡恋》及“气声唱法”解禁。
1980年中秋节，由《北京晚报》主办的“金秋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代表海政参加演出，她本是合唱演员，但自己把港台歌曲练得很到位，当时这样的“人才”尚不多，于是在海军机关的几场内部演出中开始独唱，并博得满堂喝彩。海政文工团决定让苏小明参加“新星音乐会”，但当时还有“军队新星”不能公开唱港台歌曲的顾虑，海政紧急为苏小明专门谱写了《军港之夜》。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苏小明和《军港之夜》大获成功，轰动全国，成为传唱一时的热门歌曲。
然而，由于《军港之夜》与传统军旅歌曲大不相同，词曲充满抒情意味，并带流行歌曲风格，遭到一些领导、权威的严厉批评。他们怒斥这首歌曲调软绵绵，没有革命气势，是模仿“港台腔”不健康的“靡靡之音”，一位军队音乐权威也称《军港之夜》格调不高的理由之一是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昵？对苏小明，上级部门提出要求海政文工团领导找专人“好好帮助她，在演唱上处理处理”，并明确要求她参加元旦、春节演出时要改唱《十送红军》。如此大事，惊动了正在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他认为此歌很好，表示坚决支持，并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文工团的领导和苏小明。以叶飞将军的威望，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终于解禁。
这是30年前“禁止”与“解禁”的两个“经典案例”。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篇文章，一首歌就被禁；又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播放，一首歌就被解禁。“禁”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法规、法律程序，“解禁”自然也不可能经过法规、法律。当然，在30年前，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人治”色彩仍重，必要的法规、法律尚不健全，这种以权“禁止”、“解禁”的现象或不能一下完全避免。但这毕竟不应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常态。
历史说明，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更需要法治的保护。因为文化、艺术是艺术家具有高度个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每个“受众”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厌恶，领导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喜好厌恶、自己的艺术标准。如果没有法治，就有可能发生领导将个人喜好厌恶当做藝术家，甚至社会应当接受的标准的情况。这无疑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简言之，在文化艺术方面，政府鼓励什么．可以不经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政府要禁止什么，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应事先公开被禁项目和原因。
封杀演员的可怕后果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宣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责，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和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定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定、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神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后来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演员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历史透镜看今天》 作者：雷颐）
或许，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30多年前，“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李谷一曾是“低俗”的代表，《军港之夜》被禁，小歌手程琳被“中央大报”严厉批评为“台风不正”……“流行歌曲”当年怎样“被禁”又怎样“解禁”，或成笑谈。不过，30年后，仍不能仅以笑谈来看，仍有引人深思的必要。
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风光片《三蛱传说》，但大受欢迎又被尖锐批判、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却不是这部电视片本身内容，而是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李谷一大受欢迎的是其“气声”唱法，但招来激烈指责、批判的，也是“气声”。批判者振振有词：这种“港台明星的唱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是不正经，是离经叛道。音乐界还召开座谈会，讨伐《乡恋》，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不过，时代毕竟在进步，虽然她的歌声在“官媒”上被批被禁，但在民间依然“红火”，盒式录音机的普及使大街小巷响遍《乡恋》；李谷一参加演出时，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直到198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电话点播节目在春晚首度亮相，没想到点播量最大的竟是“禁歌”《乡恋》。面对如此强烈的民意压力，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决心难下，最终对向他请示的导演下达“播”的命令。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播出，终使被禁几年的《乡恋》及“气声唱法”解禁。
1980年中秋节，由《北京晚报》主办的“金秋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代表海政参加演出，她本是合唱演员，但自己把港台歌曲练得很到位，当时这样的“人才”尚不多，于是在海军机关的几场内部演出中开始独唱，并博得满堂喝彩。海政文工团决定让苏小明参加“新星音乐会”，但当时还有“军队新星”不能公开唱港台歌曲的顾虑，海政紧急为苏小明专门谱写了《军港之夜》。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苏小明和《军港之夜》大获成功，轰动全国，成为传唱一时的热门歌曲。
然而，由于《军港之夜》与传统军旅歌曲大不相同，词曲充满抒情意味，并带流行歌曲风格，遭到一些领导、权威的严厉批评。他们怒斥这首歌曲调软绵绵，没有革命气势，是模仿“港台腔”不健康的“靡靡之音”，一位军队音乐权威也称《军港之夜》格调不高的理由之一是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昵？对苏小明，上级部门提出要求海政文工团领导找专人“好好帮助她，在演唱上处理处理”，并明确要求她参加元旦、春节演出时要改唱《十送红军》。如此大事，惊动了正在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他认为此歌很好，表示坚决支持，并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文工团的领导和苏小明。以叶飞将军的威望，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终于解禁。
这是30年前“禁止”与“解禁”的两个“经典案例”。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篇文章，一首歌就被禁；又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播放，一首歌就被解禁。“禁”没有经过任何必要的法规、法律程序，“解禁”自然也不可能经过法规、法律。当然，在30年前，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人治”色彩仍重，必要的法规、法律尚不健全，这种以权“禁止”、“解禁”的现象或不能一下完全避免。但这毕竟不应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常态。
历史说明，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更需要法治的保护。因为文化、艺术是艺术家具有高度个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每个“受众”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厌恶，领导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喜好厌恶、自己的艺术标准。如果没有法治，就有可能发生领导将个人喜好厌恶当做藝术家，甚至社会应当接受的标准的情况。这无疑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简言之，在文化艺术方面，政府鼓励什么．可以不经严格的法律程序，而政府要禁止什么，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应事先公开被禁项目和原因。
封杀演员的可怕后果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宣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责，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和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定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定、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神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后来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演员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历史透镜看今天》 作者：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