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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国效仿苏联建立了一套劳动保险制度。这个制度从诞生起，就不适用于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的退休金由国库开支。
1950年代中期，国务院曾发文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约定为工资的50%—80%，特殊贡献者可更高。这总体略高于企业职工的待遇水平，一度“在群众中造成影响”。
1957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过，全国总工会建议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同企业实行统一的劳动保险制度，以“减少职工中的矛盾”，但这个建议只是“交由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
而次年国务院出台政策时，只是统一了两者的退休待遇标准，退休金都调整为工资的40%—70%。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待遇趋同，两个群体的退休金来源依然分属两套体系。
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曾在《人民日报》上说明，“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根据新的情况和经验，将《条例》（指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作适当的修改后，扩大实施范围，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同样实行。”
可惜，中国随后进入各种政治运动风波，此事再无下文，中国就此错失了第一次养老金并轨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为解决260万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应退未退”等问题，国家出台多个文件，对两个群体的退休待遇作了重新安排。
从当时的政策看，这两个群体的退休金发放标准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按照工作年限，退休金为工资的60%—90%。但这并未触及养老的资金运作体系——机关事业单位依然是财政开销，职工则仍是企业发放。只是，当时企业盈亏也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哪种运行方式，并无本质差异。
到1980年代，伴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也开始进入改革节奏。1986年，国务院下发多个文件，改革劳动制度，其中即包括建立和推行养老保险制度。只是，此举主要是解决下岗企业职工的保障问题，因此和机关、事业单位无关。
1992年，时任人事部副部长的程连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要尽快建立和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把养老保险费用从财政预算中分离出来，他还提出了要和企业养老水平大致相当等指导思想。
在那之后，上海、海南和辽宁等个别地方，开始试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但并未被扩大至更高、更广的层面。这个时候，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属人事部管，而企业的养老制度归口劳动部。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确定企业职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
两个不同群体的养老“双轨”模式就此固定。
自1995年起，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间的退休待遇逐渐被拉大。社会上对养老双轨制的诟病声渐起。
200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把“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写进政策方案，但未被采纳。直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终于出现了19个字——“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这之后依然是个别地区的试点。
此后，“并轨”问题开始一次次出现在十七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十二五规划等多份统领全局的重要官方文件。社会对并轨的强烈呼唤与日俱增，每年“两会”这都是必然出现的热门话题。
不过，实质性动作和操作性文件依然少有。直到2007年，国务院也只是通过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继续在广东、上海等五个地方试点。只是据媒体报道，试点并不算顺利，有的地方甚至引发摩擦。而且，这种对事业单位的试点，往往还招来反问：为什么不在机关试点？
2013年，新一届领导人履职。包括人社部、财政部、发改委、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在内，多部门组成了专门的研究班子，重点研究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问题。2013年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被写进其中。
养老金并轨何时才能破冰，2014年“两会”时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道出了答案：“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它是列在2014年重点工作里面，所以我体会是总理已给出了时间表。”
1950年代中期，国务院曾发文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约定为工资的50%—80%，特殊贡献者可更高。这总体略高于企业职工的待遇水平，一度“在群众中造成影响”。
1957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过，全国总工会建议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同企业实行统一的劳动保险制度，以“减少职工中的矛盾”，但这个建议只是“交由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
而次年国务院出台政策时，只是统一了两者的退休待遇标准，退休金都调整为工资的40%—70%。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待遇趋同，两个群体的退休金来源依然分属两套体系。
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曾在《人民日报》上说明，“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根据新的情况和经验，将《条例》（指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作适当的修改后，扩大实施范围，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同样实行。”
可惜，中国随后进入各种政治运动风波，此事再无下文，中国就此错失了第一次养老金并轨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为解决260万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应退未退”等问题，国家出台多个文件，对两个群体的退休待遇作了重新安排。
从当时的政策看，这两个群体的退休金发放标准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按照工作年限，退休金为工资的60%—90%。但这并未触及养老的资金运作体系——机关事业单位依然是财政开销，职工则仍是企业发放。只是，当时企业盈亏也是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所以不管是哪种运行方式，并无本质差异。
到1980年代，伴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也开始进入改革节奏。1986年，国务院下发多个文件，改革劳动制度，其中即包括建立和推行养老保险制度。只是，此举主要是解决下岗企业职工的保障问题，因此和机关、事业单位无关。
1992年，时任人事部副部长的程连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要尽快建立和推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把养老保险费用从财政预算中分离出来，他还提出了要和企业养老水平大致相当等指导思想。
在那之后，上海、海南和辽宁等个别地方，开始试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但并未被扩大至更高、更广的层面。这个时候，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属人事部管，而企业的养老制度归口劳动部。
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确定企业职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
两个不同群体的养老“双轨”模式就此固定。
自1995年起，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间的退休待遇逐渐被拉大。社会上对养老双轨制的诟病声渐起。
200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把“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写进政策方案，但未被采纳。直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终于出现了19个字——“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这之后依然是个别地区的试点。
此后，“并轨”问题开始一次次出现在十七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十二五规划等多份统领全局的重要官方文件。社会对并轨的强烈呼唤与日俱增，每年“两会”这都是必然出现的热门话题。
不过，实质性动作和操作性文件依然少有。直到2007年，国务院也只是通过了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继续在广东、上海等五个地方试点。只是据媒体报道，试点并不算顺利，有的地方甚至引发摩擦。而且，这种对事业单位的试点，往往还招来反问：为什么不在机关试点？
2013年，新一届领导人履职。包括人社部、财政部、发改委、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在内，多部门组成了专门的研究班子，重点研究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问题。2013年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被写进其中。
养老金并轨何时才能破冰，2014年“两会”时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道出了答案：“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它是列在2014年重点工作里面，所以我体会是总理已给出了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