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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荫半亩的枣树在我老家院内整整长了四十七年。枣树虽然老了，但每年早早就开满黄黄的花，每个枝头缀满累累的果。那些紫紅的果实又大又脆，咬上一口，心甜一片。
年年花开花落，年年产上百斤的红枣。但从记事起，我们家的枣好像从来就没卖过。每每到了晚秋收获的季节，母亲单薄的身影就开始忙碌起来。天亮之前，她先到村西清河边的小树林里，扫回满满一背篓烙煎饼用的树叶，然后，用一个小竹篮，一篮一篮盛满精挑细选的红枣，挨家挨户地给邻居家送去。全村两百多户人家，她踮着小脚往往要半月二十天的才送完。当时生活比较困难，靠父亲和大姐辛辛苦苦地劳作，才勉强维持一家七口人的温饱。所以，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又大又脆的红枣，就变得格外奢侈。我和少不更事的弟弟、妹妹就把怨气撒到母亲身上：“你把好枣都送给人家，我们多吃一个你都不愿意！”面对我们的抱怨，母亲总是和蔼又耐心地说：“孩子，现在你们还不懂事，树靠养，人也靠养啊！”母亲不识字，但当时说这话，我们的确不懂。后来常常听村里人说，母亲的心像枣一样红。
枣树老了，在她经历了四十七年风风雨雨之后，她的主干开始枯萎，枝叶也日日憔悴。
树老了，母亲很伤心。她常常在晚秋季节独自一人待在树底下，瞅着凋零飘摇的枝叶，呆呆地看上几个时辰。当残忍的隆冬摘掉枣树的最后一片叶子，母亲的目光也日渐恍惚起来。
有一次，大姐带着哭腔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怕要不行了，一天一夜没说一句话，没进一点食。接到电话，我急忙驱车两百公里赶回去。母亲躺在床上，松垮疲惫的眼睛紧闭，只剩一丝微弱气息。村里有名的老中医给母亲挂上吊瓶，说：“病得不轻，还是去县医院吧！”
到了医院，我把枯瘦的母亲背起来，一会儿爬上门诊楼，一会儿爬到化验室，一个上午下来，我的全身像水洗的一样。母亲心疼了，她用带补丁的衣袖轻轻擦了擦我的额头，满含歉疚地说：“孩子，快坐下歇歇，都怨我这不争气的身子。”
听了这话，我的泪水就在眼圈里打转。母亲怎么能这么说呢，含辛茹苦一辈子，眼巴巴把我们姐弟五个拉扯大，日子刚刚好过了，理应享点福的时候，却病入膏肓，这个恩，这份情，今生今世我们如何报答，又如何能报答得了啊！
根据检查结果，母亲得的是脑血栓、脑萎缩。医生建议：“住院吧，可以一边治疗，一边观察。”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把背上的母亲先放到排椅上坐下，稍作喘息。本村同来的老中医建议说：“住院是比家里条件好，可这种病十天半月很难见效。”
经过商量，最后我们决定按院里开的方子，取上药，回家治疗。
母亲回家后，我就返回了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老父亲打电话询问母亲的情况。父亲却说家里的枣树砍了，准备打板（做棺材）。我就有些纳闷：“母亲不是渐渐好起来了吗，打什么板？”父亲说：“趁我现在还能张罗，就先准备着吧，反正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就是老人去世以前，先做好棺材，棺材做好后，里边要放一块咸菜，意为“闲材”。殡葬制度改革后，即使实行了火化，人们还是按照久年的传习，将逝者的骨灰撒进棺材再埋葬。
其后过了两个月，突然传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据说母亲因为没有见上我最后一面，迟迟咽不下那口气，我更加伤心。我扑倒在母亲灵前，嚎啕大哭，拼命拍打着那口厚厚的枣木棺材，泪眼浮现出母亲操劳、清苦和艰难的一生。
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年难得穿上件新衣服。三九寒天，一家七口人的棉衣有时还做不齐。母亲只得点上豆大火苗的小煤油灯，缝缝补补，通宵达旦。北风裹缠着雪花，从透气的窗子里钻过来，无情地抽打在母亲皲裂的手上。有时做着做着，累得她直打盹，手上的针一下扎在裂开的手指缝里，疼得她眼泪都流出来。然而，不管多么艰难，母亲总算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了。我是长子，母亲对我最是心疼，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家里的农活从来不让我插手，一心一意想把我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高中毕业后，为了圆一个绿色的梦，我背着母亲偷偷报名参军。事不能总瞒着母亲，否则带兵干部家访的时候肯定是过不了关的。我就做母亲的工作，说部队如何锻炼人，部队上的领导如何如何好等。母亲嗔怪道：“孩子，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文化就觉悟低，我是怕你去了之后吃不下苦，给队伍上扯后腿！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要给咱老周家争脸。”
带着母亲淳朴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殷切的期望，我光荣参军了。1985年3月，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部奉命执行老山地区轮战任务。由于地处边疆，也出于保密，半年多时间我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父亲怕母亲受不了打击，便隐瞒了我参战的实情，找人另写了一封信读给母亲听。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这年春节前夕，母亲得知我参战的消息后，一病就仨月没起来。
树砍了，父亲找来村里最好的木匠，打了两具上好的棺材。当残忍的隆冬摘掉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母亲带着一生的辛劳，带着对子女们无休止的牵挂，带着没看上长子最后一眼的遗憾，带着对这个美好世界的留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眼含热泪，把母亲的骨灰一把一把撒到用红红的枣树做成的厚厚的棺材里，又用泪水和着泥土，把这红红的枣树做成的厚厚的棺材，深深地、深深地埋进了地下。
母亲，安息！
本栏组稿 任艳苓
年年花开花落，年年产上百斤的红枣。但从记事起，我们家的枣好像从来就没卖过。每每到了晚秋收获的季节，母亲单薄的身影就开始忙碌起来。天亮之前，她先到村西清河边的小树林里，扫回满满一背篓烙煎饼用的树叶，然后，用一个小竹篮，一篮一篮盛满精挑细选的红枣，挨家挨户地给邻居家送去。全村两百多户人家，她踮着小脚往往要半月二十天的才送完。当时生活比较困难，靠父亲和大姐辛辛苦苦地劳作，才勉强维持一家七口人的温饱。所以，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又大又脆的红枣，就变得格外奢侈。我和少不更事的弟弟、妹妹就把怨气撒到母亲身上：“你把好枣都送给人家，我们多吃一个你都不愿意！”面对我们的抱怨，母亲总是和蔼又耐心地说：“孩子，现在你们还不懂事，树靠养，人也靠养啊！”母亲不识字，但当时说这话，我们的确不懂。后来常常听村里人说，母亲的心像枣一样红。
枣树老了，在她经历了四十七年风风雨雨之后，她的主干开始枯萎，枝叶也日日憔悴。
树老了，母亲很伤心。她常常在晚秋季节独自一人待在树底下，瞅着凋零飘摇的枝叶，呆呆地看上几个时辰。当残忍的隆冬摘掉枣树的最后一片叶子，母亲的目光也日渐恍惚起来。
有一次，大姐带着哭腔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怕要不行了，一天一夜没说一句话，没进一点食。接到电话，我急忙驱车两百公里赶回去。母亲躺在床上，松垮疲惫的眼睛紧闭，只剩一丝微弱气息。村里有名的老中医给母亲挂上吊瓶，说：“病得不轻，还是去县医院吧！”
到了医院，我把枯瘦的母亲背起来，一会儿爬上门诊楼，一会儿爬到化验室，一个上午下来，我的全身像水洗的一样。母亲心疼了，她用带补丁的衣袖轻轻擦了擦我的额头，满含歉疚地说：“孩子，快坐下歇歇，都怨我这不争气的身子。”
听了这话，我的泪水就在眼圈里打转。母亲怎么能这么说呢，含辛茹苦一辈子，眼巴巴把我们姐弟五个拉扯大，日子刚刚好过了，理应享点福的时候，却病入膏肓，这个恩，这份情，今生今世我们如何报答，又如何能报答得了啊！
根据检查结果，母亲得的是脑血栓、脑萎缩。医生建议：“住院吧，可以一边治疗，一边观察。”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把背上的母亲先放到排椅上坐下，稍作喘息。本村同来的老中医建议说：“住院是比家里条件好，可这种病十天半月很难见效。”
经过商量，最后我们决定按院里开的方子，取上药，回家治疗。
母亲回家后，我就返回了部队。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老父亲打电话询问母亲的情况。父亲却说家里的枣树砍了，准备打板（做棺材）。我就有些纳闷：“母亲不是渐渐好起来了吗，打什么板？”父亲说：“趁我现在还能张罗，就先准备着吧，反正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就是老人去世以前，先做好棺材，棺材做好后，里边要放一块咸菜，意为“闲材”。殡葬制度改革后，即使实行了火化，人们还是按照久年的传习，将逝者的骨灰撒进棺材再埋葬。
其后过了两个月，突然传来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据说母亲因为没有见上我最后一面，迟迟咽不下那口气，我更加伤心。我扑倒在母亲灵前，嚎啕大哭，拼命拍打着那口厚厚的枣木棺材，泪眼浮现出母亲操劳、清苦和艰难的一生。
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年难得穿上件新衣服。三九寒天，一家七口人的棉衣有时还做不齐。母亲只得点上豆大火苗的小煤油灯，缝缝补补，通宵达旦。北风裹缠着雪花，从透气的窗子里钻过来，无情地抽打在母亲皲裂的手上。有时做着做着，累得她直打盹，手上的针一下扎在裂开的手指缝里，疼得她眼泪都流出来。然而，不管多么艰难，母亲总算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了。我是长子，母亲对我最是心疼，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家里的农活从来不让我插手，一心一意想把我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高中毕业后，为了圆一个绿色的梦，我背着母亲偷偷报名参军。事不能总瞒着母亲，否则带兵干部家访的时候肯定是过不了关的。我就做母亲的工作，说部队如何锻炼人，部队上的领导如何如何好等。母亲嗔怪道：“孩子，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文化就觉悟低，我是怕你去了之后吃不下苦，给队伍上扯后腿！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要给咱老周家争脸。”
带着母亲淳朴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殷切的期望，我光荣参军了。1985年3月，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部奉命执行老山地区轮战任务。由于地处边疆，也出于保密，半年多时间我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父亲怕母亲受不了打击，便隐瞒了我参战的实情，找人另写了一封信读给母亲听。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这年春节前夕，母亲得知我参战的消息后，一病就仨月没起来。
树砍了，父亲找来村里最好的木匠，打了两具上好的棺材。当残忍的隆冬摘掉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母亲带着一生的辛劳，带着对子女们无休止的牵挂，带着没看上长子最后一眼的遗憾，带着对这个美好世界的留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眼含热泪，把母亲的骨灰一把一把撒到用红红的枣树做成的厚厚的棺材里，又用泪水和着泥土，把这红红的枣树做成的厚厚的棺材，深深地、深深地埋进了地下。
母亲，安息！
本栏组稿 任艳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