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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柳艳兵
柳艳兵夺刀后发生的一些事，既有让人满意的，也有让人不解的。
让人满意的是，柳艳兵和易政勇获江西“希望之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政府在职责范围内，褒奖了先进，弘扬了正义；有关部门安排两位少年补考——你在这个节点损失了，我就在这个节点补偿你。
让人不解的是，“接下来本该重入制度轨道，依他们补考成绩和报考志愿，按规则，该上哪学校就上哪学校，该落第就落第。谁知……”
两位少年的补考成绩没有公布，这有悖于高考公开公平的原则；柳艳兵被江西唯一的985大学南昌大学录取。柳艳兵的高中学校校长和柳艳兵都承认，平时成绩在二三本之间，离南昌大学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高考就是竞争，竞争品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便是高考制度。如今，事情有了例外，竞争品成了奖品。难怪有高考生以调侃表达不满。
还有其他人以调侃表示反对。沈阳的小高参加了两次国考，都名落孙山。他以柳艳兵的际遇，很虚妄地设想了一下自己，“国考前两天，我从车轮下救出一个人，自己负了伤。我获得了好多荣誉。伤好后，政府给我安排了补考，但成绩没公布，我就被政府什么局或什么委录用了……”
但他转念又想：真要这样，那对其他国考生公平吗？
按时评人单明的话说，政府表奖见义勇为是一个系统，高考是另一个系统。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属于制度化竞争，两者不能互为交换。
这种交换很早就出现了。1950年，我国高校招生文件规定，对“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但从宽录取”。此后，这种奖励一再被强调，范围和受惠人群也不断扩大，以至于现在竟扩展至计划生育领域，如贵州省就规定：二女结扎户女孩高考加10分。其他很多省也有奖励由头，并且五花八门。
对高考竞争品成为奖品这一事实，诚如《南方周末》记者在相关文章中所言：“上大学作为一种奖励，已完成了赋予它的历史任务。但加诸其身的动机与利益越来越复杂，终使其在背离公平的路上越走越远。”
书记给市长开车
竞争品奖品化的现象，还发生在其他领域，如岗位和级别。
记者了解到，一年轻人受惠于已成为模范的家长，被政府部门免试录用。按制度要求，现在进政府机关和事业编，都是逢进必考，这些岗位同样属于竞争品，但这个竞争品被用来奖励这位模范人物和其孩子了。很多人都知道，政府、社会对这位模范人物的奖励和补偿已够多够多，其行为所折射的善良、正直等优秀品质，弘扬得可以说已近极致。但政府和社会犹嫌不到位，继续锦上添花，以至于竟把其他人需要竞争才有可能得到的机会，作为奖品奖励给了他们。其中的不公平，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竞争品奖品化的受益者，还有为手握大权的领导服务的司机。
大家知道，无论在政府机关还是在企业，级别都属稀缺资源，非竞争不可得。按相关制度，从低级别往高级别走，规则要求是很严的。个人要取得显著成绩，主管部门要对若干人选进行一系列考核，最终择优晋升。但在很多地方，级别不是由竞争和考核来确定，而被用做了奖励。
官员司机的待遇，一般体现在官员高升或退休前对司机的安排上。某县公安局车辆管理负责人就说：“有的领导走前会安排好两个人，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某厅级机关司机透露：“我们以前有一个厅长，他退下去前，把司机安排到了下属单位，任办公室主任，属正科级呢！”
更有深得官员器重的司机被提拔从政。上边那位公安局车辆管理负责人抖料，他所在市的前任市长，调离前安排自己的司机任区公安局纪委书记，当地一度出现区公安局纪委书记给市长开车的怪象，并持续月余。
周永康和他的大秘们
事实是，竞争品成为权力的奖品后，竞争品商品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确也如此，原任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案发前，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是株洲县官场潜规则。龙国华在即将调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际，突击调整提拔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
竞争品奖品化的受惠者若有奉公之心，那还算国家和民众幸运，但正相反，他们中不少人沦为蠹虫。已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油国际原党委书记沈定成，都当过周永康的秘书。对这种“巧合”，民众有权利和理由发问，这些高职是他们正当竞争得来的，还是周永康奖励给他们的？
时评人单明在相关文章中写道：“都懒得分析这种因果关系了，如果级别被领导作为奖品奖励给下属，那下属日后即便再有奉公之心，也会被报恩心理操纵和遮蔽，其后的腐败，不过是程度及何时被发现的事了。”
于是，主人与家奴，便成了竞争品奖品化最典型的人际关系模式。
柳艳兵夺刀后发生的一些事，既有让人满意的，也有让人不解的。
让人满意的是，柳艳兵和易政勇获江西“希望之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政府在职责范围内，褒奖了先进，弘扬了正义；有关部门安排两位少年补考——你在这个节点损失了，我就在这个节点补偿你。
让人不解的是，“接下来本该重入制度轨道，依他们补考成绩和报考志愿，按规则，该上哪学校就上哪学校，该落第就落第。谁知……”
两位少年的补考成绩没有公布，这有悖于高考公开公平的原则；柳艳兵被江西唯一的985大学南昌大学录取。柳艳兵的高中学校校长和柳艳兵都承认，平时成绩在二三本之间，离南昌大学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
高考就是竞争，竞争品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便是高考制度。如今，事情有了例外，竞争品成了奖品。难怪有高考生以调侃表达不满。
还有其他人以调侃表示反对。沈阳的小高参加了两次国考，都名落孙山。他以柳艳兵的际遇，很虚妄地设想了一下自己，“国考前两天，我从车轮下救出一个人，自己负了伤。我获得了好多荣誉。伤好后，政府给我安排了补考，但成绩没公布，我就被政府什么局或什么委录用了……”
但他转念又想：真要这样，那对其他国考生公平吗？
按时评人单明的话说，政府表奖见义勇为是一个系统，高考是另一个系统。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属于制度化竞争，两者不能互为交换。
这种交换很早就出现了。1950年，我国高校招生文件规定，对“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但从宽录取”。此后，这种奖励一再被强调，范围和受惠人群也不断扩大，以至于现在竟扩展至计划生育领域，如贵州省就规定：二女结扎户女孩高考加10分。其他很多省也有奖励由头，并且五花八门。
对高考竞争品成为奖品这一事实，诚如《南方周末》记者在相关文章中所言：“上大学作为一种奖励，已完成了赋予它的历史任务。但加诸其身的动机与利益越来越复杂，终使其在背离公平的路上越走越远。”
书记给市长开车
竞争品奖品化的现象，还发生在其他领域，如岗位和级别。
记者了解到，一年轻人受惠于已成为模范的家长，被政府部门免试录用。按制度要求，现在进政府机关和事业编，都是逢进必考，这些岗位同样属于竞争品，但这个竞争品被用来奖励这位模范人物和其孩子了。很多人都知道，政府、社会对这位模范人物的奖励和补偿已够多够多，其行为所折射的善良、正直等优秀品质，弘扬得可以说已近极致。但政府和社会犹嫌不到位，继续锦上添花，以至于竟把其他人需要竞争才有可能得到的机会，作为奖品奖励给了他们。其中的不公平，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竞争品奖品化的受益者，还有为手握大权的领导服务的司机。
大家知道，无论在政府机关还是在企业，级别都属稀缺资源，非竞争不可得。按相关制度，从低级别往高级别走，规则要求是很严的。个人要取得显著成绩，主管部门要对若干人选进行一系列考核，最终择优晋升。但在很多地方，级别不是由竞争和考核来确定，而被用做了奖励。
官员司机的待遇，一般体现在官员高升或退休前对司机的安排上。某县公安局车辆管理负责人就说：“有的领导走前会安排好两个人，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某厅级机关司机透露：“我们以前有一个厅长，他退下去前，把司机安排到了下属单位，任办公室主任，属正科级呢！”
更有深得官员器重的司机被提拔从政。上边那位公安局车辆管理负责人抖料，他所在市的前任市长，调离前安排自己的司机任区公安局纪委书记，当地一度出现区公安局纪委书记给市长开车的怪象，并持续月余。
周永康和他的大秘们
事实是，竞争品成为权力的奖品后，竞争品商品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事实确也如此，原任湖南省株洲县委书记龙国华案发前，花钱向县委书记买官是株洲县官场潜规则。龙国华在即将调任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际，突击调整提拔100多名干部，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
竞争品奖品化的受惠者若有奉公之心，那还算国家和民众幸运，但正相反，他们中不少人沦为蠹虫。已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油国际原党委书记沈定成，都当过周永康的秘书。对这种“巧合”，民众有权利和理由发问，这些高职是他们正当竞争得来的，还是周永康奖励给他们的？
时评人单明在相关文章中写道：“都懒得分析这种因果关系了，如果级别被领导作为奖品奖励给下属，那下属日后即便再有奉公之心，也会被报恩心理操纵和遮蔽，其后的腐败，不过是程度及何时被发现的事了。”
于是，主人与家奴，便成了竞争品奖品化最典型的人际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