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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品竞争化是我们把救济品的功能和属性复杂化，人为赋予了救济品额外的功能；竞争品奖品化则是政府独大、社会无形、市场经济没有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奖品世俗化是对泛政治化的反动。
救济品竞争化；竞争品奖品化；奖品世俗化。是汉语修辞学中典型的顶真辞格。这一辞格特点之一，是能突出事物间环环相扣的有机联系。
上述这3种现象是不是也具备有机联系呢？先初步分析一下。
对部分人的合法限制
不能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发放救济品是政府和社会常态，目的是保障那部分人基本生活。哪种人应该得到救济？我国仅低保这块，相关规定给出了条件，还列出20种不能享受低保的情况，如：家中有固定电话，且月话费超过40元的；家庭月电费支出超过30元的；人均私有住房面积超过30平方米以上的……
对照现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规定明显跟时代拧着劲。几十年前，固定电话确实算奢侈品，但今天，它已像煤气罐、电磁炉一样，成为民众生活的基础性必需品了。设想一下，若某家庭煤气未通或根本不用煤气，平时做饭、烧水用的是电水壶、电饭锅，那月电费很容易超出30元；再假设老两口住35平方米的房子，一人过世后，另一人的人均住房面积就超过了30平方米。真要出现上述情况，那相关家庭肯定就得不到低保救济了。
对某些低保家庭来说，既想享受当下最起码的生活水平，又想获得低保，那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人为降低生活水准，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竞穷。救济品本来是帮助穷人的，到头来却造成了竞穷，确实很吊诡。
有学者认为，低保条件之所以苛刻，是防止有人钻制度漏洞，好吃懒做。这涉及两个概念：人有劳动的权利；人也有不劳动的权利。不劳动的权利也能带来正收益，如自由；也有负收益，相对贫穷。贫穷是对他不劳动的惩罚。救济是对贫穷的救济。救济品从来没有惩罚功能。即便那些学者的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低保条件在提防住了个别人之后，也限制了大多数真正低保家庭的正常生活需求。低保家庭也不得不开始竞穷。
民主、公平和公正社会题中要义之一，是不因对部分人的合法限制，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哪怕后者只是一位鳏夫、一位寡妇。
没有弄清救济品与竞争品有什么不同
再看竞争品奖品化。竞争品是人们通过竞争得到的商品。拍卖场上，你想得到某个古玩，就要以价格竞争。若由拍卖师无偿送给某人，那就违规了。岗位、职位、级别、上大学资格等也要通过竞争，优胜劣下。无偿送出，看似补偿了一些人，却也损害了多数人利益，丧失了公平公正。
奖品则是出于对优良行为的提倡，给予相应人的物质激励，如新疆出资3亿元奖励所有参加围捕暴徒的人员。我们无法想象当地政府给他们都行政晋升一级；给每人安排一个好工作；保送每个学生上大学。这是两个系统，不能相互杂糅。在奖励系统内，政府可以颁给他们荣誉、社会可给予他们各种资助，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补偿，也是对优良行为最大的褒奖，社会受到感染，精神得到弘扬。奖励从来针对的都是少数英雄模范，竞争则是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公平形式进行角逐的市场化行为。
政府部门之所以把竞争品作为奖品赠与某些人，既是他们没有弄清救济品与竞争品有什么不同，也在于过去大政府无所不管的惯性，在今天仍然有所延伸，其表现形式是：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被漠视；碎片化社会无法系统应对；政府以行政性指令包揽一切事务，最终破坏了公平公正。
世俗社会在中国的表现
是更加物质化而已
奖品世俗化相对容易理解，它是针对过去某些坐标而言的。新中国头30年，我们几乎所有的奖品，都是泛政治化的，无论你是先进生产者，还是公安模范，哪怕是结婚，其奖品（赠品）都附带着强烈的政治属性。比如，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等，是那时通行的奖品。
泛政治化奖品淡出后，纪念性奖品出现了。你被评为先进，单位会奖你一个大茶缸；退休了，工会会送你一面镜子，上面还都喷着红字：劳动光荣或退休光荣。改革开放后，泛政治化社会基本解体，但相应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独大之后，中国社会便顺势演变成了世俗社会。世俗社会不是贬义词。只不过，世俗社会在中国的表现，是更加物质化而已。当各种活动依旧存在，那所谓激励，在物质化大背景下，其表现形式——奖品，就世俗化了。
救济品竞争化是我们把救济品的功能和属性复杂化，人为赋予了救济品额外的功能；竞争品奖品化则是政府独大、社会无形、市场经济没有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奖品世俗化是对泛政治化的反动。他们之间有的内在联系无非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边界不清。政府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便什么都做；社会仍是原子化、碎片化状态，言重些，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社会，这时，即便该社会做的，社会也不会做、做不起来；对什么是市场经济，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更遑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了。这便使得我们在处于国际化秩序时，少不了要在新与旧的碰撞中频露窘态。
本栏责编 / 永东 ddgrhyd@sina.com
救济品竞争化；竞争品奖品化；奖品世俗化。是汉语修辞学中典型的顶真辞格。这一辞格特点之一，是能突出事物间环环相扣的有机联系。
上述这3种现象是不是也具备有机联系呢？先初步分析一下。
对部分人的合法限制
不能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
发放救济品是政府和社会常态，目的是保障那部分人基本生活。哪种人应该得到救济？我国仅低保这块，相关规定给出了条件，还列出20种不能享受低保的情况，如：家中有固定电话，且月话费超过40元的；家庭月电费支出超过30元的；人均私有住房面积超过30平方米以上的……
对照现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规定明显跟时代拧着劲。几十年前，固定电话确实算奢侈品，但今天，它已像煤气罐、电磁炉一样，成为民众生活的基础性必需品了。设想一下，若某家庭煤气未通或根本不用煤气，平时做饭、烧水用的是电水壶、电饭锅，那月电费很容易超出30元；再假设老两口住35平方米的房子，一人过世后，另一人的人均住房面积就超过了30平方米。真要出现上述情况，那相关家庭肯定就得不到低保救济了。
对某些低保家庭来说，既想享受当下最起码的生活水平，又想获得低保，那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人为降低生活水准，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竞穷。救济品本来是帮助穷人的，到头来却造成了竞穷，确实很吊诡。
有学者认为，低保条件之所以苛刻，是防止有人钻制度漏洞，好吃懒做。这涉及两个概念：人有劳动的权利；人也有不劳动的权利。不劳动的权利也能带来正收益，如自由；也有负收益，相对贫穷。贫穷是对他不劳动的惩罚。救济是对贫穷的救济。救济品从来没有惩罚功能。即便那些学者的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低保条件在提防住了个别人之后，也限制了大多数真正低保家庭的正常生活需求。低保家庭也不得不开始竞穷。
民主、公平和公正社会题中要义之一，是不因对部分人的合法限制，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哪怕后者只是一位鳏夫、一位寡妇。
没有弄清救济品与竞争品有什么不同
再看竞争品奖品化。竞争品是人们通过竞争得到的商品。拍卖场上，你想得到某个古玩，就要以价格竞争。若由拍卖师无偿送给某人，那就违规了。岗位、职位、级别、上大学资格等也要通过竞争，优胜劣下。无偿送出，看似补偿了一些人，却也损害了多数人利益，丧失了公平公正。
奖品则是出于对优良行为的提倡，给予相应人的物质激励，如新疆出资3亿元奖励所有参加围捕暴徒的人员。我们无法想象当地政府给他们都行政晋升一级；给每人安排一个好工作；保送每个学生上大学。这是两个系统，不能相互杂糅。在奖励系统内，政府可以颁给他们荣誉、社会可给予他们各种资助，这是对他们最大的补偿，也是对优良行为最大的褒奖，社会受到感染，精神得到弘扬。奖励从来针对的都是少数英雄模范，竞争则是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以公平形式进行角逐的市场化行为。
政府部门之所以把竞争品作为奖品赠与某些人，既是他们没有弄清救济品与竞争品有什么不同，也在于过去大政府无所不管的惯性，在今天仍然有所延伸，其表现形式是：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被漠视；碎片化社会无法系统应对；政府以行政性指令包揽一切事务，最终破坏了公平公正。
世俗社会在中国的表现
是更加物质化而已
奖品世俗化相对容易理解，它是针对过去某些坐标而言的。新中国头30年，我们几乎所有的奖品，都是泛政治化的，无论你是先进生产者，还是公安模范，哪怕是结婚，其奖品（赠品）都附带着强烈的政治属性。比如，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等，是那时通行的奖品。
泛政治化奖品淡出后，纪念性奖品出现了。你被评为先进，单位会奖你一个大茶缸；退休了，工会会送你一面镜子，上面还都喷着红字：劳动光荣或退休光荣。改革开放后，泛政治化社会基本解体，但相应的公民社会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独大之后，中国社会便顺势演变成了世俗社会。世俗社会不是贬义词。只不过，世俗社会在中国的表现，是更加物质化而已。当各种活动依旧存在，那所谓激励，在物质化大背景下，其表现形式——奖品，就世俗化了。
救济品竞争化是我们把救济品的功能和属性复杂化，人为赋予了救济品额外的功能；竞争品奖品化则是政府独大、社会无形、市场经济没有起决定作用的结果；奖品世俗化是对泛政治化的反动。他们之间有的内在联系无非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边界不清。政府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便什么都做；社会仍是原子化、碎片化状态，言重些，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社会，这时，即便该社会做的，社会也不会做、做不起来；对什么是市场经济，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更遑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了。这便使得我们在处于国际化秩序时，少不了要在新与旧的碰撞中频露窘态。
本栏责编 / 永东 ddgrhyd@sina.com