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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东高考历史试题注重考查思维能力的特征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高三教学如何培养能力，如何达到高考要求的思维水平，目前还无所适从。文科班复习普遍没有脱离梳理知识、夯实基础的老路，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但一般都是浅尝辄止。由于教师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不知道历史要培养的思维能力是什么，因此就不能使学生在熟悉史实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思维水平。文科班教学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方向与高考一致，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不仅事倍功半，还可能劳而无功。岳麓版《新中国的外交》一课的内容包括“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外交。经过一轮复习，学生大都熟知了这些史实，第二轮再重复这些知识吗？两节课的时间怎样才能使学生的思维水平得到升华？这时我得到了任世江老师《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并从相关篇章的论述中得到了教学启发。
我所在的东莞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我所带的高三文科实验班，学生基础好，学习兴趣浓厚，思维灵活而且眼界开阔，第二轮复习应该让他们对历史有更深度的了解，并在深度复习中有意识地训练历史思维能力。于是，我草拟了一个新的教学设
【收稿日期】2014-11-14计方案。
一、教学设计与预期目标
教学设计的关键是问题设计，我准备了4个问题：1.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政策？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什么时间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产生？结合国内政治走向，你认为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一帆风顺吗？3.为什么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件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关联吗？由此你能推断出什么结论？依据是什么？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什么关系？我选择了一些材料，课前将问题和材料发给学生，要求课前思考、预习，再阅读教材。
通过上述4个问题链接教学内容，我期望渗透历史时序思维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理解能力的训练。这三方面的能力在广东高考中都有典型试题。
一个教学设计在不同班的实施，效果不一样，教师第一次讲与第二次、第三次讲，节奏也不一样。演员排戏要经过多少次排练，教学在某种意义上如同排练，越到后面越成熟。为了这个教学实验，我主动代别的老师上这节课。在几个班的教学实践中，我不断修改教学设计，收获颇丰，以下是最为理想的一次课堂教学总结。
二、教学实践过程
1.第一个问题的教学实践
开课不久，我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政策？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一般学生的回答都是：“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相同。”“新中国很贫穷，很落后，特别需要苏联的帮助。”但也有学生看到国际背景：“二战后两极格局对峙局面形成了，美国制定了称霸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而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当时两极格局对峙局面已形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立是不可能的。”我抓住学生说法，追问：“为什么不可能？”学生一时语塞，我展示了两则材料：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
“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我提示：想想雅尔塔体系什么时间形成的？那时中国处于什么状况？冷战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材料说中国不能置身事外？我要求“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
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
——隋淑英《论“一边倒”的历史局限性》
我再次提示：注意材料中的时间定位，两个材料都赞成“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有何不同？反应快的学生立即领悟：“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在1945年，冷战始于1947年，那时的中国内战，美国扶蒋反共。新中国成立之时，冷战升级，两大阵营对立，美苏都不可能允许中国保持中立。”我及时肯定了学生的理解，强调：学习历史一定要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展示：1945年雅尔塔体系形成，1946年中国爆发内战，1947年冷战开始，1948年开始三大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看教材第106页，“美苏两国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根本对立，均将对方视为主要的敌人。美国积极地推行反共、反苏的政策”。让学生稍微思考、议论后，我总结：二战期间，中国战场就与世界战场结成一体。1945年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美苏直接影响中国局势的发展。内战爆发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那么苏联呢？在东北战场，苏军将大量武器转交给林彪的部队，这是四野迅速壮大的原因之一。美苏冷战导致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处在两大阵营的战略交点上，中国必须作出选择。中苏意识形态相同，中国倒向苏联是历史的必然。苏联有能力也愿意帮助中国。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离不开苏联援助。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巩固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都急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美国在解放战争时期扶蒋反共，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敌视、孤立和封锁政策，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决定了那时的中美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时序思维是首要的，专题之间时序交叉，史实学生都知道，但往往是中国史归中国史，世界史归世界史，引导学生联系起来看问题是加深理解的过程;用冷战的概念推导美苏在中国内战中的态度，有课本上的叙述支持，也需稍加补充。无论以逻辑推理还是根据已知史实，都可以得出在内战中苏联支持中共的结论。这些就是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原因。 因为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讲解多，给学生的时间不多，这样做有引导、示范作用。
2.第二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提出来的，学生的时间记忆非常清晰。为什么在这年产生？学生答不出来。我解释说，1953年3月斯大林逝
世，苏联领导层开始改变对外政策，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随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我国在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于是产生了五项原则。我设计这个问题的重点在最后一问：“结合国内政治走向，你认为贯彻五项原则会一帆风顺吗？”一部分学生回答：会。一部分同学回答：不会。肯定的理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且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更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显然，这是从教材叙述中推导出来的结论。但也有同学认为不可能一帆风顺，理由是5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走向是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到60年代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对外不可能和平共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就能证明这一点。这些学生能够联系国内背景推理外交政策，讲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些学生仍有疑惑，于是展示下列材料：
1957年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①
到1960年，周恩来也开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限制和批评，转而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你死我活的斗争”。②
毛泽东1960年春天已经在内部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至少，我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及
对美的态度》
上述三则材料能得出什么历史信息？我问。学生说：“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怀疑、批评、否定态度”，“周恩来也放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总结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但在随后的贯彻中不是一帆风顺，而且出现严重偏离。这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有关，也与当时阶级斗争思维密不可分。在阶级斗争思维下推行“革命外交”产生了严重恶果。展示材料：
1966年进入“文革”时期，由于不顾一切地向外输出革命，原本与中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个国家，其中30国与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有4个国家宣布与中国断交。毛泽东也承认：“现在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解我们了。”③
由于教材回避了60年代以来至“文革”初期中国外交的实际状况，因此给学生造成错觉。但是教材又讲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这就隐含了外交问题。设计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告诉学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意在训练历史逻辑推理能力。用学生已知的知识推理，再用材料证明。60年代以来至“文革”10年，从大讲阶级斗争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内的政治走向决定了外交政策，革命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时期不可能主导外交。阶级斗争与和平共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国内政治路线决定外交政策，这是因果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背景。通过这个推理过程学生很快就理解了。这样很自然地链接到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重点，再让学生体会时序思维和逻辑推理。
3.第三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70年代中国外交出现重大发展，一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二是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两个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变化。那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件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关联吗？
学生还是依照教材回答：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加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等等。对于两个历史事件是否有关联，一些同学小声说有，大多数学生呈思考状态。我说：这样，我们把教材“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历史性的握手”两个小目的史实内容提取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经过一番排序，最后得出一个表格：
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思考下列问题：（1）序号1—5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历史信息？（2）判断此历史信息与序号6事件有没有一定的关联？（3）由此你能推断出什么结论？依据是什么？关于第一小问，学生能够迅速回答：“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有所和缓，两国都有意愿建立外交关系。”我肯定后，随之追问：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敌对的外交政策，为什么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却急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呢？学生按照教材的叙述回答：“60年代末期，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苏联的挑战，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难以继续下去;尼克松上台后多次向中国发出信号，并得到中国积极回应;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增兵，构成对中国安全直接威胁。”不错，学生从教材中找出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矛盾。但是，如果将“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苏联的挑战”作为美国急于改善对华关系的原因，是不符合史实的。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我展示了如下材料：
越南军民在中国、苏联等国的大力援助下，坚持抵抗，美军最终被迫于1973年全部撤出了越南，输掉了这场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
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先后投入250多万部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尖端武器，耗资1000多亿美元，死亡5～6万人，伤30万人以上。
这是最初岳麓版的叙述。美国为什么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我自问自答，因为越南军民的抵抗有中国的支持。中国与越南接壤，中国是越南军民的大后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内不断爆发反战运动。尼克松知道，美国要从越战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体面地撤军，必须求得中国的帮助。这正体现了教材所说：“中美双方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共同要求”。接着我又问道，从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中我们会得到什么启示呢？“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实力是外交的后盾。”“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学生由于在政治课上已学过相关内容，教学进行的相当顺利。学生真正理解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背景及中美关系解冻的后面的本质：国家利益。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有关联？学生都被难住了。因为如果说有关联，即：中美关系缓和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但学生的已知知识是美国一直反对中国重返联合国，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也投了反对票。也有学生感觉有关联，但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觉得有一定的联系。我进一步追问，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讨论大约用了10多分钟，学生的逻辑思维越来越清晰，我很兴奋。最后有一位学生说：“中美关系改善减少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阻力。”我抓住这句话追问：“你的依据是什么？”我知道学生回答不上来，接
着说：“你们看，将历史事件按照时序重新排列，是不是可以发现问题？从时序角度思考可以接近因果关系吧？但是历史是讲证据的，必须有事实依据。”我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学生突然反问我：“老师，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说：“问得好。我的推论是：中美关系缓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些国家——那些追随美国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使中国重返联合国阻力减小，时间提前。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查找第26届联大投票的结果。”展示了相关材料：
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亚洲（19个），非洲（26个），欧洲（23个），拉丁美洲（7个），北美洲（1个）。35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大洋洲（2个）美洲（13个）非洲（15个）亚洲（4个）欧洲（1个）。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①
为什么出现“造美国的反”的情况？再看材料：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使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阻拦别的国家接近中国，现在他自己却向中国“暗送秋波”。这使很多原来想支持中国却怕美国怪罪的包括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国和接受美援的中小国家胆大起来。过去他们害怕得罪美国，不敢投中国的票，现在美国自己都在偷偷与中国握手言和，他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②
这一思路我是从任世江老师的《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中得到启示，然后查找资料进行论证的。为了检验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有些班我没有发材料，讲到哪儿就用课件展示，有些班课前发了材料。学生事前看了材料，教学过程虽然比较顺利，但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间是否提前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寻找资料，得到证明。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准备启程回国。叶剑英、乔冠华陪同基辛格乘红旗轿车去机场。途中，乔冠华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哈哈大笑，说：“我看不见得！”③
毛主席是在1971年12月26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④
这两则材料佐证了美国人还不想让中国1971年进联合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也没有想到能进联合国。因此，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时间的确是提前了，这与中美关系解冻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的历史结论：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亚非拉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共同把中国提前抬进了联合国。至此应该说，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又有学生问：“初中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是老师讲错了吗？”这个说法我也知道，但备课时没有考虑。我只能说查资料后再回答。
在后面上课的班上我回答了这一问题。熊
向晖在《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文中进行了澄清：“笔者当时确实在场，有责任郑重声明：毛主席没有‘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十分重视，对联合国大会表决这一提案的情况作了认真研究。他既然念了联合国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26个，怎么会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呢？”①由此可见，“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句话是讹传，也可能仅是一种宣传而已。
马克·布洛赫说：“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②我国学者也强调：“与人文科学所属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相比，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一是时序性，二是整体性，三是实证性……历史学的这三大特征，使其取得了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③通过上述教学过程，学生的时序思维能力得到训练，不仅认识了历史真相，强化了求真求实的历史意识，而且体验了历史思维的方法，提高了时序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品质。
4.第四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在讲这一问题时，我首先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的外交政策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也无法脱离当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中国也无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到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再到70年代“一条线”战略政策的制定，都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之后便提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这一外交政策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什么关系？对第一个问题学生都能回答：全方位外交政策。但对第二个问题学生则无法回答。因为教材没有涉及。于是我展示了如下材料加以引导： 1984年l0月，邓小平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指出：“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1987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5年3月，邓小平同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④
上述材料反映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怎样的判断？学生回答：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很好。既然国际形势如此，那中国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呢？我给出了下面两则材料：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⑤
笔者结合上述两则材料分析道，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一方面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实行不结盟政策，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与所有国家
进行友好交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改革开放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是我们在科学地、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基础上的制定的正确的外交政策。
本设计旨在进一步使学生明确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应符合国家利益，应坚持与时俱进。
1.教学设计是一种创新活动，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对教师的视野、思维、理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节复习课的教学设计与一般的复习课不同之处就在于站在了国际形势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的外交，并将历史时序性思维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了起来，从而打开了第二轮复习的深度和广度。
2.问题设计题目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心理，超越学生认识的问题设计往往无效。问题设计是教学立意能否实现的关键，设计的问题要让学生跳一跳就能够摸到。学生基础来源于教材，所以应当充分、合理利用教材。上述第三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仅仅是文字可以概括的一部分。在教学实践中我多次修改设计方案，比如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列表格，如果直接问你能得到什么结论，学生回答五花八门，分成三个小问题效果就不一样。时序表事前准备好上课展示，与让学生在课堂上从教材中自己寻找并排列顺序，效果也不一样。让学生参与体验是很重要的教学过程。
3.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追问是学生进入深度思考的关键。学生反应的快慢不一样，但教师如果胸有成竹，就不难抓住学生思维的闪光点，有一个学生的思维闪光点被激活，就有可能带动全班学生的思考进入正轨。学生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不可能都考虑到，但是，只要问题设计能够准确地将课程内容链接起来，教师就能够主导教学的走向。
总之，高三历史教学与高考在能力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教学必须改变重视知识记忆的传统办法。高考试题我们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但是高考要考查的能力我们是能培养的。若能在教学中一方面能根据每节课的课程内容加强能力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课程内容选择跟上学术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教学就能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值得一提的是任世江老师《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详细梳理了每个必修专题之间的纵横联系，连通了历史课程与历史教材之间的沟壑，切中了历史课程重大问题的关键点，对高三历史教学的能力培养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杨建平，男，中学高级教师，东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东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4、506页。
③ 杨奎松：《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①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② 摘自《全球军事网》。
③ 章含之、崔奇等：《我与乔冠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260～261页。
④ 摘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中国网。
① 熊向晖：《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百年潮》2000年第2期。
②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③ 姜文华、瞿东林、赵吉惠：《史学导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27、10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282页。
我所在的东莞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是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我所带的高三文科实验班，学生基础好，学习兴趣浓厚，思维灵活而且眼界开阔，第二轮复习应该让他们对历史有更深度的了解，并在深度复习中有意识地训练历史思维能力。于是，我草拟了一个新的教学设
【收稿日期】2014-11-14计方案。
一、教学设计与预期目标
教学设计的关键是问题设计，我准备了4个问题：1.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政策？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什么时间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产生？结合国内政治走向，你认为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一帆风顺吗？3.为什么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件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关联吗？由此你能推断出什么结论？依据是什么？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什么关系？我选择了一些材料，课前将问题和材料发给学生，要求课前思考、预习，再阅读教材。
通过上述4个问题链接教学内容，我期望渗透历史时序思维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理解能力的训练。这三方面的能力在广东高考中都有典型试题。
一个教学设计在不同班的实施，效果不一样，教师第一次讲与第二次、第三次讲，节奏也不一样。演员排戏要经过多少次排练，教学在某种意义上如同排练，越到后面越成熟。为了这个教学实验，我主动代别的老师上这节课。在几个班的教学实践中，我不断修改教学设计，收获颇丰，以下是最为理想的一次课堂教学总结。
二、教学实践过程
1.第一个问题的教学实践
开课不久，我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实行“一边倒”政策？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一般学生的回答都是：“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相同。”“新中国很贫穷，很落后，特别需要苏联的帮助。”但也有学生看到国际背景：“二战后两极格局对峙局面形成了，美国制定了称霸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而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当时两极格局对峙局面已形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立是不可能的。”我抓住学生说法，追问：“为什么不可能？”学生一时语塞，我展示了两则材料：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
“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我提示：想想雅尔塔体系什么时间形成的？那时中国处于什么状况？冷战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材料说中国不能置身事外？我要求“结合史实说明你的理解”。
新中国诞生之时，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也就是选择“一边倒”。
——隋淑英《论“一边倒”的历史局限性》
我再次提示：注意材料中的时间定位，两个材料都赞成“中立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有何不同？反应快的学生立即领悟：“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在1945年，冷战始于1947年，那时的中国内战，美国扶蒋反共。新中国成立之时，冷战升级，两大阵营对立，美苏都不可能允许中国保持中立。”我及时肯定了学生的理解，强调：学习历史一定要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展示：1945年雅尔塔体系形成，1946年中国爆发内战，1947年冷战开始，1948年开始三大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看教材第106页，“美苏两国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根本对立，均将对方视为主要的敌人。美国积极地推行反共、反苏的政策”。让学生稍微思考、议论后，我总结：二战期间，中国战场就与世界战场结成一体。1945年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美苏直接影响中国局势的发展。内战爆发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那么苏联呢？在东北战场，苏军将大量武器转交给林彪的部队，这是四野迅速壮大的原因之一。美苏冷战导致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国处在两大阵营的战略交点上，中国必须作出选择。中苏意识形态相同，中国倒向苏联是历史的必然。苏联有能力也愿意帮助中国。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与中国建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离不开苏联援助。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巩固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都急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美国在解放战争时期扶蒋反共，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敌视、孤立和封锁政策，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决定了那时的中美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时序思维是首要的，专题之间时序交叉，史实学生都知道，但往往是中国史归中国史，世界史归世界史，引导学生联系起来看问题是加深理解的过程;用冷战的概念推导美苏在中国内战中的态度，有课本上的叙述支持，也需稍加补充。无论以逻辑推理还是根据已知史实，都可以得出在内战中苏联支持中共的结论。这些就是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原因。 因为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讲解多，给学生的时间不多，这样做有引导、示范作用。
2.第二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提出来的，学生的时间记忆非常清晰。为什么在这年产生？学生答不出来。我解释说，1953年3月斯大林逝
世，苏联领导层开始改变对外政策，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随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我国在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于是产生了五项原则。我设计这个问题的重点在最后一问：“结合国内政治走向，你认为贯彻五项原则会一帆风顺吗？”一部分学生回答：会。一部分同学回答：不会。肯定的理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而且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更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显然，这是从教材叙述中推导出来的结论。但也有同学认为不可能一帆风顺，理由是5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走向是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到60年代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对外不可能和平共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就能证明这一点。这些学生能够联系国内背景推理外交政策，讲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些学生仍有疑惑，于是展示下列材料：
1957年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①
到1960年，周恩来也开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限制和批评，转而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你死我活的斗争”。②
毛泽东1960年春天已经在内部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至少，我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及
对美的态度》
上述三则材料能得出什么历史信息？我问。学生说：“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怀疑、批评、否定态度”，“周恩来也放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总结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但在随后的贯彻中不是一帆风顺，而且出现严重偏离。这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有关，也与当时阶级斗争思维密不可分。在阶级斗争思维下推行“革命外交”产生了严重恶果。展示材料：
1966年进入“文革”时期，由于不顾一切地向外输出革命，原本与中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个国家，其中30国与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有4个国家宣布与中国断交。毛泽东也承认：“现在我们孤立了，没有人理解我们了。”③
由于教材回避了60年代以来至“文革”初期中国外交的实际状况，因此给学生造成错觉。但是教材又讲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这就隐含了外交问题。设计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告诉学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意在训练历史逻辑推理能力。用学生已知的知识推理，再用材料证明。60年代以来至“文革”10年，从大讲阶级斗争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内的政治走向决定了外交政策，革命外交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时期不可能主导外交。阶级斗争与和平共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国内政治路线决定外交政策，这是因果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背景。通过这个推理过程学生很快就理解了。这样很自然地链接到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重点，再让学生体会时序思维和逻辑推理。
3.第三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70年代中国外交出现重大发展，一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二是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两个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变化。那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件事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关联吗？
学生还是依照教材回答：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加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等等。对于两个历史事件是否有关联，一些同学小声说有，大多数学生呈思考状态。我说：这样，我们把教材“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历史性的握手”两个小目的史实内容提取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经过一番排序，最后得出一个表格：
请同学们认真阅读思考下列问题：（1）序号1—5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反映了什么历史信息？（2）判断此历史信息与序号6事件有没有一定的关联？（3）由此你能推断出什么结论？依据是什么？关于第一小问，学生能够迅速回答：“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有所和缓，两国都有意愿建立外交关系。”我肯定后，随之追问：我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敌对的外交政策，为什么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却急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呢？学生按照教材的叙述回答：“60年代末期，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苏联的挑战，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难以继续下去;尼克松上台后多次向中国发出信号，并得到中国积极回应;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增兵，构成对中国安全直接威胁。”不错，学生从教材中找出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矛盾。但是，如果将“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苏联的挑战”作为美国急于改善对华关系的原因，是不符合史实的。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我展示了如下材料：
越南军民在中国、苏联等国的大力援助下，坚持抵抗，美军最终被迫于1973年全部撤出了越南，输掉了这场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
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先后投入250多万部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尖端武器，耗资1000多亿美元，死亡5～6万人，伤30万人以上。
这是最初岳麓版的叙述。美国为什么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我自问自答，因为越南军民的抵抗有中国的支持。中国与越南接壤，中国是越南军民的大后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内不断爆发反战运动。尼克松知道，美国要从越战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体面地撤军，必须求得中国的帮助。这正体现了教材所说：“中美双方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共同要求”。接着我又问道，从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中我们会得到什么启示呢？“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实力是外交的后盾。”“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学生由于在政治课上已学过相关内容，教学进行的相当顺利。学生真正理解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背景及中美关系解冻的后面的本质：国家利益。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有关联？学生都被难住了。因为如果说有关联，即：中美关系缓和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但学生的已知知识是美国一直反对中国重返联合国，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也投了反对票。也有学生感觉有关联，但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觉得有一定的联系。我进一步追问，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讨论大约用了10多分钟，学生的逻辑思维越来越清晰，我很兴奋。最后有一位学生说：“中美关系改善减少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阻力。”我抓住这句话追问：“你的依据是什么？”我知道学生回答不上来，接
着说：“你们看，将历史事件按照时序重新排列，是不是可以发现问题？从时序角度思考可以接近因果关系吧？但是历史是讲证据的，必须有事实依据。”我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学生突然反问我：“老师，你的依据是什么？”我说：“问得好。我的推论是：中美关系缓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些国家——那些追随美国的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使中国重返联合国阻力减小，时间提前。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查找第26届联大投票的结果。”展示了相关材料：
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亚洲（19个），非洲（26个），欧洲（23个），拉丁美洲（7个），北美洲（1个）。35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大洋洲（2个）美洲（13个）非洲（15个）亚洲（4个）欧洲（1个）。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①
为什么出现“造美国的反”的情况？再看材料：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使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阻拦别的国家接近中国，现在他自己却向中国“暗送秋波”。这使很多原来想支持中国却怕美国怪罪的包括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国和接受美援的中小国家胆大起来。过去他们害怕得罪美国，不敢投中国的票，现在美国自己都在偷偷与中国握手言和，他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②
这一思路我是从任世江老师的《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中得到启示，然后查找资料进行论证的。为了检验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有些班我没有发材料，讲到哪儿就用课件展示，有些班课前发了材料。学生事前看了材料，教学过程虽然比较顺利，但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间是否提前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寻找资料，得到证明。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准备启程回国。叶剑英、乔冠华陪同基辛格乘红旗轿车去机场。途中，乔冠华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哈哈大笑，说：“我看不见得！”③
毛主席是在1971年12月26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④
这两则材料佐证了美国人还不想让中国1971年进联合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也没有想到能进联合国。因此，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的时间的确是提前了，这与中美关系解冻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样的历史结论：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亚非拉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共同把中国提前抬进了联合国。至此应该说，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又有学生问：“初中老师告诉我们，毛主席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是老师讲错了吗？”这个说法我也知道，但备课时没有考虑。我只能说查资料后再回答。
在后面上课的班上我回答了这一问题。熊
向晖在《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文中进行了澄清：“笔者当时确实在场，有责任郑重声明：毛主席没有‘对大家说，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十分重视，对联合国大会表决这一提案的情况作了认真研究。他既然念了联合国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投赞成票的非洲国家26个，怎么会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呢？”①由此可见，“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这句话是讹传，也可能仅是一种宣传而已。
马克·布洛赫说：“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②我国学者也强调：“与人文科学所属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相比，历史学的重要特征：一是时序性，二是整体性，三是实证性……历史学的这三大特征，使其取得了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特殊地位。”③通过上述教学过程，学生的时序思维能力得到训练，不仅认识了历史真相，强化了求真求实的历史意识，而且体验了历史思维的方法，提高了时序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品质。
4.第四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
在讲这一问题时，我首先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的外交政策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国际背景，也无法脱离当时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中国也无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到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再到70年代“一条线”战略政策的制定，都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之后便提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这一外交政策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什么关系？对第一个问题学生都能回答：全方位外交政策。但对第二个问题学生则无法回答。因为教材没有涉及。于是我展示了如下材料加以引导： 1984年l0月，邓小平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指出：“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1987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5年3月，邓小平同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④
上述材料反映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怎样的判断？学生回答：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很好。既然国际形势如此，那中国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呢？我给出了下面两则材料：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⑤
笔者结合上述两则材料分析道，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一方面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实行不结盟政策，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与所有国家
进行友好交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改革开放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是我们在科学地、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基础上的制定的正确的外交政策。
本设计旨在进一步使学生明确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外交政策的制定应符合国家利益，应坚持与时俱进。
1.教学设计是一种创新活动，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对教师的视野、思维、理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节复习课的教学设计与一般的复习课不同之处就在于站在了国际形势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的外交，并将历史时序性思维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了起来，从而打开了第二轮复习的深度和广度。
2.问题设计题目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心理，超越学生认识的问题设计往往无效。问题设计是教学立意能否实现的关键，设计的问题要让学生跳一跳就能够摸到。学生基础来源于教材，所以应当充分、合理利用教材。上述第三个问题的教学实践过程，仅仅是文字可以概括的一部分。在教学实践中我多次修改设计方案，比如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列表格，如果直接问你能得到什么结论，学生回答五花八门，分成三个小问题效果就不一样。时序表事前准备好上课展示，与让学生在课堂上从教材中自己寻找并排列顺序，效果也不一样。让学生参与体验是很重要的教学过程。
3.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追问是学生进入深度思考的关键。学生反应的快慢不一样，但教师如果胸有成竹，就不难抓住学生思维的闪光点，有一个学生的思维闪光点被激活，就有可能带动全班学生的思考进入正轨。学生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不可能都考虑到，但是，只要问题设计能够准确地将课程内容链接起来，教师就能够主导教学的走向。
总之，高三历史教学与高考在能力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教学必须改变重视知识记忆的传统办法。高考试题我们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但是高考要考查的能力我们是能培养的。若能在教学中一方面能根据每节课的课程内容加强能力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又对课程内容选择跟上学术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的教学就能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值得一提的是任世江老师《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一书，详细梳理了每个必修专题之间的纵横联系，连通了历史课程与历史教材之间的沟壑，切中了历史课程重大问题的关键点，对高三历史教学的能力培养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杨建平，男，中学高级教师，东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东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及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4、506页。
③ 杨奎松：《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①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② 摘自《全球军事网》。
③ 章含之、崔奇等：《我与乔冠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260～261页。
④ 摘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中国网。
① 熊向晖：《毛泽东是否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百年潮》2000年第2期。
②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③ 姜文华、瞿东林、赵吉惠：《史学导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127、10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